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1日，是《林海日报》创刊61周年的日子。这份在大兴安岭林涛间生长起来的报纸拥有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与林区的开发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数十万大兴安岭的务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与《林海日报》的缘分始于1972年5月23日，那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林海日报》举办征文活动。我有长诗《阳光灿烂——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0周年》投寄报社。在5月23日出版的纪念特刊上，报纸以二三版联合版的形式发表了这首长诗。事后我才得知，时任报纸文艺副刊编辑的王昌珞为北京大学中文系1961届毕业生。当时，政教组负责人在分稿时取笑说，一个林场小学的老师写来篇楼梯式的长诗（那会儿，我在一所林场学校任教）。王昌珞接稿看过后说，这是林区多年来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并一手促成了这篇稿子见报，从而开始了我的笔耕生涯。我也因此对王昌珞怀有毕生的感激与尊重，尽力报答他的知遇之恩。
1975年，林管局党委组织部发出调令，调我到林海日报社工作。我所在的伊图里河林业局不肯放人。面对干部单位所有制的现实，报社当时的4位党委委员娄玉山、嘎尔迪、尚桂林、袁鸿祚曾先后来到伊图里河，与林业局交涉而无果。最后直至林管局党委为我这个普通干部的调动专门发了文件，此事方才得以了结。
报社领导为调我到报社工作的诚意及付出的辛劳，令我感戴不已，是他们帮我完成了我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次转折，成就了我进入职业生涯良性发展轨迹的最初转型。
我到林海日报社工作时，它已经拥有了23年的办报历史，不仅拥有娄玉山、袁鸿祚这些报纸创刊期便在这里供职的老报人，而且拥有一批从国内名牌高校毕业的大学生，如北大的王昌珞、杨春慧，南开的白慧敏，北师大的程志明（及后来的王恩光），形成了自己的办报程式和文化传统。
我从划版开始学习新闻业务，开始以“本报记者”身份写作第一篇消息和评论，写作第一篇通讯和述评，第一篇报告文学和调查报告，努力在最短时间内将自己锻炼成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身边的老报人则成为我最好老师。我从各位老报人身上不仅学到了新闻业务，而且还分得他们从业多年养成的好习惯：由于这份报纸是在颇为艰苦的环境中创办并发展起来的，报社同仁十分敬业，无论主客观条件好坏，对报纸都不肯苟且，特别是有一部分编采人员，自身条件远说不上优越，却勤勉努力，尽量在工作中砥砺和提高自己的生命价值，无论遇到何种坎坷，都不肯放弃。这给我以极大启迪，教会我决不苟且，不惧挫折，锲而不舍地在人生旅途中不懈怠、不后退、脚踏实地地往前走。
感谢《林海日报》为我提供了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条件。对我说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是我的第二所大学。如果说母校传授我以端正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那么“林海大学”则教我用心去体察生活，审视社会。让我懂得报人应该是观察家。他应该具有因学养和阅历，因磨砺和积淀而逐步成就的一双慧眼。而且每次写作都务必调动自己的全部知识积累和全部创作热情，让笔下的文字尽量接近客观规律性；并富有作者的自身特质。——这是《林海日报》为我树立的极致与目标，经过毕生努力也未必能够达到，我们都能享受到这种追求的过程，所以可称为终身教育。
在林海日报社，我还学会了选择与坚守。1980年，作曲家那日松主持呼伦贝尔文联的工作。那年元旦，他从海拉尔到牙克石，前来我家探望，热忱邀我去文联工作，并说专业创作或编辑刊物两类工作，任我选择。中文系的学生，谁人年轻时没做过作家梦？面对机遇，难免产生前往就职的冲动。然而经慎重考虑，在作家与记者两种职业间加以选择，最后天平倾斜于后者。谢过友人的美意盛情，毅然心平气和地留在林海日报社做报人。1985年，我奉调至林管局党委宣传部工作，职务也得到提升，并似乎还存在新的发展空间。但我感觉到报人比官员更适合于我的性格和志向。第二年，有了机会，便重新回到新闻行业（只是更换了一家报社）并且一直坚持到退休，再未曾改换新闻工作者这一从业身份。
忽然想起当年登泰山，经岱宗坊至一天门，有一碑刻立于道侧。碑文：登山必自。昭示众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登山须从此处开始。如果将人生的从业经历喻为一次登山，我的这一行程是从《林海日报》开始的。在我记忆中，还分明地留存着我以“本报记者”名义发表的第一篇通讯：《更加郁郁葱葱》，记叙的是大兴安岭上第一片百万亩人工林的情状。39年过去，这片森林已成参天大树，我也业已走完我报人生涯的全部途程。与当今报界的成名人物相较，他们身手矫健、步履坚实，早已过南天门，漫步天街，直抵玉皇顶，风光无限；碌碌如我辈，尽毕生之力，大概未及其半，聊以自慰的是，人虽驽钝，究及一生，却未敢苟且，未曾懈怠，一道道年轮密密匝匝地走过来了。总算没给报人这一称谓抹黑。而这一切，应该说均由《林海日报》所给予，因此，我不敢须臾忘记《林海日报》。
（原载《中国绿色时报》201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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