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东方贸易

南中国海仿佛成了中国的“内海”，华商网络成了这一片经济圈的支撑，漳州商人是这个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群人。

同样因为季风，在亚洲一个影响广泛的贸易圈形成了。

15世纪，亚洲的印度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活力和最繁荣的地区。

这时无论是穿过波斯的陆上路线，还是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波斯湾路线，因为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抗衡状态而日渐衰落，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形成一个新的世界贸易地点。

曾经扬帆世界的阿拉伯和波斯海员——那些水手辛巴达们让位于印度人。

东南亚贸易活动比原先活跃起来，一系列小国分享那一带的政治权利。

权力分散的结果意味着商人们有了更大的往来自由。因为交纳了一笔不菲的管理费用，那些从中获利的统治者也乐于支持他们的存在，商人们或多或少有了些话语权，居然也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漳州海商在东南亚的活动由此进入活跃期，和他们一起贸易的有缅甸人、爪哇人、暹罗人、琉球岛民和来自古拉特的印度人。

一般情况下，他们从自己家乡的港口城市出发，当然，要避过官府的追查，花十几或几十个昼夜时间到达彼岸，把瓷器、丝绸或者铁器送到那儿，换回一船船的苏木、象牙或者胡椒。然后，有很多人便在那儿滞留了下来，娶番女为妻，成个家庭，生些子女，两边奔波时有个照应，渐渐地也把那边当了家。

南亚和东亚是世界最著名的季风区，冬季吹来的东北风和夏季盛行的西南风，会使这一片海域的表层海水在风力的推动下形成特定方向的洋流，有时候，它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0.9～2.8公里。

冬季来临时，我国东南沿海盛行东北风，受其影响，近海沿岸洋流方向由北向南，海水从长汀口一路流到爪哇岛，成为一条下南洋的天然航线。

冬季，便是漳州海商前往东南亚贸易的旺季。冒着凛冽的海风，成群结队的漳州商船顺着季风推动的洋流飘向南洋。

在海上，如果遇到海盗船，这没什么，因为他们一样有武器装备，可以作战；如果遇上大明舰队（郑和之后，一些小舰队依然在南中国海面巡航），那就远远地避开，因为他们是非法的走私船。如果再往前，那可能就会遇到装备落伍的爪哇海军，那就意味着目的地快到了。

与漳州海商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有一大部分集中在这一地区。

如果有人想继续远航，前往波斯、阿拉伯人活动区域，航线将越过马六甲并继续向西南拓展，进入印度洋。这时，受东北季风和季风洋流影响，贸易船依然顺风顺水。

夏季，印度洋盛行西南季风，季风洋流也随即调转方向，此时，中国杭州湾以南，东海、南海的沿岸流与外海暖流汇合一起，自南向北流动。

这时候，是漳州海商回航的季节，商船随着季风调转方向，满载的商船又开始成群结队驶向自己的家乡。

季风洋流，把成千上万的漳州海商送了出去，然后又在隔年的夏天，挟着一股暖意把他们送了回来。

仿佛是天地间最为美妙的一件事，冬天，人们向着日光充足的方向肩航，季风吹到哪里，人们就把贸易做到哪里。

等人们想家的时候，夏天到了，风改了个方向，船跟着转了个头，人们扯片帆便可以回家。

就像那春夏秋冬决定生长发育周期而最终孕育的黄土文化一样，季节变化养育了善于航海的一群人，使他们拥有以大海为田园，视异域为家乡的胆识气魄。

许多年前，那些亡同的商人，是不是就这样：靠着一叶孤舟，被季风洋流一路挟裹着，登上了美洲大陆的土地，成了印第安人的祖先？不知道。这是一个遥远而美好的传说，通常被解读为人类异想天开的本性使然。

但是，那些曾经被阿拉伯人和西方人视为商业秘密的季风和洋流的规律，终于在15世纪，让两个半球的人走在一起并开展新一轮的“全球化”的时候，传说似乎开始有了现实意义。

季风洋流带来的旺盛的民间贸易活动，在当年被视作非法。封建王朝所能接受的对外贸易是朝贡贸易。

大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直坚持古典的朝贡贸易。在中国历史上，它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有轻商的传统，虽然在部分时候，政府也支持有效控制下的商业存在。所以，朝贡贸易始终存在，并成为皇权国家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广州因为国家控制和支持，成了唯一对外开放口岸，外国人可以通过这个口岸合法地进行朝贡贸易。

明王朝为了维持与海外贸易，通常要求海外国家以朝贡的形式，由官方组织商人来华贸易，其人员由市舶司接待，随船附载的商品，由市舶司统一清点转运，然后由官府设立牙行，与百姓交易，称之为“互市”。

作为特殊的商业行为的执行人，海外贡使许多是商人。幕府时期的日本，它的朝贡队伍一般设正使、副使、属座、士官、通事若干，另有部分随行商人。后来，朝贡形式发生了变化，朝贡船干脆由商人承包，商人转而成了朝贡贸易的主体。

朝廷对海外贡使有严格的限制，有的两年一贡，有的三年一贡，有的更长，竟然十年一贡。贡舶必须在指定的港口卸货，贡舶的数量、贡使的人数，有详细的规定。贡使从规定的港口登岸，在政府官员的护送下一路风尘仆仆地到京城朝觐皇帝，然后返回口岸，中间要经过许多衙门，礼节和手续不胜其烦。但是，皇帝陛下“怀柔远人”，尽管海外贡品大多不过是一些当地土产，回赐却十分丰富。据说，有一回日本贡使不过带来11种贡品，除了3幅贴金屏风略显大和民族的品味外，其余一概稀疏平常。但他们带回家的宝贝，装满60只大箱子，包括100匹以上的珍贵衣料，足足300两的白金，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具、摆设、玩好、织物、毛皮，东西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因此，贡使并不太在意个人行为是否关乎国家荣誉，“争贡”事件有时是会发生的，谁会轻易放弃这么诱人的利益呢？

在朝贡贸易方面，明王朝持鼓励态度，不仅为贡使放宽限制，免于征税，浙、闽、广三地还设立三市舶司。因为贡使日益增加，各市舶司又分别设立来远、安远、怀远等驿站，以接待外国商人。

明朝通过这种国家控制的朝贡贸易一般可以获取高额利益，但是，这种贸易体系在显示皇家威仪方面作用更甚于贸易作用本身。相对一个泱泱大国来说，朝贡贸易的商业贡献微乎其微。

无论如何，宋元以来，中国的航海业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古典的朝贡贸易在王朝的强盛期一度被激活。随着季风洋流形成的航线推动着私人贸易船的同时，一个个中国商业聚落在这些航线的口岸播撒成功。最先，是在爪哇北部，然后又珍珠链般地展开，从西边的马来西亚和苏门答腊到东南的东帝汶再到西北边的菲律宾，整个区域形成一条优美的弧线。当郑和船队到达马六甲时，他们发现了在那里的漳州人聚落。

在印度洋，中国的商船队也在那里追波逐浪，在那里航行的人，有时候分不清楚泉州和漳州，这是两个相邻的城市。在整个宋代，泉州港被阿拉伯人和法兰克人称之为刺桐港，是中国最重要的口岸。马可·波罗在13世纪造访这地方时，这个港口聚集着所有从印度来的商船，拥有庞大的货物、宝石、珍珠和胡椒的吞吐量。但是，随之而来的明中叶因为私人贸易的勃兴，漳州的口岸正在取代它的位置。

在1405～1433年这段时间，中国政府先后7次派出船队深入到印度洋，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壮观的远航。其中有几次，分舰队至少是到达了亚丁湾，甚至可能到达东部非洲海岸，舰队带出去的是皇帝所展示的威仪，带回来的是他感兴趣的礼物、贡品和奇珍异宝。支撑起这次远航的，还有雄赳赳的上万士兵，而主持这些远航的是宫廷宦官郑和。

事实上，除了朝贡贸易，这个时候中国政府无意于利用别的渠道同外国做生意，原因也似乎合乎情理：以一个看起来还算强大稳定的国家体系作为后盾所产生巨大的经济能量和国家财富，只能让其他的地区望其项背，即使这个时候的印度次大陆和欧洲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

所以，这一系列的航海行动和西方国家不同，这些人的出航并不是出于一般的军事目的和商业意图，也没有致力于去创建一个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权。那些满载中国皇家威仪的舰队在大海上劈波斩浪，对整个历史而言，不过昙花一现。几十年后，这7次由官方组织的威武的巡航的影响便几近消亡，川流不息的自始至终还是那些民间船队。

这时，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商业世界，已经对中国开放。尽管政府组织的探险活动在1437年突然中断，就像它开始时一样。作为中国政策主体的抑商政策和排外态度将一直延续到19世纪。

正因为如此，在中华帝国的边沿——马尼拉、暹罗、马六甲等地适时地形成中国商品的海外交易中心。

但是，皇家秩序和中国港口的商业惯例并非相辅相成，政府或许试图把商人圈禁在国内，就像他们实施了若干年后依然行之有效的保甲制度一样。

但是，南中国海的贸易也成为开放的新兴地区的一个部分，与之相适应，中国东南沿海——福建、浙汀、广东……一个经济繁荣的新月地带正在形成。

15世纪，远离中国的藩属琉球王同步人人们视野。此前，与中国的朝贡体系有关联的那些国家——暹罗、苏门答腊、满刺加、朝鲜、爪哇、日本、交趾、占城……琉球最为贫弱，由于海禁，他们在中国和日本、马六甲之间的贸易，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他们黄金时期。撑起这个时代的，是来自漳州河口的商船。

这个时期，中国在海洋王同中的地位无人能及。商人们把航海贸易做到印度次大陆。同时，大批已定居东南亚的中国人，把航海贸易又做回中国。作为他们“附舶”的，有时是那个地方的商船。

季风洋流，送走了一艘艘中国商船，也送走了一群群中国商人。

一个个中国人的聚落，如同一串美丽的珍珠链，在这些区域一路跳跃，形成了一个经济圈。被这条珍珠链圈起的是今天我们所认识的东海、南海和黄海。南中国海仿佛成了中国的“内海”，华商网络成了这一片经济圈的支撑，漳州商人是这个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群人。若干年后，这一条珍珠链成了一些大国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

这就是，欧洲人到达前亚洲贸易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