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管又添几度春

写作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投稿是又一种乐趣。

我对写作的爱好，初始于1958年。那时我念初中二年级，学校开展“千篇文章万首诗”活动，大家都写诗，我也写。后来汇集印行了一册《红领巾诗抄》，选登我写的8首诗，激发了我学诗写诗的热情，便坚持下来，并养成习惯。学生时代竟写满了好几本日记本。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兴安岭林区工作，在林场学校任教，每日间读书，也写作。用以丰富精神生活，当属自娱自乐。1972年，逢当地的报纸《林海日报》举办征文活动，便将日前写好的一首长诗投寄报社。这首诗不仅顺利发表，并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有了这一鼓舞，我的写作兴趣更见浓郁，并且开始向报刊投寄稿件。于是写作有了新的功效，由自娱自乐转为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而看到自己的诗文得以发表，由钢笔字变成铅字，那种乐趣，更使生活添了新的色彩。

做撰稿人，自由投稿的乐趣还在于，本人并不能确切知晓寄出的每篇稿件的命运，各家报刊社因地域和人文背景不同，多有对稿件的不同要求，各位编辑人员也因出身修养、性格差异，亦有各自的选稿标准。因此，投寄的稿件能否得以刊用，除作品的本身质量高下之外，还有许多难以预测的因素。然而，凡事均有其潜在的某些规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虽然稿件寄出后的期盼、等待的心情依然如昨，但初为自由投稿者的茫然却逐渐淡出，依稀对各类报刊和各位编辑的好恶取舍积累出了些许领悟，投寄出的稿件的命中率有了显著提高，作为撰稿人的自信和乐趣亦日渐增强。熔炼出由被动的园囿中升起的些许主动而握的感受。此种体验最明显则产生于1982年。那年夏天，我竟在数日内写出60多首诗。这些诗作分寄十数种报刊，上至《人民文学》、《星星》，下至各省、市（地）主办的媒体，在年底前大体都刊发问世。成为我此生数十年间从事业余创作所获得的唯一的高潮期。其间的畅意，空前绝后，再无力复制，竟成绝响。那时，许多报刊的编辑都保持了优良的传统作风，颇具亲和力，稿件能否刊登会知会作者，其中刊印的退稿件自不足珍视，然而有的编辑亲笔回信，与作者交流互动，却令人获益非浅。在我数十年间的投稿生涯中，便遇到过不少这样的好编辑如《林海日报》王晶珞、《内蒙古日报》李世琦、《北京晚报》李凤祥、《光明日报》蔡毅、《经济日报》李洪波。他们分别毕业于北大、南开、武大等名校，具有良好的素质和文化修养，都在文艺副刊编辑的岗位上长期工作，好几位后来成为他们各自工作的报纸的领导人。我们因投稿而相识相知，成为朋友，并将友谊延续至今。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获益良多，堪称人生幸事。

近年，为《中国绿色时报》的《生态文化》专刊写了十多篇文字。2014年底，编辑约我撰文谈谈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体会。于是便有了上面这些文字，算是全文的开篇，行文至此，该切入正题，我却犯了踌躇：我在林业系统工作、生活的38年，便是我从事写作的38年，其间林业文苑曾经流行过不同的名号，且以林业文学和森林文学影响较广。我虽属林业行业里文苑中人，颇不以为然。原因在于我向来不认为文艺可以按题材（即反映对象）而分成门类或流派。社会上何曾有过渔业文学、建材文学或沙漠文学、江河文学的提法？按照文学分类理论的说法，定规标准多以风格为依凭。当代文坛上的白洋淀派、山药蛋派和文学史上的公安派、桐城派，均大体如是，比按题材来分类易于被学界认可。

至20世纪末，林业文苑中出现了生态文学的命题。生态，作为一种文明形态，一种文化系统的名称也在社会上得以广泛的认同。“生态文明”一词的内涵过于宽泛，非本文可以论及；而“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名称，我认为当属中肯。凡文化能成系统，一般应有其权威理论并拥有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和技术体系。生态文化便具备上述特质，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生态论理学、生态哲学、生态法学等学科门类与绿色食品、绿色家电、绿色交通等技术门类。生态文学作为生态文化品类中的一种，以生态为纲，文学为常，是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命题。至于生态文学内涵的界定，似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范畴。我是务林人，终生以林为业，林业发展状态和务林人的生活，应是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切入点。产生的作品具备的生态理念和生态价值则取决于本人生态意识、把控社会生活能力和文学修养的高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林业的生态价值逐渐突显，林业事业的发展轨迹逐渐贴近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其间产生的文学作品，只要忠实于务林人的社会生活便会从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不同层面反映（或折射）其历史的真实，在生态文学创作中显现出不同色彩和自身价值，逐渐丰富着生态文学领域的内涵。荣幸的是：我数十年间“爬格子”的产物，得以溶汇其中，淡处一隅。

不过我却并无成为一名生态文学作家的奢望，原因在于：虽然1980年，我已取得省级作家协会会员资格，《中国网络诗歌史编》内蒙古诗人名录中也给了我一席之地。但数十年来，我的文学创作纯属业余活动，当属业余作者之列。我的职业身份为一介报人。我珍视在新闻界职称评定中获得的高级记者的职称，而从未巴望去作协系统内去评个×级作家。另外，既为作家，多难以只将自己的关注点局限于某一范畴。我信奉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只写我熟悉的人、写我熟悉的生活。遗憾的是反映林业题材的诗作，真正产生了全国影响的名篇，并未出自林业文苑中人之手。脍炙人口的《林区三唱》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偶得，人们决不会因此便称其为林业诗人或生态文学作家。1986年，林业部曾授予四川诗人傅仇以“森林诗人”的称号。那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事，文艺家未必会作如是观。

环顾此生，我也有从事“专业”创作的时候，那是我退休之后的事。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无案牍之劳形”；得了闲适，陪伴了我数十年的爱好和习惯：写作，便兴冲冲赶来填补生活中大段大段的时间。我恢复了青年时代的生活情态，重新又做自由撰稿人。2012年末，一次偶然机会我开始为《生态文化》供稿，这个专刊就成为我依托的重要园地。我用文字记述我们这一代务林人亲历的生活，如果这些文字为他人提供些许有所补益的内容，将给我以莫大欣慰。而写作与投稿给我晚年提供的双重乐趣，不仅充实了生活，延续着寄托，甚至可以说得以治病救命，篇篇文字宛若给自己开的药方——不知诸公是否相信，反正我信。有诗为证，正是：

乐为松下属文人，寸管又添几度春。

老来渐觉桑榆晚，故借梅花一缕魂。

（原载《中国绿色时报》2015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