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深处的天一旗

也许，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漫长的马拉松。

48年间，一代人，两代人，前赴后继，从信差手里传递的那一封封银信，像一双双伸出的手，让那些远涉重洋的人、那些守望家园的人，成了生命中息息相关的一群人。

天一信局总局的那些“番仔楼”，隐藏在龙溪二十八都九龙汀人海口流传村深处，先前，从那儿去对面的厦门岛，只要坐一个小时火轮。

如果时光倒流一个世纪，那些巴洛克风格的“番仔楼”的厝顶，将飘扬着那面著名的天一旗，旗的正中，是一个硕大方正的“天”字，一个弯曲成圆的“一”字，环绕着它，那是“天下一家”的意思。

大约在光绪六年，一个叫郭有品的年轻人从吕宋回到家乡流传社，创办“天一批郊”。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经营时间最长的民间信局。

习惯上，闽南人称它“天一信局”。16年后，大清国才有了自己的国家邮局。

这个专营东南亚信汇、票汇、电汇的民间信局，鼎盛时期，在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缅甸和柬埔寨等8个国家设24个分局，在中国的香港、上海、厦门等地设9个分局，活跃于南洋华人社会近半个世纪……

在邮路不通的年月，银信业或许是世间最温暖人心的行业。发生在明清时期的那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移民潮，挟裹数百万闽南人远走南洋。对于那些怀揣梦想漂泊异域的人来说，无垠的大海，是一道阻绝人伦的屏障。家在这边，同在那边；思念在这边，牵挂在那边。

一些年前，那些做梦远行的闽南人，穿着单薄的衣衫，背着单薄的行囊，搭上木帆船，到了陌生的地方，侥幸活下来的有了点积蓄，就会想方设法寄回家乡，赡养父母，买田起厝。那时，交通不便，国内又无邮局和银行，这些识字不多的人，他们的血汗钱，往往托忠厚的熟人返乡时一并带回，于是，有了一种叫“水客”的职业。“水客”将南洋的银信带回家，又将家乡的人携往南洋，他们收的那些佣金，一样养家糊口。

那也许是中国移民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道风景：当郭有品和数干水客背负挨家挨户收集来的银信，乘着早期的木帆船，穿过那片充满热带风暴的海洋，数百万“番客”和唐山老家，连起了一条生命线，从此，国再遥远，依然是国；家再遥远，总归有家。

正如中国人喜欢把施行仁术的医馆药行称之为“天一”一样，年轻的水客郭有品把自己创办的这个信局，也叫“天一”。它的闽南话英译“KAYYEWFINTIENIT”，现在还刻在信局的墙上，一百年的时光，不曾改变它最初的模样。

郭有品17岁到吕宋当水客，10年后，回家创办“天一信局”，21年后，因传染病去世，一种视天下为一家的胸怀，伴随他并不漫长的人生。

“天一批郊”创办初期，郭有品自己在吕宋收取侨汇，押运回国，到家后，再雇请族人投送。那是充满风险的旅途，疾病、海盗、热带飓风……每一次出行，可能都是一条不归路。在行政力量鞭长莫及的时候，水客的职业操守，便是这一行的信誉保证。一次押运侨汇途中木船遇台风沉没，郭有品死里逃生后，返乡变卖田产，凭衣袋中仅存的名单款项，一一把赔偿送到雇主手中。

水客的生活大写着风险和诺言，对于那些离家远行的人而言，他们托付的，绝不仅仅是浸透了血汗的银元。所以，当天一旗升起的时候，水客们知道，那是一面必须用生命守护的旗帜，如果不幸涉险，他们将不惜变卖田园、自残肢体，甚至了结生命来兑现自己的诺言；而四乡邻里，也就知道，猎猎旗风带来的是亲人平安的消息，是一家人生活的希望。许多年后，那些写在泛黄的侨批上的名字，那些叫“郭素月”、“黄琼瑶”的，早已是过眼烟云，而那些字迹清晰的天一邮戳还在，仿佛向那些相信它的人证明：人在，银信在，诺言在。

同治八年(1869)的冬天，当17岁的郭有品跟着信风远走南洋去走单帮做水客的时候，他或许还没有想到：一个水客的职业操守，将成就一个拥有33个海内外分局的专业化批银运作的跨国行业，那面张扬着理想信念的天一旗，将成为南洋岁月挥之不去的记忆。

后来，郭有品开始将在吕宋收取的侨信交客轮邮回，而银款则通过外国银行兑寄。银信到达厦门分局，分拣流传，由信差送到侨眷手中。侨眷收到银信后，将回批交信差带回。汇款数额直接写在信批上，严禁信差收取小银。

许多年后，那些侨批，成了集邮家们手中藏品，一封1905年的批这样印着信用封：“本局分批现交银议，配资分毫无取，交大银无甲小银，若有被取或甲小银祈为注明批皮或函来示本局，愿加倍返还贵家，决不食言，乙巳年天一再肩。”在以后的日子里，天一信局建立了一整套批银揽收、承转交接、委托还解、资金头寸调拨制度，成了影响那个时代侨批业的基本模式。

它的信汇、票汇、电汇业务，是东南亚同行翘楚。

它的侨批业务，一度占闽南地区侨批量的三分之二。

它与那些航行在太平洋上的欧洲邮轮和英国汇丰银行的业务往来，使它开始有了近代金融企业的雏形。

在天一信局业务如日中天的时候，人们建起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番仔楼”。宛南楼建于1911年，两层，拱券式外廊，人走过时，有燕雀的声音。它的前庭，是一个巴洛克式的拱门，装饰的，是中式的龙凤和对联。

陶园建于1921年，是郭家花园，园中那座旧日伙计住的二层洋楼，现在住着郭有品的孙媳妇。

北楼建于1921年，同样是二层的木结构，正立面顶檐西式山花，前后拱券式外廊，外墙装饰线条繁复，中西杂陈，罗列着“安琪儿”、“鸽子”和诱人的“花草果蔬”。那些灰塑，还留着当日的样子。它的里头，是一个大院落，回廊环绕，大片日光从天井注下，正值冬日，满庭依然是叶色青青、鲜花绽放。

那时的闽南人，一定是懂得挑自己喜欢的东西装饰自己生活的人。他们为自己修建大厝时并不刻意追求什么样风格、什么材料，无论是欧陆的，还是中国的，或者伊斯兰的，喜欢就拿来，从此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让那年代的许多人，从那些建筑了解遥远的文明；而后来的人又从这个置留下来的东西了解自己的过去。

北楼建成后，天一信局总部办公地点移到这儿，宛南楼成了居家的地方。

一道天桥，从二楼把两幢楼连在一起。深夜，劳碌了一天的天一掌门人和伙计们从自己的办公室走向卧室，下面是寂静的巷道，幽微的灯光，潜伏在黑暗中的危险——比如那些突如其来的匪患——仿佛就远了……

在天一信局北楼里，郭有品的发黄相片，挂在幽暗的墙上。那时，摄影技术传人中国不久，不知哪个摄影师给郭家子孙留了这张相片。相片中的郭有品留着那个时代男人都留的长辫子，穿着长衫，清瘦的脸，淡淡的神情，同那时代的闽南人一样。

一些年前，当天一信局在掌门人神情恬淡地在总局大楼里品茗，楼外是宁静的乡村，在他的调度下，每年有1000～1500万银元，经由纵横交错的侨批网络，流向都市山间。

同样在这个时候，乔致庸和山西商人们也在他们光线暗淡的票号里轻挑细捻中国经济的某一根神经末梢。他们大约没有意识到，在后人眼里，充满平民化色彩的侨批业和富贵气十足的山西票号已然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两朵奇葩。

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宿命，天一信差的足迹与那些四海为家、落地生根的闽南人形影相随，椰风蕉雨的南洋，闽南人的奋斗与艰辛、光荣与梦想、故事与传说，因为那些年复一年的薄薄的信批，而洋溢着回肠荡气的家国情愫。

当天一旗在8个国家24个海外分局和9个国内分局迎风招展的时候，数百名天一信差，正在进行一场漫长的跋涉：吕宋、怡朗、三宝颜、苏洛、甲答育、吉隆坡、马六甲、槟城、井里汶、泗水、巨港、万隆、曼谷、西贡、仰光、金塔、香港、上海、漳州……也许，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漫长的马拉松。48年间，一代人，两代人，前赴后继，从信差手里传递的那一封封银信，像一双双伸出的手，让那些远涉重洋的人、那些守望家园的人，成了生命中息息相关的一群人。家国万里，他乡故乡，“番客”的故事，水客的故事，最终凝定岁月跋涉者那苍茫的姿势。

天一总局的那些承载过无数“番客”悲欢离合故事的房子：陶园、苑南楼、北楼，现在泊着幻境般的晚风夕阳。燕雀的声音，使那些拱券式的回廊，有些寂寥。水榭歌台、斜阳草树，散落其间的欧罗巴碎片：那些拱门、那些山花、那些扶栏、那些通廊、那些泥塑……以及旧影斑驳的对联诗画，或许还让人想起那些春暖花开的日子。

水客的时代已经结束。

水客勾连着的数百年来那些前赴后继远走南洋的闽南人的故事，还在继续。

就像那些巴洛克式“番仔楼”的厝顶，那面岁月深处的天一旗，依然在风里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