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逝的岁月里，这些战功赫赫的城守护着传统的农耕生活，以花岗岩般严厉的面孔随时准备将外侮拒之门外。作为当时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对祖先土地的信仰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当王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向浩瀚的大海时，下意识选择的，通常是城，而不是船。
15世纪新航路被发现，揭开海洋时代的序幕。到16世纪，海洋贸易打破洲际阻碍，世界的经济互动开始打破传统模式而具有全球意义。东南沿海航海势力以漳州海商为主体，走到前台；欧洲航海势力——葡萄牙东进亚洲水域；同时，日本的航海势力扬帆南下。几股东西方航海势力在中国东南海洋区域奔突冲撞。烟波浩渺的洋面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和银元的脆响。
当最具有海洋精神的一群人推动着中国成为海洋大国的时候，中国却遭遇到最不具备海洋精神的时段。
来自内陆安徽凤阳的一个破产农民子弟、皇觉寺的托钵侣僧朱元璋带着同样来自内陆省份的子弟兵取得了这个国家政权之后，宋元以来已形成的东南海洋社会经济圈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这个时期，大明王朝的皇家秩序是海禁。
明朝立国之初，昔日割据一方的张士诚、方国珍残部遁人海岛，对王朝统治的威胁似乎依然存在；而东瀛岛国也进入混乱的战国时代，在1392年南北朝统一后失去领地的九州岛豪族开始以海为家，过四处劫掠的生活。15世纪，他们越过洋面南下，侵扰中国与朝鲜沿海，这就是为祸大明王朝和朝鲜李朝的“倭寇”。这两股力量，往往合流，相互勾结，一路攻杀，自辽东、山东到闽、浙、粤的滨海地区，年年如此。对于一个大陆帝国而言，这些骚扰并不构成对王朝统治根本的威胁，但是，来自两淮的这群新王朝的统治者，对于这些来自海洋的骚乱，近乎本能地断然采取激烈的反应。
他们必须用管理陆地的方法，来管理海洋。
既然保甲制度圈住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们跃跃欲试的雄心，那么维系王朝统治的方略必将延伸到海洋。
即便到了若干年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夺取了侄子在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地位之后，他所派出的那支宣扬皇威的巨大的舰队，依然保留这个陆上强国的全部海洋理念。
当永乐皇帝朱棣向印度洋和太平洋派出强大的舰队时，他的舰队指挥官郑和突然面对的是空荡荡的大海，欧洲人还没到达这里，所以，他合理地错过了一次东西方的历史性遇合，因为，皇帝需要的是宏大的政治理想下的朝贡贸易。
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朱元璋命令靖海侯吴桢籍、方国珍旧部和宁波兰山、秀山船户11万人，编入各卫军，严禁濒海民众私通外国。
洪武七年(1374)，明、泉、广市舶司悉数关闭。
洪武十七年(1384)正月，信国公汤和巡视闽、浙，禁百姓人海捕鱼。自登、莱至浙沿海筑59城。
洪武二十年(1387)，汀夏侯周德兴到福建，又筑16城。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又下诏，禁止民间用番香、番货，限3个月内销尽。
今天，漳州沿海由北而南，镇海、六鳌、悬钟、铜山4座军事要塞——明王朝汀夏侯在漳州滨海构筑的第一道军事防线，无言地在21世纪的阳光下展露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海洋之痛。
在侵临大海的突出部，黑色的玄武岩和花岗岩托举下，那一座座曾令泛海而来的贼寇闻风丧胆的卫城，壮硕、阳刚、傲岸，仿佛是一群军容严整的老兵，虽然风沙磨走了岁月的模样，却依然坚守在岁月长河里枕戈待旦。
在流逝的岁月里，这些战功赫赫的城守护着传统的农耕生活，以花岗岩般严厉的面孔随时准备将外侮拒之门外。作为当时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对祖先土地的信仰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当王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向浩瀚的大海时，下意识选择的，通常是城，而不是船。
大明，这个秉承了前朝优秀的航海技术的帝国，统治者似乎天生与海无缘，帝国大得足够让一群马背英雄纵横驰骋。这种大陆思维主导的意识形态，至少持续到下一个王朝行将结束时，才开始改变。
大明律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丝锦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走漏事情者，斩……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往番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远充军……
海禁，这是中国海洋政策的一个巨大变化，在此之前，中国的政策是向海洋开放的，并在宋元时候，迎来航海业的巅峰。
新主人大明王朝却似乎热衷于做一件泽被子孙的大事，在北方边境修一道长墙，在东南沿海也修一道长墙，把所有的人圈在其中，这一切和万世汀山、子女玉帛，都是夸耀天下的财富。
而这一切的主人，就像一个步入暮年的家庭长者，身体壮旺，性格偏执，坐拥天下财富，警惕他人染指，包括那些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儿时伙伴、逃往大漠的蒙元残余和令人不悦的海岛诸夷。
曾经欲望燃烧的洋面突然遭遇到严冬。
那些中国最了不起的航海发明：罗盘、尾舵、多重桅杆，因为超越秩序，只能留给欧洲人去做地理大发现的航行，让哥伦布登上了美洲大陆，让麦哲伦越过好望角，让欧洲人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
为制止民间海外贸易，地方官员往往把奇思妙想发挥到极致。景泰四年(1453)，一个叫谢骞的漳州知府，下令在月港、海沧随地编甲，本地人户，五日一点校。所有违制大船，一律拆散。海面上飘荡的那些五尺以下小船也要由官府打烙印才可出航，朝出暮归，犹如农家。
成化七年(1471)，龙溪商人邱弘敏，前往满刺加和暹罗贸易，那是一次收获满满的旅程，船上甚至还载有暹罗王后赠送的珍宝。但是，不幸却发生在归航中，在家乡的门口，他们被官军捕获，除了当场杀死外，跟随邱弘敏的29个人被处斩。随着大人上船的3个孩子，因为年幼，充军到广西边卫。那个曾经随邱弘敏出入暹罗王宫、安享过富贵荣耀的妻子冯氏，成了大明功臣的奴仆，开始了她供人驱遣的日子。
成化八年(1472)，29个龙溪商人在海上遇风沉船，被官军捕获，除病死牢狱外，14人被处斩。
15世纪，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世代以海为田的人们来说，似乎是一个前景黯淡的世纪。
这个世纪，北方长城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姿势雄立，一个心怀远大的宦官率领上万赳赳武士，正在向海洋做告别演出，在整个东方，那色彩斑斓的舞台上上演的那一出海洋神话雄壮而近乎虚妄。
统治阶层的自高自大和对异族的疑惧与排斥，改写了一个秉承伟大文明的优秀民族的全部想象力和财富理念，那些经历过童年的饥饿与战争忧患而后渴望安享太平的帝国首领的潜意识，正在阉割一个走向开放的民族的灵魂并最终一点一滴地抹灭他们分享未来世界荣光的雄心。
16世纪成了一个航海大国的拐点。
一个国家在走向全盛时期突然告别海洋世界舞台，在后世的一片愕然中留下一个巨大的悬念。
在郑和的航线上，那些充满未来的光荣与危难的道路，留给了民间商人英雄。
两个世纪以后，当中华帝国的大门被西方海洋国家的炮火轰开，人们开始意识到，海洋，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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