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岛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16世纪，航海人的世纪。在欧洲人无限的好奇中，台湾岛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1544年，或许是欧洲人最早看见这个美丽的岛屿的年份。

这一年，葡萄牙的水手从珠汀口的澳门，随着一艘中国帆船，经过漳州，驶往日本，途中他们看见了台湾岛。

在缺乏导航仪的年代，航行主要依靠地形地貌和海水的深浅来辨识方位。在船员看到南澳及漳浦后，帆船紧贴漳州海岸线行驶，经过东栋岛，然后掉头向东，在北纬25。地方，见证了台湾岛的存在。

经由《东印度水陆志》的刊行，台湾——这个狭长的大岛，成了欧洲人所认识的世界组成部分之一。

或许，那是个黎明时分，商船在一片清爽的海风中徐徐掠过岛的西侧，山峰青翠，连绵起伏，海浪轻拍着沙滩，成排的海鸥低回呜叫，一抹云霞，给天海染上绮丽的色彩。

与刚刚驶过的中国内地海岸处处渔火人烟相比，这一片整齐的海岸，宁静、美丽、神秘，让经过长途跋涉的葡萄牙人，充满了想象。

“Formosa!”在水手的惊叹声中，福尔摩莎——美丽岛，从此在欧洲人的历史中久久徘徊。

在以后的日子里，关于它的描述，关于它的前世今生，色彩斑澜，像无数叠加在一起的镜中幻象。

台湾进入中国人的视线，则要早出许多。

地质结构研究表明，在台湾海峡茫茫碧波之下，存在着一条古陆桥，这条陆桥的大陆一端在漳州东山岛。

大约在距今4000～10000年前，台湾海峡出现过一次海退期，“东山陆桥”浮出水面。

从今天的陆桥上打捞上来的古人类、古生物化石，我们可以想象那时的情形：陆桥上河道纵横、草木丛生，一群群生活在福建沿海的古人类，拖儿带女，开始了向着台湾的最初迁徙，与他们同行的，是野牛、古鹿、犀牛……

那个时候，与台湾最近的福建，是百越族的文明区域。一般认为，台湾少数民族，就是古百越族的后裔。从那时候开始，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便不曾中断过。

汉代，中国人称这儿为“岱员”；三国时，东吴大将卫温造访时，它叫“夷洲”；隋唐，人们叫它“流求”；宋元，又成了“琉球”；明朝，开始出现“台湾”这个称呼。张燮在《东西洋考》里，称它“东番”，更多的时候，人们沿用闽南语叫它“台员”或者“大员”。

这个中国最大的岛屿，由人烟稀少的荒岛，在短时间里，成为一个备受世界瞩目的舞台，是哪一种力量在推波助澜？

“邹人”，台湾少数族群，他们的一部分也生活在漳州的山地，他们的祖先据说是曹国人。商灭曹后，一些曹人南下越过台湾海峡，成了那里的先民。

宋元之际，中原板荡，漳泉边民渐渐到“琉球”谋生。零丁洋惨败后，那些追随赵昺的宋军残余也来到澎湖，人们同族相扶，各为部落，自耕自赡，开始了他们的化外的生活。

今天，一些漳州的谱牒所记载的漳州移民的年份，最早的是明代永乐年间，然后是成化、隆庆、万历、天肩、崇祯……

中国政府对台澎行使管辖，可追溯记载的应该是宋宣和年间。一个文弱的朝代因为向大海敞开胸怀，而留下了那些简而又简的记载，人们为之产生无限的遐想。那时叫“平湖”，现在我们称之为“澎湖”，纳入泉州辖区，守卫它的36岛屿的，是永宁水寨的宋朝水师。

元至正二十年(1360)，元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琉球，中国舰队的巡航令这片海域多了一些宁静。

在欧洲人来到这座岛屿之前，生活在这儿的族群，散居深山大泽之间，未知耕稼，射飞逐走，以养以生。他们无历法文字，草青时节便是一年的开始。每年冬季，从福建方面漳州河口航来的船只，用铁器和棉布换取鹿皮和牛角。汉人大多集中在西南部平原，生活、渔猎或者交易，他们的数量，随着贸易季节的到来而呈现周期性的变化。

1621年，也就是“五月花”号载着拓荒者从一个现在被称作普利茅斯的港口登陆美洲大陆的第二年。漳州人颜思齐率领13艘商船两百余人在北港溪登陆，结寨诸罗山，招徕三干漳泉移民，这是对台湾大规模拓荒活动的开始。

3年后的1624年，荷兰人在寻求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失败后，在200艘中国战舰的攻击下，被迫接受福建方面的条件，从澎湖撤走，在大员湾外侧一座叫“一鲲鯓”的小岛，建立它的贸易据点——热兰遮城，接着，又在赤嵌地区建立普罗民遮城。这两城互为犄角，成了荷兰人经略台湾的本钱。

1626年，荷兰人的老对手西班牙人寻踪而来，进占鸡笼（基隆），筑圣萨尔瓦多城。1628年，西班牙人又侵入西北部海岸的淡水，筑圣多明哥城。台湾北部最大港口——鸡笼掌握在他的手里，成了中国大陆与吕宋贸易的一个“中间站”。这是西班牙海外贸易的极盛时期。

这两个国家，一南一北，占据台湾岛。

而这两个原先的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对峙，在16年后告一段落。1644年，西班牙人被荷兰人驱逐，台湾完全落入荷兰人之手。

此时，已有5万左右的汉人在这里生活，这里头包括16个以上的漳州姓氏家族。

因为武力，也因为诱惑，原先航往马尼拉的福建商船，开始来这个地方贸易。

台湾，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有潜力的贸易据点。

1649年的荷兰在亚洲的商馆，亏损9处，获利10处。台湾商馆，占利润25.6%；与之贸易关系密切的日本商馆，占利润38.8%。

因为大明王朝的倾覆，这地方又成了荷兰、大清帝国和郑氏集团三股势力角逐的舞台。

在荷兰人经营台湾38年、独占台湾20年后的1662年，“国姓爷”郑成功与荷兰人联手抗击清政府的谈判失败后，率领400艘战舰、两万五千多装备完善的士兵和一定数量的火炮，从荷兰人手里夺回台湾。四十几艘装备了40门以上大炮的战舰，是他睥睨欧洲舰队的资本。5艘从巴达维亚航来支援的荷兰战舰成了难民的接应船。

在交出所有公司财产后，一千多名荷兰人被允许保留自带武器、奏着军乐还算体面地回到巴达维亚，而他们的黑人奴隶兵则留下来，被编入“国姓爷”的作战序列。

此后，荷兰人与清政府依然是同盟；而郑氏集团和荷兰人依然是重要的商业伙伴。

因为风期，从巴达维亚归航的荷兰舰队，要等到次年的五六月才能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把台湾的消息传到荷兰。

这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奇迹般幸运地存在数十年，人们很少听说有明显的衰退，台湾失落的消息有没有引起它在欧洲股票市值的波动，就不知道了。

台湾，太平洋上的美丽岛，欧洲人轻易得到了它，旋即又失落了。从此，欧洲人的故事永远定格在1661～1662年那一段同城岁月里，只剩下那个美丽的名字让人们遥想、叹息。

台湾被攻占后，荷兰人和大清帝国，似乎有了共同的敌人。荷兰人的舰队，在台湾海峡游荡，希望夺回失地，并且与大清帝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那支舰队在风中招摇的旗帜，愤怒而哀伤。

然而，因为郑氏集团势力退出中国沿海，金门、厦门、海澄、铜山陆续回到清军手中，面对既不需要海外贸易、又不急于出击的清政府首领，荷兰人知道他们失去了谈判的筹码。

所以，荷兰人依然徘徊在中国的大门之外，如他们初来乍到一样。

郑成功家族则继续统治台湾22年，期间，清政府与郑成功家族有过和谈，拟以海澄为双边贸易的中间地带，但最终没有下文。

这个时候，汉人在台湾已达十几万人，因为清政府对台湾实施严厉的“迁界”政策，大约又有20万闽南人为免于流离失所，徙往台湾。随后的1683年，清朝终于如愿以偿地收复台湾。

1684年，清朝廷开放两岸贸易。

今天，我们有缘再从那些旧日的文献中，见到初来东方的欧洲人眼中的“福尔摩莎”、中国人的宝岛：适中而怡人的气候、丰饶肥沃的土地、繁盛的贸易、整年持续不断有船只进入的港口……鲜活、生动、蓄含张力。那些散落在历史文献中的层层叠叠的影像，那些已经凋零在岁月中的人物：骁勇善战的明郑海军、腰缠铜钱的大明商人、身带利斧的哺乳期汉人妇女、拥有日耳曼人精神和古希腊人体魄的少数民族……因为时光折射，而显现出斑斓的面目。

想象、联想、记忆、传说，戏剧般地浓缩着曾经的台湾故事。

那个已经和欧洲人脱离现实关系数百年的岛，绮丽多姿，因为海峡两岸间持续着深刻渊源，而让关注这里的人们为她的未来命运带来永恒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