我极喜爱“务林人”这一称谓。
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林业部长梁希先生曾留下一段十分有名的话：“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是新中国的艺人。”然而，“林人”这一词汇却未能广为使用。直至本世纪初，“务林人”之称谓应运而生，并得以延传。
正是它，引逗得几个尘封已久的名姓，从记忆深处跳出，在我眼前生活起来。
1969年，我在一所林场学校任教。学校里有一位校工，名唤王永新。山东人，大个头，只是腿微跛，这是他在当伐木工时采伐受的伤，落下残疾。当年采伐使弯把锯，老王是锉锯、掰料能手，又好自称“大伯子”，遂落得“大料掰子”的诨号。他爱下棋，我们便成了棋友。闲谈时知他有种习惯，每逢开春，都去林场附近的山坡植树，说是要将自己砍掉的树补回来。那时我初进兴安岭，阅历尚浅，不知个中情愫。日后眼界渐宽，生态意识渐浓，再品老王此举，不觉心动，便写成一篇小说，发表在《绿野》杂志上。主人公是一位要亲手补植自己从前伐过的树木的伐木工人。20多年后，竟真的有了一位名满全国的人物：马永顺。他便是一位这样的采伐工人。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接见他时称赞他，国家建设需要木材时，他是砍树劳模；当国家需要保护生态环境时，他是栽树英雄。2000年，马永顺从伊春林区来北京，我与他得有一面之缘。
20世纪70年代，作为当地报社的记者，我有机会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各处行走。在好几个林业局，我都遇见过一位老者，常常引起我的关注。有一次，我们在库都尔林业局招待所相遇，闲谈中才知他是林管局久负盛名的老工程师徐文学。那时他已年届古稀，在林业教育、科研岗位上工作了数十年，当年教过的学生，有的当上林业厅厅长，有的成为全国性林业行业报的首任社长，他却不减伏枥之志，仍在林业科研第一线上奔忙。
徐工是采运工程师，当时正在进行采伐方式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兴安岭林区通行的是照搬苏联的采伐方式：大面积皆伐。数十年过去，由于采伐强度远超更新速度，可采森林资源日见匮乏。面对这种情状，采运工程师们都在钻研新课题：改进采伐方式。徐文学工程师虽已逾退休年龄，却不惜老弱之躯，反复研究实践，提出一种新的采伐方式，名曰一次采育伐（或称采育结合伐）。即，将采伐与培育森林融汇于一次作业工艺中，他主张采伐对象应为“大、老、坏、胡、非、怪”。即大树、老树、坏树、胡子（老头）树、非目的树种及怪树。我们之间接触的时间长了，我对他的研究产生了兴趣，便为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稿件送有关业务部门审阅，意见却有分歧。有人认为这种采伐方式适合于复层异龄林，而林区开发多年，上述原生态的森林面积锐减，大兴安岭已成事实上的过伐林区。徐工的一次采育伐的推广意义堪忧——我的那篇报告文学也就搁置起来，未能见报。尽管如此，我敬重徐工锲而不舍，毕生坚守，不辞劳苦地为林业事业奉献全部忠诚与才智的人生态度，与他的友谊一直延续着。
1976年，在乌尔旗汗林业局五九经营所，我结识了另一位务林人。五九经营所距牙克石59公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始，在白俄、日伪掠夺式采伐后，留下的迹地上，一片人工林生机勃勃地生长起来，面积渐达百万亩。当年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张世军曾称之为东北内蒙古林区最大的一片人工林。林业部老部长罗玉川，离休前乘飞机巡视大兴安岭，飞临这片人工林海上空时，他动情地说，看见这片林子，我也就放心了。
正是在这片山林间，我见到了武伦佑。他早年毕业于扎兰屯林校，在这片人工林里倾注了他的青春和才智，那时他正值中年，任五九经营所所长，是林区著名的劳动模范。
武伦佑领我去看他们亲手培育的林子：近几年来栽植的松桦混交林长势很好。早年营造的落叶松纯林，已进抚育伐的树龄，路边有堆积的抚育伐得的木材，林内悬挂着木制箱式鸟巢，那是为引鸟防治松毛虫而设置的。林间隙地上有新搭制的景观台，武伦佑领我们上得台来，漫无边际的人工林如潮如海，绿波成阵，沁人心脾。引得我心潮起伏，归来立刻写了通讯《更加郁郁葱葱》。
10年后，我再来到五九经营所，往日的观景台已被长高的松涛淹没，我们需得登上山顶，方得领略人工林海新的壮阔。然而，这里已见不到武伦佑了，他已经调至库口经营所任所长。在他身边正生长着一派新的人工林的波涌。
不知应该感谢哪位智者，在“林人”前面加上一个“务”字，让千百万以林为业的人们拥有这样平实、厚重的称谓。这一称谓舒展着大地每一片新吐的绿叶，凝结了每株树木一圈又一圈明晰的年轮。在无限的时空中凸显出可贵的奉献与坚守，远见与承接，并且衍化出人生最难得的收获：从容。
（原载《中国绿色时报》2014年1月23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