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武昌已经41年了，但我心中却长期贮留着一片绿荫。它恬静似水，高洁如云，无言地滋润着生命的年轮。这片绿荫依偎在蛇山脚下，用丛丛青翠环抱幢幢古色古香的楼房，面对彭刘杨路铺展下去数十级宽大的台阶，凭春风将阵阵书香散送到江城人的胸臆间。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湖北图书馆。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武汉度过的，家住解放路新华村。回想起来，那里算得上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武昌区最早兴建的居民小区。当时武汉的小人书出租业很兴盛，居民大院内便有两三处租书摊。我从小就爱书，常省下家中给的过早钱去租书看，似乎在上小学前就养成这种习惯。上小学后，听说省图书馆设有少儿阅览室。便约了同学和院中的孩子前往。果然，在图书馆少儿阅览室的窗口前，只要结成10人的小组，凭有效证件（如学生手册或学生证）就可免费借阅小人书。从此，这里便如磁石般吸住了我的心。或逢周日，或在放学之后，我便约伴同行，穿过粮道街，走胭脂坪，经古楼洞上蛇山。或在岳飞亭侧稍事停泊，或在抱冰堂内略作休憩，便沿一条下山小路绕到图书馆的大门口，踏过40来级台阶，进门右拐，便是我少年时的乐园——少儿阅览室。这间阅览室是所不大的平房，在院内几栋楼房的夹峙下，显得有些寒酸，但却又那样温馨，室内摆着两排长椅，并无书桌，借得书来我们便捧在手里看。混得熟了，管理员阿姨有时也允许我们到室外去看。图书馆院内花木扶疏，绿树成荫，静谧而安详，坐在树下石凳上读书的乐趣，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陶然。
那时国家对少儿教育十分重视，出版了不少好的小人书，许多大家都参与了编书和绘制，记得《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都得以改编，出版了成套的小人书。我便是在省图书馆少儿阅览室，从小人书上最初认识了这些古典名著。看过小人书后，便找人借了这些书的原著来读，因有小人书的基础，虽然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居然也将这些大部头的书读下来了。到四年级，如逢了雨天，体育老师就让我给大家讲故事，讲《西游记》、《封神演义》和《水浒传》，我记得《西游记》讲过的是平顶山莲花洞，孙悟空斗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一段。其他的我就记不得了。去省图书馆借书必须有10人组合，因此结伴很重要，自然也有借阅时现场凑合的，然而多数时间都是约伴同行。伙伴中，有长我几岁的，其中有一位姓姚，后来考上武汉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也有小我几岁的，其中有一位就是现任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著名作家胡发云。
1957年，我考入湖北省实验中学。读初中时，在校图书馆当学生管理员，看书方便多了。往省图书馆跑的次数减少了。但星期日仍有耐不住兴致的时候，便跑去在期刊阅览室内翻杂志。记得爱看的是《旅行家》、《新观察》和《文艺学习》。而就在这里我见到了新创刊的《诗刊》第一期。主编臧克家先生习用30年代旧制，刊物不切齐（毛边）发行。因不合时宜，第二期就改成了现在的样式。那期《诗刊》竟成了珍本。
读高中期间，我在班里任宣传委员。除了进行常规宣传活动外，我还想办法在省图书馆办了张集体借书证（可见省图书馆当年为读者服务方式的多样化）每次约可借40册图书，借阅期为半个月。我每月跑两次省图书馆，借书回来再分借给同学们。大家阅读热情高，我也就有动力坚持下去。数十年后，同学们聚会，还有人记得高中时代从省图书馆借书的事，说还是那时读了几本好书。我自己也有同样感受。有几本对我产生毕生影响的书，也是当年从省图书馆借来读到的，如王士菁先生的《唐代诗歌》、苏仲翔先生的《李杜诗选》、冯至先生的《杜甫传》。这些书因借阅后受益匪浅，便想方设法跑旧书店去购得，保存至今，不时翻阅，对我的学习工作产生不少影响。
1963年我离家北上求学。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北方工作，再无缘重返家乡去湖北省图书馆品味书香，然而在这座图书馆里自少年时养成的爱书、读书的习惯，却伴随我度过了漫长的时光。不论是办报、教书，还是写作，图书和图书馆都在我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都给我以莫大的帮助。而读书给我带来的乐趣，丰富了我的生活，乃至于生命。为此，我感激少年时养成的习惯，感激在帮我养成读书习惯中起过大作用的湖北省图书馆。
现在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图书馆在人们学习生活中的位置似不如从前重要了，人们的图书馆意识也日渐淡漠，似乎抵挡不住麦当劳意识、酒吧意识的冲击。我有幸结识湖北省图书馆的馆长胡银仿先生谈及图书馆事业的艰辛和欢乐，又逢该馆建馆100周年，约我写点文字。于是便有了这篇小文，为表示我对家乡图书馆的感激之情，也为强化国人图书馆意识尽一份薄力。
（原载《中国绿色时报》2004年2月5日并收录湖北人民出版社《精神家园湖北省图书馆一百周年》2004年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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