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朝廷允许，他们乐意作一个体面的商人，用丰厚的奉献，换取一家的平安；如果君王寡恩，他们将泛海而去，追波逐浪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当他们企望与朝廷建立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时，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往往不是乌纱、不是田地，而是贸易的自由。
并不是所有的贸易热情，都将在皇家秩序下窒息。
尽管在16世纪来临前，大明王朝正迎来她的盛世光芒。
在它的东面，是浩瀚的大海，这片海域上游弋的，只是一些小帮国的帆船；在西北，那是曾经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的后代帖木儿的领地，它已经向明王朝朝贡；再往西，曾经辉煌的东罗马帝国已经崩溃，那个神话般壮丽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成为土耳其人的新都；遥远的欧洲，还没有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宗教纷争和战乱，使它四分五裂，黑死病曾经夺去它的大半人口；而印度已经衰落千年，在那里，一些勤奋的商人，正在营建一些离散社区，不久，它将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
在新世纪曙光到来之前，整个世界似乎有些差强人意。
而亚欧大陆靠近太平洋的这块广阔的土地正在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和帝国精英的带领下，闪烁出农耕文明最耀眼的光芒，富庶、强大、势不可挡，正如那支伟大的郑和船队的横空出世。
此时，皇家秩序因为强大，不容动摇。
令人惊讶的是，千百年来一直默默地生活在中华版图和王朝政治权力边缘的一群人，却在这个时候被国家权力阶层视为心腹大患。
横亘在这个国家从农业文明走向商业社会的那一道藩篱——皇家秩序，在漳州民间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生活在欧洲的君主们因为窘迫的财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商人，并且索性和这些人一起成为海外扩张的玩家的时候，大明王朝的统治者则因为拥有欧洲君主们无以比拟的威权和物质力量而使国家不知不觉间负担起闭关自守的代价。明初中国政府的海洋政策发生逆转给沿海人民造成巨大的压力，以封闭、内向的海禁政策对待外来问题无疑使强势的封建文化中最脆弱的一面暴露殆尽。
就在帝国统治最脆弱的地带，漳州海商冲破牢笼成为东亚海域的主人，实现了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连接，他们在谋求不利于生存的海洋环境下的经济的开拓与发展的时候，自然而然成为现行秩序的反抗力量。
明人郑晓这么评价漳州人：“汀漳山广人稀，外寇内逋，与南赣声势联络。
海物利市，时起兵端。人悍嗜利、喜争，大抵漳州为劣……”在奉行儒家传统的道学人士看来，漳州人几乎就是奉行“温、良、恭、俭、让”风范的汉民族中的异数、封建正统眼皮底下的“刁民”。
数个世纪以前，第一批被他们的国家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人似乎也是这类人。
作为中原文明在滨海之地的移民城市，漳州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互相渗透的一个中转站。作为曾经的蛮荒之地，它是农耕的汉民族和尚在游农阶段的山地畲族相互融合的一个舞台。
汉族文化中的异质成分在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碰撞冲突，使这块海氛弥漫与山瘴氤氲的土地生机勃勃、充满变数。
唐朝，汉人与蛮獠在这里交相碰撞。
宋代，这是流亡政府抵抗元政权的最后根据地。
元代，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铁骑在这里屡遭重创。
明初，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军队在这里面临挑战。
这个时期，漳州民间与封建王朝的关系有些令人尴尬。
洪武十四年(1381)十月，漳州府南靖县民暴动。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漳州府龙岩县民暴动。
洪武十五年(1382)_月，龙岩县民再次暴动。
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龙岩县民汀志贤聚众作乱。
永乐十五年(1417)八月，龙溪县人佘马郎、龙岩县人樊承受与沙县、永春、德化人聚众作乱，抢劫龙溪银场。
宣德九年(1434)三月，漳州府龙溪县强贼六十余人往来龙溪、南靖劫掠。
正统十二年(1447)闰四月，龙溪县池田敏等数百人四处抄掠。
与现代漳州人平和闲适的人文性格有所不同的是，数百年前，在民族融合的发展阶段，畲族强悍的民风和蛋民来去自由的性格深刻地影响着漳州人的生活方式。这个群体在明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一个十分特殊的角色。
如果说，地形地貌、季风洋流决定了漳州海洋文化的走向，巨大的生存压力，也使人们十分现实地把目光伸向更为辽阔的空间。
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在人类拥有机械化穿凿能力之前，海路将是漳州最现实的对外通道。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干百年来，唐诗巨大的感染力使人们几乎忽略了或者比蜀道更难的闽道，与赣南、粤北连绵成势的闽西南，曾经是人迹罕至的人间秘境。甚至在最近的40年前，这一带依然被层层山峦分割成数量庞大的分散居民点，万山环抱，四面阻塞，春种秋收、自给自足、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在这儿完全不是一种奢侈。
闽省山多地少，海商的巢穴海门岛，居民八十户，人口近四百人，靠两百亩地生存，最后田地被海水逐年侵蚀，再无产业。这四百人，除了贩私就是掠劫，此外还能做什么？丰饶的冲积平原，实际上被挤压在河口地带。本地产粮，不足以供应日渐庞大的人口，百姓口腹，仰仗潮州、惠州、温州输入，粮船自浙汀经海路进入漳州，可获利三倍，一年数百条的船运的规模，使粮食贸易成为一大产业。即使在本省，从漳泉两州贩货到省城，海运每100斤不过花费3分银子，如果被迫选择陆路，开支一下子增加20倍。海路，实际上是漳州的生命线。
明王朝在东南沿海实行海禁政策，对闽浙两省的影响是全然不同的。浙汀一带，沿海百姓有鱼盐之利，海洋肃清，百姓一样可以聊生。而在漳泉一带，百姓口粮全仗外省供给，断了海路，米价暴涨，实际上断了是漳州人的活路。
正因为如此，朝廷三令五申与百姓铤而走险，成了明代社会生活的一道血色奇观。
人们成群结队走向大海，最初或许仅仅为了生存，但是，当人们从海洋贸易中转瞬获取十倍利润时，大海的诱惑力就更强大了。
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至二十六年(1547)三月，两年多时间内，因为贩海贸易被飓风吹往朝鲜而被押解回国的福建人就达一千多人，其中漳州商人占了一大部分。
等待这些人的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而更多的人正穿越风暴到达彼岸，依靠非法的营生，为自己和族人带来富足而危险的生活。
在漳州河口及周边地区，通番贸易成了家族性、区域性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它造就了无视禁令、追逐利润的海洋商业群体，也造就了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一群人。
有人说，这些汉民族中的异质，有北方移民的进取心、山地民族的强悍和航海族群的自由秉性，在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这些人身体内部潜伏的不安的基因，正在发出耀眼的光芒。
如果朝廷允许，他们乐意作一个体面的商人，用丰厚的奉献，换取一家的平安；如果君王寡恩，他们将泛海而去，追波逐浪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当他们企望与朝廷建立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时，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往往不是乌纱、不是田地，而是贸易的自由。
就这样，历史上所谓的海寇商人出现了。在西方舰队突人中国东南海域、并且把贸易推进到东南沿海的时候，民间海洋力量超越政府海军和那一条脆弱不堪的海洋防线，与西方航海者逐鹿海上。
贸易战争、合纵连横，海商们掀起了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以及数百年的是是非非。在强大而保守的主流意识的挤压下，这群当年中国最活跃的人彻底丧失话语权，在历史的暗角，漳州海商仿佛选择沉默，将是是非非留待他人评说。
500年后，邵峰——一个虚拟的中国海盗首领和他的队伍在《加勒比海盗——世界尽头》中，被强势的好莱坞电影文化刻画成怪异、凶残、狡诈的一群人，和封建王朝的描述如出一辙。
这就是16世纪血色夕阳下漳州海商的绮丽生涯。
洪迪珍之死}洪迪珍终于义无反顾地带着他的船队凌波而去，对朝}廷而言，东南沿海又多了一个令人头疼不已的海盗商人集团，对洪迪珍和他的追随者来说，他们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500年后，他们的骂名与他们掀起的波澜如影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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