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抚朱纨的战争

朱纨的那一声叹息，似乎为王朝海禁之争做了一个脚注。在16世纪中叶，这场力量博弈，以王朝军队的节节胜利和军队首领的悲剧命运告终，让我们看到一个走向衰弱的王朝对海洋的态度和积蓄起来的全部能量。

嘉靖二十六年(1547)，大明皇帝诏命朱纨出任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汀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

这时，中国东南沿海已经出现混乱态势，私人海上贸易日益活跃，倭寇横行，葡萄牙人也赶来凑热闹，没有法律规范的民间贸易挑战政府权威。

当朱纨踌躇满志地来到闽浙，他大约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不归路。

作为历史上的抗倭名臣和王朝海禁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朱纨下车伊始便面对着闽浙朝臣和海商阶层的抵制。

那时，东南沿海正处无序状态，倭寇是国家的心腹大患，在前后20年间，东南沿海数十万人被杀，数十座城池被攻破，数十个倭寇便敢于大摇大摆地穿过数万大军把守的大城南京，在他们最终被歼灭前，至少屠杀了两干多平民百姓。那些违海禁通番的海商以漳泉人为骨干，许多海商乐做内援，延引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到闽浙沿海贸易。闽浙沿海大姓往往从走私中获取利润，相互勾连，显贵家族尤为突出。至于普通百姓，一旦番舶靠岸，人们都争先请到家中交易，乐此不疲，因为即便是日常饮用，也可取得数倍利润于平日。

朱纨采取铁腕政策，厉行海禁，凡是双桅的航船一律销毁。

与此相反，官员士绅却主张让葡萄牙人通商合法化来消弭紧张局势。

朱纨报告皇帝说：“治海中之寇不难，而难于治寇引接济之寇；治寇引接济之寇不难，而难于治豪侠把持之寇。”实际上，他已经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一张铺开的大网正在等着他。这张网里有朝臣，有巨商，也有所谓的“狡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士与商、商与寇，他们之间有许多关联。

他直接向朝廷检举了一群参与走私活动的官宦的名字：许福光，同安县的养亲进士，与海寇联姻，家族由此富有；林希元，考察闲住佥事，一个主张通商并且身体力行的人，假借渡船之名，造了许多违制式大船，用来运输海贼赃物和走私货品……一时间，自宁波、定海到漳州月港，东南沿海一线，大凡与民间贸易有关的家族如临大敌。

对朱纨而言，为朝廷荡平东南沿海寇患，保护皇朝统治根本，是封疆大吏的职责表现所在。他和他的麾下戚继光、俞大猷由此名垂史册。对中国东南沿海世代以海为田的闽浙商人而言，朱纨的行动无疑是在断他们生存的依靠。

朱纨的到来终于使闽浙商民和皇家秩序由来已久的矛盾走向焦点。

那些从事海洋贸易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人，如果他们曾经是敌手的话，现在，他们有了共同的敌手。

这时，中国人和葡萄牙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缺乏合理有序的民间贸易引发的国际争端，使东南沿海财富积累的同时，危机四伏。

这个时候发生了三次中国军队与葡萄牙人的战争。一次地点在浙汀的双屿，另外两次分别在漳州的浯屿和走马溪，这三次战斗直接改变闽浙海上贸易的格局和朱纨的命运。

浙汀定海双屿港（即今横岛和佛渡岛），孤悬于海洋之中，离定海30公里，明初列为“国家驱逐弃地”，岛民内迁，荒芜一片。但其地势东西两山对峙，南北水口相通，外有小山如门障蔽，中间宽10公里，藏风聚气，是走私船的理想停泊地。

大约在嘉靖十九年(1540)，由王直、李光头和一些漳州海商在这里招引“佛郎机”和倭人开展贸易。现代日本学者称双屿是“16世纪的上海”，东西方的财富、商品在这里集散，这个时期，这地方似乎更像脱离皇朝监管的自由贸易区。

根据那个年代一个叫平托的葡萄牙人在《东洋纪事》一书中的记载，在1540～1541年间，葡萄牙人在双屿建造了一千多所房屋。有些房屋造得极奢华，花费达三四千达卡银币，在那里居住三干多人，其中葡萄牙人1200人，另外一些是各国的基督教徒。他们在这里建立与日本的贸易往来，每年贸易额达300万两白银。

这个居留地有自己的“市政厅”，成员包括：1个查账人、1个死亡和孤儿监护人、1位市政厅雇员、4名起草合同契约的公证员、若干参议员和行政检查员，一些人成了警察和法庭审判员，比较值钱的职位是注册员，每个职位达3000达卡银币。市政厅的租金是一年6000达卡，另外配给两家医院和一家教堂每年达30000达卡银币的经费，以便可以在异国他乡随时照料那些疲惫的身体和灵魂。这是葡萄牙在东方最繁华和富庶的据点。这些葡萄牙人似乎十分醉心于这块离家乡万里之遥的居留地，他们把商栈设在这儿，武装商船进进出出，全然忘记还需要认真面对那个王朝以及它的不可理喻的傲慢态度。

当这些葡萄牙人兴高采烈地把财富堆积在这儿，无论是贸易来的，还是掠夺的，他们最大的疏忽是，忘记了这是别人的国家，主人至少在这个时候比他们自己的国家强大若干倍。

当地人和商人似乎有过一段互惠互利的日子。尽管葡萄牙人把这儿弄得太像自己的家园。但是，中国人的地位似乎更重要些。不管怎么说，矛盾还是激化了，这一年是1548年，朱纨到任后的第二年，一个叫佩雷拉的葡萄牙人贷款数干金币给一个中国人，限期到后，中国人无力偿还，这本是一件简单的经济纠纷，但是佩雷拉纠集了二十多个葡萄牙无赖，乘着夜色袭击距离双屿约1公里左右的一个村落，或许那个债务人的家就在那里，他们抢劫了10个农户，杀了10个人，掳走了农人的妻子，就像他们在非洲或者别的一些国家所犯下的罪行一样，并没有准备去承担什么后果。

这件事大大激起了民愤，也给了朱纨一个伸张正义的充分理由。

朱纨随即调发福建都指挥卢铿统督数百艘战船直捣双屿港。5小时之间，繁华之地变成一片焦土，一些年后，再度路过这儿的葡萄牙人大约将为之落泪。

这是一个典型的以众击寡的战例，毕竟中国人在自己的家里调动军队要比葡萄牙人方便得多。据说，此役朱纨动用水陆大军6万，海寇商人巢穴悉数被毁，俘、斩、溺死者数百。朱纨报告皇帝说，单单烧毁的由海寇商人建的天妃宫就十几座。战后，朱纨亲自督令士兵以木石堵塞双屿港。

这个中国早期的“全球化”贸易窗口，在海禁和因为海禁而日益无序的海洋世界纷争中灰飞烟灭。自此葡萄牙商船转而在漳州浯屿一带活动。这是他们在中国的第二个居留地。

大约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葡萄牙人在漳州海商的接引下到达浯屿，开始从事贸易活动。

浯屿，即现漳州港尾浯屿岛，当年距漳州陆地岛尾3公里，是一座长2.25公里，宽0.48公里，面积1.08平方公里的小岛，浯屿首尾两门都可通船，浯屿澳在浯屿岛的西部，港湾平稳，周围水深，是天然避风港。

明初，曾在浯屿设水寨，由漳州卫军守护，控漳泉门户，后移驻嘉禾屿（厦门）。浯屿海道四通，又与陆地和附近海岛隔开，地方偏僻，撤防后便疏于监管，成了漳泉海商的走私据点。葡萄牙人到来后，买通浯屿水寨官员，在这儿建起了港口和防御工事，使它成为横跨欧亚的商业帝国的一个重要据点。他们在这儿泊船、搭棚、交易、存栈、过冬，第二年再随季风回航。

大约通过本地海商的关系，浯屿水寨指挥丁桐默认了这种非法交易的存在，在他后来接受都察院审问时承认，驻军官员按照延续多年的通用惯例接受了“买路砂金”。

比之于长途跋涉北上双屿去做交易，漳州海商似乎对这种做到家门口的生意更持欢迎态度，因为降低了商业成本与风险。最初大家也算相安无事，葡萄牙船上的香料、象牙、苏木甚至来自欧洲的番镜，开出价格颇合理。葡萄牙人通常也能通过从漳州商人那里弄到的瓷器、丝绸等获利，两边交易大体对等。另外，漳州人跟他们的习性也颇相似，一种本地土酿的淡米酒，有时让他们想起家乡的啤酒。

所以尽管法律严酷，并不妨碍本地人与他们交往和贸易，比如本地长屿一个叫林恭的，每遇到葡萄牙船员，就为他们前后接引，至少在形式上他们成为了朋友。还有大担一个叫姚光瑞的，为葡萄牙人做接济，至少起了牙商的作用。这样的人在大担，官府能掌握的就有百来个，都是一些在地面上有些能量的人物。

这段时间，葡萄牙人开始在浯屿建房子，那房子建得整齐、清雅，已经有市镇的规模，他们还用钱财交好地方官吏，据说有一个叫苏舍的，甚至还被推为所谓的“漳州总督”。

总之，一切进行得颇为顺利。但是，这一次，他们又犯了上一年在双屿的毛病。

一个亚美尼亚人在漳州呆了六七个月，不知犯了什么毛病死了，身边没什么可靠的人，这对那些在外面漂泊的人不算稀奇。苏舍便将他的遗产查封起来代为保管，大约要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再归还给他的家人，假如他还有家人的话。这本来就是一件颇为令人称道的行为，问题是，他得知有两个中国商人欠了这个死者的贷款还没还，大约有3000两白银，看起来也无力归还，于是，他尝试进一步行使了“总督”职权，把那两个人拘押起来，和他们一起被扣压的还有他们的商品。

这好像是一场国际经济纠纷，还涉及涉外法权问题，事情开始复杂起来。

地方政府随即下令停止一切和葡萄牙人交易活动，违者处以极刑。按照大明律，本来就应该这样。只是巨大的利润让大家把这么严酷的刑律都遗忘了。

葡萄牙人粮食来源被切断，处境变得不妙起来，于是他们开始袭击村落。

这是他们擅长的，也不需要什么道德底线，所以，骚乱爆发了。

接下来，就是朱纨的政府军和葡萄牙人的又一次战斗。

平托记载：在漳州港口，120艘中国战船，围住港内葡萄牙船，然后纵火焚烧，13艘葡萄牙船全数被毁，五百多个葡萄牙人，活下来的大约30人。

这场战斗侥幸逃脱的三十来个葡萄牙人，据说一口气跑到澳门西30公里处的浪白澳才登陆。这场战斗发生在1549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八年，和双屿之战一样的起因，同样是以众击寡，结果也一样没有悬念。

当地关于这场战斗的记载颇为简单，万历《漳州府志》卷三十《海澄县·杂志·兵乱》载：“有佛郎机船载货泊于浯屿，月港恶少群往接济，后被军门朱纨获接济之人，戮之，夷船方去。”这个简单的事件记载背后的沉重需要等待数百年后，人们才从那场被遗忘的战争中体会出来。

平托所说的漳州港，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大的地理名词，无论这场战斗是发生在漳州月港，或者传说中的浯屿，都不重要了，因为随之而来的另一场战斗，使葡萄牙在漳州的活动，基本上宣告结束。

这场战斗就是发生在漳州诏安的走马溪之战。

现在，走马溪一片平静，看起来不过是人海的一条溪流。

但是，在明朝，按俞大猷的描述，这地方“两山如门，四时风不为患，去县及各水寨颇远，接济者，旦夕往来，无所忌避，天与猾贼一逋蔽所也，诸番自彭亨而上者，可数十日程，水米俱竭，必泊此储备，而后敢去。日本自宁波而下者，亦可数十日程，其须泊而取备亦如之，故此澳乃寇必经之处，非如他澳则患风水防追捕不得久住”，全然就是一个天然的走私港。

一些葡萄牙船于1549年的2月21日泊于此处。被都指挥卢镗、福建海道柯乔的军队团团围住，两艘葡萄牙船、一艘哨船和四艘马来船被击沉，政府军活捉了葡萄牙人、黑人及海寇商人李光头等112名，擒斩239名。

朱纨的战争，使闽浙沿海短时间内呈现出难得的宁静，但是这似乎仅仅是一种假象，海面下的风暴很快就翻卷上来。

当朱纨和他们的将士们还在为大捷欢欣鼓舞的时候，在朝廷，一场由中国军队创造的胜利被迅速描绘成主事者滥杀无辜的闹剧。这场战斗的最高统帅朱纨和前线指挥官卢镗、柯乔被免职待罪。

钦差的调查和漳州商民以及关押在福州的葡国战俘的证词对朱纨不利。

克路士——那个时代的葡萄牙人，在《中国志》里记载了大明皇帝对走马溪之战的最终审判，被围歼的葡人最终被确认为和平商人，而不是海盗。朱纨及卢镗等人因为贪求葡人财物，行为不端，事发后私隐消息，滥杀无辜，犯下欺君之罪。挑起事端杀死中国人的葡人被判死刑；被俘的51名葡萄牙人及奴仆，被充军广西。

关于这个案件的审判，在中国，是16世纪的充满悲情的冤假错案；在西方，则被刻画成司法完善及皇帝仁慈的中华帝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朱纨大约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忠实执行的王朝海禁政策最终葬送了自己的一生。这个硬骨头的汀苏长洲人，在走到自己生命终点的一声叹息，透彻悲凉：“纵天子不死我，大臣且死我；纵大臣不死我，闽浙人必死我。”朱纨触到了一张网，这张网的上端是那些也许直接受益于海弛的士大夫同僚，网的下端是无数的以海为生的闽浙人。朱纨纵使是一只鹰，有无比强健的精神，那也是一只暴风中的鹰。何况他仅仅是一个人，一个荣耀于体制，终于又被体制绞杀的人，一个充满理想甘愿为那个时代牺牲的大明官员。

朱纨的那一声叹息，似乎为王朝海禁之争做了一个脚注。在16世纪中叶，这场力量博弈，以王朝军队的节节胜利和军队首领的悲剧命运告终，让我们看到一个走向衰弱的王朝对海洋的态度和积蓄起来的全部能量。

朱纨死了，一场酝酿中的政治危机似乎化解于无形。在朝廷，主事者不再声言海禁；在地方，不再有浙江巡抚这一职务。

海洋又回到了无序的状态，倭寇依然在闽浙长驱直入，国家防务与民间商务被卡在一个节点上。

在走马溪被击沉的葡萄牙船只，无论是海盗船还是和平商船，成了历史悬案。朱纨在儒家语境里，是一个屈死的忠臣，在葡萄牙人的文献里，是贪赃枉法的弄臣。

在朱纨的战争中死去的那些人，那些中国人、葡萄牙人、马来人、非洲黑人，那些军人、平民、商人、海盗，也很快被那片海洋遗忘，因为越来越多的商船，将弊洋而来，弊洋而去。

朱纨死了，接下来，东南沿海将发生什么？让朱纨走向不归路的漳州，将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