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拍卖会上的漳州瓷

现在，冷静下来的荷兰人终于有心情去品味和中国海商和平贸易的妙处了，色彩优雅的漳州外销瓷除了让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或者巴达维亚赢得梦寐以求的财富外，或许还有荼香四逸时的瞬间平和吧。

荷兰人似乎是天生的商业狂。他们的行为有点类似于任性的青春期少年，抓住你，你就必须和他们做点什么，如果你不同意，他们可能对你施以拳脚。在没有建立一个正当的游戏规则之前，那时的欧洲人大抵如此。

荷兰人以令人惊讶的执著想方设法接近中国，如果他们以这种热情向一位淑女求婚，他们一定会达到目的。

但是，中国不是。

荷兰人对中国的生丝和瓷器贸易的兴趣，完全是因为他们对欧洲老乡——葡萄牙的一连串抢劫。

1602年，他们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外俘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地亚哥”号，在这艘船上，荷兰人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青花瓷。

1603年2月25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希姆斯柯克船长在柔佛港外劫掠了一艘1500吨的“圣·凯瑟琳娜”号葡萄牙船。这艘船上装了1200捆价值约225万荷盾的中国生丝，以及60吨约10万件的中国青花瓷——以后证明它的产地来自漳州河。8月，这批生丝在阿姆斯特丹公开售卖时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被一抢而光，差不多整个欧洲的丝商都汇聚这里，好像来赴一场盛会。自此，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重要的丝市之一。另外，那批瓷器也拍出了很高的价钱。

荷兰东印度公司显然发现了对中国贸易的重要，这个成立于1602年3月20日的贸易机构，根据荷兰共和国颁布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宪章》规定，它拥有自非洲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间的贸易专断权，并且有权对敌对国政府和地区宣战，被允许在区域范国内拥有武装力量，占领被他们认为重要的地方，公司由此拥有国家所赋予的政治、经济以至战争权利。欧洲其他国家在此以后不久，纷纷出于国际商业竞争与政治考量借鉴这种模式。

东印度公司派遣一个叫韦麻郎的率领一支舰队从本国出发抵达澳门，但是因为无法打开中国贸易之门而返回万丹。

不过，荷兰人在澳门海域顺带袭击了一艘开往日本的葡萄牙船，这一次，他们收获是2800捆生丝，价值140万荷盾。

荷兰人的海上冒险早早奠定阿姆斯特丹的地位。从15世纪起，阿姆斯特丹就是欧洲的股票和期货中心；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从东方带回的香料、生丝和瓷器，造就最早的一批投机商人，也牵扯出一段它与漳州河的故事。

这是一个活在风景油画里的城市，因为低于海平面而滋润、多雨。夏日的阿姆斯特丹甚至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春天的背影，海水那么蓝、那么纯，像可以把人带到梦中。

对荷兰人来说，掠夺是他们的造梦手段，这种国家赋予的行政手段使他们快速获取财富和提升地位。他们用劫掠来的钱重新装饰14世纪的哥特式教堂，让它们拥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纹饰。当教堂的穹隆和墙壁因为安装了光影迷离的玻璃和彩色图画而庄严，荷兰人的城市因此也一天比一天华美。

同样在这一年，荷兰人又派出几艘船组成的舰队到远东，由一个叫哈根的司令率领。艾特森——荷兰派往中国的使者，也在这支舰队里。荷兰的首领奥兰治亲王让艾特森给中国皇帝送去礼物和一封书信，要求在中国取得自由贸易的权利，或者在沿海取得一个地方，以便就近和中国进行贸易。这个计划因为北大年的荷兰人认为不合时宜而中止。

1604年7月，韦麻郎前往澳门，但舰队却被风吹到澎湖，在那里，他们同中国福建的官员艰难地谈判到12月，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那个靠唇枪舌剑击退荷兰人的福建水师的将领就是后来智擒日本武士桃烟门的沈有容。

1605年，又一个叫琼奇的人率领11艘船到达东印度，又带了一封奥兰治亲王给中国皇帝的信。另外，他们还请求暹罗国王从中斡旋，同样也没有结果。

于是，荷兰人只好设法与邻近中国并且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建立关系，比如北大年、万丹、锦石和马鲁古。因为他们正忙于建立香料群岛和爪哇岛的霸权，在那里他们可以更随心所欲一些，所以无力顾及他们所渴望的东亚贸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这方面的努力。

1620年，英国和荷兰——两个刚刚达成协议的贸易伙伴同组成了联合舰队向北航行，试图再次寻求时机占领澳门。

荷兰人对和中国贸易前景持有一种奇怪的乐观。在1620年第一艘漳州商船抵达巴达维亚时，他们的总督觉得，中国商船每年有可能送来大约100吨的黄金与荷兰人交易，而不需要他们的投资。但是，这块馅饼最终没有从天上掉下来，除了路途遥远，那些富裕的中国海商根本不相信他们是正直的商人，从他们的行为来看，他们更像是掠夺者。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荷兰商人，他们吵吵闹闹地来到亚洲城市。他们的表情也许和他们那个时代的画家伦勃朗的《夜巡》中的士兵一样，在黑暗中手持武器和甲仗，挤成一团，眺望，指点，议论纷纷，跃跃欲试，那个传布命令的鼓手，紧张地等待面部绷紧的队长的一声令下，好敲出那种令人振奋的声音。

但是，只习惯和自己的藩属贸易的中国对这种热情，没有心理准备。

所以，荷兰人终于又忍不住了。

1622年，巴达维亚的总督杨·彼得逊·昆命令他的一名手下雷耶佐恩率领一支舰队，包括12艘船和800名士兵进攻澳门，结果在损失了1/3的士兵后无功而返。但是，随后他们占领了澎湖。

荷兰人的战略意图是，占据澳门，或是在另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比如广州，或者漳州，在那里建立一个据点，以便在中国沿海为它的舰队提供后勤补给。不过，澎湖岛也是一个绝好的战略观察点。作为基地，它们可以吸引中国人从月港出发去同他们贸易，或者攻击过路的商船，封锁海外贸易重镇月港。

在这片水域，荷兰人发动了一连串攻击行动，抢夺了六百多条中国船，他们掠走商品，把船员当成修建城堡的奴隶，大约有一千三百多人被奴役致死。

活下来的人，在城堡完工之后，也被当成商品卖到巴达维亚，继续他们的奴隶生活。

他们的行为建立在一种看起来很奇怪的逻辑，攻击中国，让中国政府屈服并准许同他们贸易。这种风格，完全与维京海盗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1622年10月，5艘从澎湖出发的舰船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六鳌。那座到现在还保存得相当不错的军事要塞——六鳌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那儿，巡海道程再伊顽强抵抗，荷兰人因此损失了一条船和十几个士兵。然后，他们抛泊于浯屿，沿漳州河道一路骚扰，结果，又遇到福建总兵徐一鸣的堵截，只好撤离。

1623年秋天，荷兰舰队又一次攻击厦门，结果又损失了3艘战舰。其余船只在漳州沿海一带游弋，又被烧掉十余艘甲板船。到10月24日，荷兰舰队回到浯屿，已经有些灰心丧气。这天夜里，福建总兵谢隆仪摸黑组织了一次近乎完美的突袭，一把火烧掉了荷兰人的船只，这一次，他们的损失更大些，大约六十几个人做了中国的俘虏。

最终，中国军队和荷兰人在台湾海峡爆发了一场战争。巴达维亚方面出动了5艘战舰前来增援。而福建方面，巡抚南居益组织5000多名精锐士兵列舰海面。正月初二，这是漳州女婿陪太太回丈母娘家的日子，中国船队攻入澎湖岛镇海港，荷兰人竖起白旗求和，然后撤出澎湖。他们中的某个人或许有过什么浪漫的念头，不过，他们从此失去了做中国女婿的机会。

没有把荷兰人彻底清除干净，不是中国人犯的一个错误。荷兰人的战舰长达三十余丈，五桅，三层，四周安置的铜铳，大约长达两丈，一发炮丸足以击穿城石，强大的火力完全可以和拥有数量优势的福建水师抗衡。

福建方面好像和荷兰人有丁默契。

荷兰人撤出澎湖，他们的下一个据点是台湾南部。在一片沙洲上，他们建起一个城堡，取名“奥兰治”。

一些年后，这个地方成了漳州移民的聚居区。

1627年，当荷兰战舰“热兰遮”号把首任总督松克送到这个风景迷人的岛屿时，它成了“热兰遮”城。

需要顺带提一下的是松克，在继雷耶佐恩出任澎湖司令后，这个人目睹了荷兰人撤离的整个过程。或许，在那些被欲望烧红双眼的荷兰人中，这人还算拥有能够冷静思考的大脑。他在一份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提到：“我们在中国沿海使用的手段，使所有中国人都反对我们，把我们看成杀人犯、侵略者和海盗。我们用来对付中国人的办法的确野蛮残忍，依我看法，这样做永远也无法与中国建立贸易……我们现在必须改正这些错误做法，并赎还一切罪恶，使他们把这些忘掉，公司才有可能获得渴望已久的高贵的中国贸易。”过了差不多300年，变得平和的荷兰人，让人们把国际法庭建在他们的首都海牙。他们把漂亮的“和平宫”捐给了这个法庭，以让法官们有一个庄严的空间来审判那些犯有战争罪行的人。法庭里曾经陈列着中国人送来的景泰蓝大壶和日本人的勒丝画，淡淡的日光照着这座宫殿，让人们心中充满对和平的向往。

荷兰人还是找到了他们十分渴望的立足点，他们因此有更多机会和中国人建立贸易关系，也可以十分有效地干扰他们的劲敌——依靠月港商人赚足税收的马尼拉西班牙人。

现在，马尼拉当局不无恐惧地意识到，除非他们也去占领台湾，否则将无法挽救他们失去的地位。

所以，在荷兰人占领台湾的第二年，西班牙占领了鸡笼和淡水，不过，过了16年，他们得到的还是被荷兰人夺走。

台湾岛，从现在的情形看，就像一艘泊在太平洋中的航母，向西只要一昼夜，乘帆船可以到达中国，向南到菲律宾，向北到日本。因为它如此恰到好处地处在这些国际贸易的主航线上，荷兰人控制这个岛屿，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的噩梦也就到来了。

只要有机会，荷兰人将袭击所有驶往马尼拉的商船，以此切断漳州河与马尼拉的贸易。

漳州河口一带港口和村落，也成了他们攻击的目标。

没有护航的中国商船，开始显露出极其脆弱的一面。有时候，两艘荷兰战舰就可以对在航线上行驶的十几条中国商船展开攻击。住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开始陷入绝望，他们惊恐地意识到：“中国人因为受到荷兰人的抢劫，不敢驾船到马尼拉，这里的商业将停止，每一件东西都将失去，因为这些岛上的繁荣唯一的依靠是同中国的贸易。”看来，荷兰人的战略意图部分地实现了。

漳泉商船开始调转船头到台湾与荷兰人贸易，荷兰通过台湾与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

1626年，运到马尼拉的生丝，仅仅40担，而运抵台湾的是900担。

1627年，荷兰人从台湾运至巴达维亚的和荷兰本土的中国丝织品，56万荷盾。而从台湾运到日本的则达62万荷盾，因为台湾，荷兰人几乎控制了中国丝织品在日本的贸易。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最初的30年升值4.5倍，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

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最终使荷兰人开始以冷静的态度对待中国的贸易关系。

这一年的六月初七，荷兰舰队又一次袭击漳州河口的厦门港，已经投诚做了大明水师游击的老牌海盗商人郑芝龙的舰队被烧毁船只十几艘，而梧桐游击张永户的舰队被毁5艘。荷兰人心满意足地记录了这一天的海战，大约有25～30艘的中国战舰被击毁，这些舰船装备有16～30门的大炮，有些据称来自英国，另有二十几艘小型战舰被毁坏。

福建水师的整训规模从未如此强大，但是这次战败，精华损失殆尽。

不过，福建方面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恢复元气。这一年9月，郑芝龙的舰队在金门岛的料罗湾包国了荷兰和海盗刘香的联合舰队。荷兰方面投入9艘甲板大船，刘香也派五十多艘战舰配合作战，福建水师奇迹般地投入150艘战舰。其中，有50艘是火力强大的大船。中国舰队表现出的拼死一搏的勇气彻底击垮了荷兰人的信心。当战舰逼近时，士兵们用铁钩钩住敌船，然后越过船舷与敌人肉搏。作战不利，便放火自焚，让火势蔓延敌船。

结果，体形庞大的荷兰战舰，像一群被惊散的鸟，在大火中乱了作战队形。这一战，荷兰舰队一艘被焚，一艘被俘，其余的被大风吹散。

月港海商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作用。他们的商船被改装成战舰后投入战斗，由此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这场由海商作后盾的著名的料罗湾海战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海战，中国人从此有了在海上大败西方海军的记录。荷兰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人在物质和人员上的潜力，使他们试图凭借武力获取与中国自由无限制的贸易是不可能的。

战斗的结果使双方又一次回到谈判桌旁。为了达成这次协议，荷兰方面派出一个叫Hambuan的人护送21个被释放的中国囚犯到达福建。无疑，他的此行受到重视。据说，某位福建的高官接待了他，荷兰人非常明智地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赔偿并保证不再骚扰明朝海疆，福建官员则允许福建商人到台湾贸易。

此后，台湾海峡的双方力量进入对峙状态，双方的关系也由此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

贸易的背后，牵动的是国家的利益，所以人们都喜欢用战争来解决贸易争端，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在人们还没有认真地考虑建立一种合理的贸易规则之前。

但是，战争解决不了贸易问题，人们最终还是需要坐下来谈判。

这一点，是喜欢掠夺的荷兰人最终要认真面对的。

最终，荷兰人没有取得他们所渴望的对中国的直接贸易权利，但是，两边迅速增长的贸易，使漳州河、台湾和荷兰近代历史融合在一起。

1636年11月至次年12月，大陆赴台船只914艘，台湾来大陆船只672艘，明末清初，经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出的中国瓷器达1600万件以上。

至少从规模看来，这个时候，以台湾为中转站的中国和荷兰的贸易，还是一件十分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台湾因此成为荷兰在亚洲最有前途的贸易基地。

1643年4月25日的一份台湾备忘录详细记录了漳泉海商朱西特、戴克林与荷兰的台湾总督签订的瓷器供应合同，数量巨大，一次要求供应355800件。

这是一笔看起来可以令双方满意的交易。荷兰人认为，瓷器的色彩优雅，从已经交货的部分商品看，质量比样品还好；而戴克林和朱西特除了获得1600里亚尔的货款，另外又拿到925里亚尔订金。到1645年1月，也就是这批货交货时间，“黑伦”号和“斯韦恩”号把它们顺利装上船，离开台湾，这笔持续近两年的交易才算结束。

现在，冷静下来的荷兰人终于有心情去品味和中国海商和平贸易的妙处了，色彩优雅的漳州外销瓷除了让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或者巴达维亚赢得梦寐以求的财富外，或许还有茶香四逸时的瞬间平和吧。

过了几个世纪，人们再也不会把这个郁金香的国度和海盗劫掠联系在一起。

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保留了它黄金时代的样子，稠密的水道把17世纪的街区一块一块分割开来，如缎的运河上的水波映着明媚的日光，成群的海鸥在水道和楼宇间飞翔，古老的皇宫、平和的市民、悠闲的脚踏车、古典音乐、夹岸的绿荫、城郊花市，使它成为古典浪漫的水城。

来自漳州深山老林的那些瓷器收藏在他们的博物馆里，而那些博物馆，也保存了荷兰历史上最有名的画家——伦勃朗、哈尔斯、弗美尔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