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界到港岛

今天去香港湾仔看书展。坐地铁从大学站出发，到九龙塘，不用出站，随着人流漂到观塘线，然后从曾经无数次在香港古惑仔电影中听到的“旺角”下车，倒车到金钟。从旺角到金钟这段路，会感到几分凉意，因为这是地铁是从海底隧道穿过的。但是因为里外包得严严实实，除了有温度降低的感觉，不会有被海水挤压的感觉。这段路过了之后，就算是从新界穿过九龙，走过海道，到了香港岛，简称港岛。为什么要这么泾渭分明地说呢？因为100多年前，英国佬割去了港岛这片土地，新界是后来租借给他们的。记得一位香港老人和我一起走过尖沙咀的老火车站，快到天星码头时，站在高高耸立的老钟前面说，这块地啊，是人家英国人的，到了今天，还立在那儿，不仅仅是他们的荣耀，也是我们子子孙孙都必须铭记的教训，我们曾经被人家欺辱过。相比而言，新界是与深圳罗湖连接在一起，后来发展起来的一片乡野，即使到了今天，也有人戏称我们在乡下读书。

到了港岛，有种进入闹市的感觉，人人步履匆匆，车辆也快了不说，好像很多车子有某种预谋一般，突然从天桥下面串了出来，把整个大街点缀成活动的“游龙”。可能受南粤文化的影响，很多景观都不由自主的与龙啊狮子啊联系起来。车水马龙的闹市，两边都是直立挺拔上百米高的大楼。抬起头，看不到顶，不觉有种眩晕，生怕一阵风来，把那历经风雨的大楼吹掉下来。似乎有些杞人忧天，可能是没有见过这么巍峨的建筑，密密麻麻的样子，真怀念自己家乡那大大的庭院和宽敞的平房、宽大的热炕。

到了金钟，还不能着急出站，因为看书展，最便利的还是去湾仔站。从金钟到湾仔，再过去就是铜锣湾，这条线一直通到柴湾，港岛的另一端。从湾仔下车，就已经感觉到了书展的影响力。怎么说呢，香港人比较喜欢扎堆。我曾仔细思考过，为什么香港人这么容易凑热闹。如果说是英国佬的殖民习俗残余，那就有些离奇了，因为英国人是绝对的个人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后来我弄明白了，是因为金融都市长期跟股形成的新习惯。香港人的发展，纯粹就是从股票的突飞猛涨中获利而一夜暴富的，那些受益者，更加“欲壑难填”，没有赶上机会的人，更是紧盯双眼，希望下一轮发财机会的桂冠掉到他头上。因此只要有个如此这般的机会，香港人都会忙里偷闲，出来看个究竟，体验自己参与的主体能动性。

参加湾仔的书展也是一样。还没有出站，前前后后都已经为人所困，人潮涌动，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摩肩接踵。因为甲型流感的迹象犹在，我自己先是胆战心惊地戴着口罩，不过我也看到很多人草木皆兵地把自己包裹着。即便如此，参加书展的愿望不能因为可能致命的病毒阻挡。所以，在经过湾仔大桥到书展的路上，稍微转身看过去，五颜六色的口罩在人头攒动中，形成了许多不断组合的马赛克拼图。

走在这条大桥上，路两边不时会有人递过来一页广告，什么洗澡啊，按摩啊，乱七八糟的东西，让我看了就火冒三丈，但是再看看那些凌弱的发信息者，他们不是失明，就是失聪的弱能人士。这是他们维生的方式，我们何必拿其当回事儿。也有人会递过来什么健身房的年票，餐厅的折扣券。当然也有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很多人会拿曾经逝去的人来作为幌子，企图谋财获利，这是不可接受的。

走过天桥，因为熙熙攘攘的人群已经让我精疲力竭，汗流满面。于是站在大桥的这一段，一边休息，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不知道是为利而去，还是因利而回呢？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一种制度里面，也生活在一套文化系统里面。从生下来，我们就在文化、社会的熏染下成长，同时自己也在自觉不自觉地作出各种调试，在这些多重因素多层级的影响下，把我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呢？不妨走到镜子前面看看。我要说的是，因为这种情况，我们都无意识地对进入视野的事象做出判断。比如一个比较肥胖的女人过来，很多人从眼神中就能看出一些对这位女性的不满。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当下这个环境这些人当中流行消瘦。因为那个女性的庞大，人们就会更为离奇地认为，外表不好的女人智力就应该低，于是就容易滋生一系列的误读。把一个正常刻苦的学生因为话语镇压而半途而废。

香港人怎么样？人对异地异文化的想象，往往是来自不同的信息源。就是这些信息源，往往左右着我们对一个群体、一个地方、一帮人的看法。这些似乎平淡无奇的看法，威力无穷，有时候可以左右我们，产生固定不变的看法，甚至伤害人。

人的触角是很灵敏的。当进入一个新环境，初来乍到，人用灵敏的触角去探索周围，去感受新环境，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在原来生活的地方，时间久了，把周围的一切都认为是必然或者当然的存在，而且这些存在会被当地人看成既定的法则。这些法则被墨守成规地实践和运行着，从来没有人去怀疑它的真或假，也没有人去挑战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它本身的无意识出现，给触角灵敏的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调适，还有毫无置疑地接受。在兰州生活习惯的人，早晨起来一碗牛肉面，一个茶鸡蛋。若不够，再加一份牛肉，或者一个大饼。这种习惯性的早餐，兰州人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人去探询，究竟从哪一代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吃法，似乎没有必要，一种习惯，长期被实践，自然成了一种为众人所接受的方式。当然，北京人有自己的豆腐脑，东北人有卷大葱。这些本土文化往往在本地，因为没有遇到可以对比的，常常觉得没有什么奇怪。可是一旦到了异地，差异就马上表现出来了，因为对故地的适应和习以为常，对新地的感觉反而就有了一种抵触，最轻微的就是去调适。强烈一些的，就会因为这种差异性而怪怪地生出某种厌倦、厌烦。很多人都会问，怎么回事啊？出门就感觉难受。不去想，就感觉是外在环境在起作用，其实呢，因为人本身的位移，外在自然环境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核心，其实质还是来自人所在的环境印套在人身上的生存法则在起作用。

我是一个习惯了在北方生活的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气候干燥，人们以面食为主。祖祖辈辈都喜欢南河滩小二桥那边的羊杂碎。习以为常，虽然油腻，但是这种感觉正好迎合了干燥的天气。在外面人看来难以下咽的羊内脏、干蹄子、硬舌头，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不说，还有了瘾，一顿不吃，浑身不适。到了南方，可是另外一种大相径庭的感觉。南方人早餐吃什么我还真不好讲，初来乍到，四处陌生，即使过了两年，仍不知。香港这个地方，应该说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英国不仅在此埋下制度，还把许多生存法则置入人的大脑。很多西点玩意儿都被香港人有意无意地实践着。吃饭的规则倒是没有什么，香港人的客气和礼貌，我想绝对不是英国佬的习惯。

从拥挤的街道走过，一位长者，老态龙钟，拉着一个木箱，嘭！撞了一下，他很自然地说一声sorry，不假思索。闻者和颜悦色，更是客气，马上微微鞠躬，双手合十，对不住了，请原谅等等的话就出来了。两位因为这么一撞，不是立刻大骂互相攻击，而是恭恭敬敬地道歉。不习惯的人还以为彼此作秀，知道的人都习以为常，因为他们的确是这么生活和处理日间事务的。一夜台风过去，整个马路上都是断枝残叶。几位劳工细心清扫，慢慢走过去，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儿，抬起头微微一笑，再轻轻点点头，让人感觉惬意而舒服，人啊，怎么就如此客气与和蔼呢？有一次，从电梯走上去，人们都很是规矩地靠右站着，一个个缩着身子，生怕不小心挡了路。万一碰着，立刻道歉，给人一种自我歉意。去买东西，收银员小心翼翼，数钱结账。完了，把开销的内容整整齐齐清清楚楚地拿给你看，然后微微鞠躬说，木杠塞（广东话谢谢）。这些客气从来都不会让人感觉矫揉造作或者虚假绵延，毕竟他们把客气当作工作中的必然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