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庆和他的时代

林文庆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激动、破坏，成为时代最为振奋人心的号角，恪守传统，维护儒家文化理念，却是一种忍辱负重的选择。

一个被刻意遗忘半个世纪的老人，执掌厦门大学16年，为他赢得“中国南方之强”盛誉。

陈嘉庚称他为“南洋数百万华侨中唯能通西洋物质科学，兼具中国文化精神者”。

郁达夫称他为“真正的儒者，我们所尊敬的通才硕士，有学问兼具道德的典型”。

林文庆，一个漳州海澄籍南洋商人，医生、学者、议员、商人，虔诚的英籍华人基督徒和说英语的儒者，曾经是马来西亚橡胶种植业与新加坡金融业先驱，但他最终投身教育，并且以多元人生见证华人在动荡变迁中的发展轨迹和精神世界的前进方向。

1869年，林文庆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商人家庭，没有详细的细节可供推测他的幼年生活，12岁丧父，由文人祖父林玛彭抚养成人。幼年在福建会馆受过传统文化教育，但不久即转入吉宁街殖民地政府办的英文学校就读。梦琴，一个十分中国化的符号——他的字显示中国元素在这个土生华人身上留下的刻痕。

“海峡华人三杰”是人们对19世纪出生于海峡殖民地的“土生华人”知识精英伍连德、宋旺相和他的合称。生长于华人家庭，英国名校深造，返回马来西亚致力当地华人改良运动，娶中国女子为妻，贡献知识于母国，然后又回归南洋，身后被中国历史淡忘，半个世纪后，再度被人们记起，他的一生，即是传奇。

爱丁堡大学——林文庆的母校，创立于1583年，是全英国最古老和最大的大学，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浪潮中成为欧洲学术中心和最优秀的大学，是首相、总理、大臣的摇篮，科学家、社会学家、诺贝尔奖金得主的圣地，辜鸿铭和休谟，来自这个学校。它的医学院是世界著名的医学教育中心。它所在的城市爱丁堡——苏格兰首府，被称作北方的雅典，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和19世纪希腊复兴期建筑杰作，使它成为欧洲最吸引人的城市。

从1887年开始，总共5年时间，林文庆在这里接受良好的教育，然后前往剑桥。英国人胡列特，帮助他顺利完成学业。他的留学时代，是维多利亚女皇统治的最辉煌时期，英国的科学发达和文明进步，以及良好的传统，给他留下好感，并使他成为一个绅士。

若干年后，当他年老，他执著性格和守秩序的习惯依然如故。他是一个绅士，一个在自己的相片中衣饰整洁、额头光洁、面容饱满、目光清越、表情沉稳的人。

所以，1893年，当林文庆回到新加坡和他的同学哈得逊合开诊所，那种细腻周到和精湛的医术，很容易赢得人的好感。

黄遵宪，大清国的新加坡总领事，盛赞他是“上追二千年绝业，洞见症结，手到春回”，似乎有些溢美。

他一度担任的新加坡乔治七世医学院讲师、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会会员、英国医学会马来分会会员、比利时根脱医学通讯会会员、日本京都医学会会员，似乎是这个海峡华人青年医生的成长佐证。

海峡殖民地华人的政治取向和文化趋向，对海外，尤其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进步起推动作用。

在这个多元社会里，“福建人”即闽南人来得最早，并且以最快的速度积累更多的人口。当他们来时，只是拓荒者、怀揣梦想的异乡人，但他们的后代——第二代、第三代，那些土生华人，他们在马来语、英语和闽南方言的语境中长大，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已经有限。也许，母语，已经成为遥远的声音；汉字，只是一种能够呼唤起潜意识的装饰符号，祖先扬帆海上的光荣已经成为旧梦，古老帝国的朝贡贸易体系国已相继沦为西方人的殖民地，但是，即便这样，依然能够支撑起人们对伟大未来的联想。

正如西方人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看到的希望一样，传统文化基因，正一点一滴地释放出来，汇成一股潮流，人们借助传统文化，以社会动员的方式，把现代政治观念，融入族群意识，在殖民地社会政治统治的边缘，显现精神回归。或许，他们已经知道，文化身份，比富足更为重要。

所以，人们需要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且让下一代以自身的文化身份为荣。

两个人对这个时期的林文庆产生重要影响。

宋旺相，比林文庆小三岁，“海峡华人三杰”中的另外一个，他的生活轨迹和林文庆如出一辙，祖籍漳州南靖，1887年获女皇奖学金，在英国攻读法律，1890年，转剑桥攻读文学，1893年当林文庆回新加坡开诊所时，宋也回新加坡开律师馆，并在短时间里在各自领域显山露水，《海峡华人杂志》是他们共同创办的报刊。

邱菽园，与宋旺相同龄，祖籍漳州海澄，诗人、佛教徒、南洋华人社会中的中国名士，6岁赴新加坡，在那里接受中文教育，然后回国深造，20岁成为大清国的举人，接着又回新加坡继承财产。一个积极的保皇党人和有力的捐助人，一个把中国文化延伸到南洋的身体力行者，“星洲”一词的发明者，吟诗、办报、创文社，始于巨富，终于贫困潦倒。

这几个人组织好学会，开设中国古典文学讲座，在华侨中推广汉语，在新加坡和印尼爪哇开设华侨女校、华文学校、华语训练班，传播中华文化，推动南洋社会华人改良运动。辫子、妇女缠足、吸食鸦片，那些代表中国贫弱的征象，成了他们需要率先根治的陋习。

1895年，林文庆成为海峡殖民地立法会议员，此后的1901年和1915年，前后三度当选这个职务，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成为能言善辩的社会活动家。

许多年前，当风华正茂的林文庆医生在热带夕阳中掩上自己诊所的门窗，借着徐徐晚风漫步在艳丽的新加坡街头时，火红的九重葛掩映着殖民时期的建筑，那些中国闽南式的古典民居或许让他的心情雀跃不止，在经历了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伦文明的洗礼之后，他发现了一个族群的传统荣耀。

《中国内部之危机》是林文庆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英文论著。

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运动发生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时期。在西方语境里，那些事件的亲历者——外交官、军人、商人，编撰关于中国的作品，义和团里那些仇外的、迷信巫术的中国人，似乎成了关于中国的直接意象。

林文庆为维新派辩护，谴责顽固派，驳斥“黄祸论”，这是华人第一次直接向西方世界表达自己寻求改良和进步的强烈诉求。

一个海峡华人知识精英，正在被卷入多元文化社会里多种民族主义旋涡。中国面临的危机，东方生活的悲喜剧，对焦点的关注，使他成为民族主义式的思考者。

新加坡“太平绅士”、英国女王的“A．E”勋爵、大不列颠帝国勋章获得者和1919年的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是主流社会对他的认同。

在英国，林文庆的另一项收获是结识了同是医生的孙逸仙博士，并成为他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

1900年6月，从事革命活动的孙逸仙与他的日本朋友宫崎寅在新加坡被捕，林文庆从西贡一路赶回，利用在殖民政府的影响，成功地搭救两个人。尽管在保皇党中有许多的朋友，但是1906年，他还是成了新加坡同盟会会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成了孙中山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和私人保健医生，1916年，又出任外交部顾问，直到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大总统职务，政府北迁。

土生华人社会的改革家、革命党的同路人、与维新派保持真挚的友谊，贯穿林文庆多元人生的，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大时代。

林文庆和他的那些需要同舟共济的商业伙伴们，其父祖辈南来，多以货殖为生，而他们生在南洋，没有传统的包袱，靠着机敏，不断尝试一些新的领域，这仅仅是顺势而为的现实的生存状态。

两个南洋华人社会重要人物的出现，对林文庆的人生轨迹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陈齐贤，林文庆成了马来西亚橡胶业奠基人；因为陈嘉庚，林文庆放弃所创立的事业，拔根而起，去开拓另一项事业。

新加坡开埠时期，华人拓荒者多是来自福建沿海一带的农民、渔民、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人们赤手空拳来到这里，以种植甘密、胡椒和经商为生。在艰难中，见证新加坡一个脚步一个脚步迈向现代社会。

19世纪未20世纪初，橡胶业的崛起，改变福建社群的经济命运。以后，福建商人长期执该行业牛耳。

陈齐贤，祖籍漳州海澄，新加坡著名商人陈笃生的孙子，1894年的“太平绅士”、马六甲市政委员、当地侨领，敏锐的商业头脑和正确的判断力，使他洞悉商机，知道橡胶在世界的广阔前景。

橡胶，原产地巴西亚马逊河流域，作为战略资源，到19世纪中期，葡萄牙巴西政府一直控制橡胶出口贸易，禁止橡胶种子出口。1876年，印度、锡兰开始移种，1877年6月，22株橡胶树苗被英国人从锡兰运出，11株种植在新加坡植物园，供人观赏。9株落户在霹雳州爪拉汀沙一家欧洲人庭院，为那户人家的炎炎夏日送去清凉。

还有一株到达马六甲。5年后，欧洲人庭院中的9株橡胶树结出果实，但是，无人愿意投资种植，橡胶业巨大的商业价值被人漠视。

1893年，新加坡的植物园长、英国人黎德利找到陈齐贤，而陈齐贤又找到林文庆，于是，在马六甲武吉冷当，42英亩土地成了马六甲最早的橡胶种植园。

这次规模不大的投资，却使陈齐贤成了“马来西亚橡胶艺祖”，林文庆成了“马来西亚橡胶种植之父”。

几年后，他们开始割胶，并制成第一批胶片。当这些胶片在马六甲展出，立即引起轰动，当地媒体推波助澜，其貌不扬的小小胶片，成了日后开拓马来西亚橡胶业的起点。

当乳白的树胶从橡胶树上源源不断地渗出，华工们、商人们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随后，漳州华侨开始大量地介入这个行业，并执其牛耳。

陈嘉庚——陈齐贤和林文庆的朋友，拥有1.5万亩。那些橡胶树和那些橡胶制品厂生产的产品，年复一年地演变成为他一生捐建的那些学校的中国式屋顶、西式屋身，成为亚热带艳阳下生动活泼的一砖一瓦。

1893年，陈齐贤和林文庆的那42英亩的橡胶，或许只是一次有趣的尝试，最终却成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1910年，马来西亚橡胶种植面积54.7万英亩。

1922年，200万英亩；1940年，348万英亩，占世界橡胶种植面积40.86%。到1914年，马来西亚橡胶产量已超过巴西，跃居世界第一位。

橡胶业，成为马来西亚福建族群乃至整个马来西亚经济命脉。

有些殖民地官员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马来西亚（橡胶）助力，欧洲的汽车工业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发展。

1900年，黄乃裳——林文庆的岳父，来自福建闽清的秀才、传教士，与康有为和梁肩超过从甚密的维新改良派，在“百日维新”夭折后，举家南渡。

那时，支持改革的皇帝正在囚禁中渐渐死去，没有被处死的维新派已经作鸟兽散，古老的帝国正在被列强肢解，所有旧日的荣耀已成云烟，倒是南洋的椰风，给沉闷的日子，带来一片清气。

因为林文庆和邱菽园担保，黄乃裳从布洛克家族的拉者——那个时候沙捞越地区的主人——那里取得了诗巫的开发权。

位于拉让河下游的诗巫，似乎是一个避秦的世外桃源，可以让迷乱的心，得到安顿。那时的诗巫，人烟稀少，随着黄乃裳的到来，它的历史得到改写。

今天，诗巫已经成为沙捞越第二大城市，市区高楼林立，道路宽阔，数百家工厂，使它拥有现代城市的繁荣，而福建籍华人，占居民总人口的80%。

银行业，是福建人在经济上的另一大贡献。20世纪初，新马华人银行的兴起，是新马华人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

华人的资金积累，最初仅仅是得益于乡族的协助，但是，随着实力的壮大，开始突入到新的领域。银行业的兴起，显示华人经济领域的活力。

19世纪，新加坡银行业几乎为英资垄断，最早是成立于1846年的东方银行，然后是有利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

20世纪20年代，新加坡三家银行先后崛起，它们是：华商银行、和丰银行和华侨银行。这是福建帮的金融机构。林文庆，是这三家银行的创办人、合伙人，并由此成为新加坡金融业的先驱。

1912年，华商银行成立，重要的合伙人是同是海澄籍的林秉祥。

1917年，和丰银行成立，除了林和坂、林秉祥父子外，另一个漳州籍的陈祯禄加入，这家银行还在香港、上海设立分行，成为东南亚华资银行第一家介入国际业务的银行。

1919年，“二战”刚结束，胶、锡价格暴涨，新马经济一片繁荣，华侨银行随之成立，合作者是另一个龙海籍的黄仲函，注册资本525万加币，林文庆任董事会主席，这是当时最大的华商银行。

几个福建帮实业家的合作，为新加坡华人金融业奠定基础。

林秉祥，1873年生于龙溪浒茂洲，杰出的实业家、船主、银行家，极富商才，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经营活动包括进出口、制造业、炼油厂、面粉厂。

陈祯禄，祖籍南靖，生于马六甲，太平绅士，后来的马华公会会长，英国政府的“爵士”，经营涉及橡胶、粮食、金融业。

黄仲函，龙海角美锦宅人，闽南小刀会军需官黄志信的儿子，1866年生于三宝垅，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华人巨富、印尼糖王，经营航运、种植、金融。

这些华商银行建立于华人经济的基础上，华人经济的荣枯，影响华资银行的发展，稳健而有实力的华资银行，是华人工商业的助力。

而林文庆，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尝试新的经营领域，壮大自己的事业。

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三家银行整合，在1932年合并为华侨银行。

现在，华侨银行是世界500强企业，全球网络遍及14个国家地区，包括110家以上分行和代表处，是最高信用评级的亚洲银行之一林文庆，正如那些出生在南洋的华人一样，他们的父辈，已经在那里定居，他们的血液，或许已经有了当地人的基因，而他们，从小接受英文教育，南洋，已经是他们的家，唐山，已经是遥远的梦，连语言，都在渐渐淡忘，潮湿的英伦，已经成为他们想象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父辈和中国，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文化元素，仍然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便是他们已经剪去长辫，说一口和闽南语一样流利的英语，或者成了基督徒，不过，当新年来临，放鞭炮、收红包、谢神以及元宵灯会，都让旧时光的温暖，浮动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所以，当潜伏在心底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到中国，卷入那里的现代国家的构建，那是他们的“母国”，从此，他们游走于“国”与“家”之间。

1921年5月，暮春时节，林文庆同时收到两份邀请，一份来自旧日朋友、已经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的电召，让他回国襄赞外交。另外一份是他的好朋友、南洋华侨巨子陈嘉庚的邀请，请他出任新办的厦门大学的校长。

孙中山为他做了选择。6月，林文庆抵达与他的祖籍地相邻的厦门，从此放弃南洋的事业。此后16年，他与厦门大学相知相随，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贡献给厦大。这个时期，正是厦门大学的发展期。

厦门，现在是一个国际性城市，海阔天清，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在港口进进出出，火红的凤凰树，使这个城市，在闲适中拥有几分娇艳。

但是，20世纪20年代，厦门是一个脏乱的港，半是荒山，半是坟场。

校主陈嘉庚和校长林文庆，都是闽南人的后裔，祖先在南洋披荆斩棘，而他们为故乡建设添砖加瓦。

一些年后，厦门大学成为一处美丽的所在。

林文庆刚执掌厦大时，学生不过百人，但是，他要把他办成“一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实的非虚的大学”。厦大的校训“止于至善”，来源于《四书》中的大学之道。校旨是：“发扬美洲民族精神，造就运用科学人才，使我国得与世界各强国居同等地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的经历，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相结合，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林文庆由此回归儒学传统并坚守终生。

他建立完备的机构和规章制度。

鲁迅和林语堂，成为这个学校的教授。

1926年，北大差不多半个的国学院，被迁到厦大。顾颉刚、孙伏园、沈兼士……一大批著名学者，汇聚到这个美丽的海滨校园。

厦门大学进入它的发展时期，前后数十栋教学楼、科研楼和宿舍，拔地而起，在热带棕榈树的掩映下，展露南洋的风情。来自海内外的学子，在图书馆和实验室研习学业。厦门大学，因此有了“中国南方之强”的盛誉。

对林文庆而言，筑校，是空间范畴的事；提倡国学，是时间范畴的事，善于用第三只眼睛看待问题的林文庆，或许希望通过对良知的教导，使筑校行动成为一项神圣的、恒久的事情。

林文庆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激动、破坏，成为时代最为振奋人心的号角，恪守传统，维护儒家文化理念，却是一种忍辱负重的选择。

许多年前，那个置数百万资产于海外，在南中国海滨校园用流利的英语讲授孔孟之道的实业家，在一个激情燃烧、传统被质疑的年代，因为尊孔而被他的学生、被那个时代的文化先锋、被那些惯于鼓噪的报刊诟病，并成为一生挥不去的阴影。那个宽阔美丽的校园里，关于他的信息，曾经默默消逝在空气中。

从历史的观点考虑，那些时代先锋，包括学生教授们的追求自由的愿望并无不妥，精神的自由有如生命一样珍贵。但是传统并不是辫子和女人的小脚，它的光辉曾经照耀东方，也感染西方，企图使民族放弃悠久历史回忆并不是一件小事。所以，人们可以选择破坏，从破坏中求得快乐，再选择无奈的维护，来延续人类的文明，并使其日复一日成为一件无比繁浩的工程。

今天，人们或许很难理解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与社会，但是，他们在内心的冲突与转变，希望与失落中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的理想与精神，永远是民族前进道路上的光亮。

而林文庆，一个海峡殖民地的土生华人卷入这场旋涡。

他曾那么努力理解与改革自己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并且在这场狙击行动中耗尽心血。

当1921年暮春时节林文庆抵达厦门海滨，此后他无论对这个学校，和学子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便不再是应该被随意遗忘的事情。

他在厦门大学的行动，我们并不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海峡殖民地土生华人的文化觉醒。

他在90年前试图向人们转达的信息，证明他是对的。他在90年前做的事情，正是今天我们积极去做的。

今天，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

鼓浪屿笔架山5号别墅——林文庆的住宅，青藤漫卷，牵挂住如流的时光。风，让枝头发出沙沙的声响。

许多年前，每一天，林文庆从这里走到码头，然后坐船，渡向他的大学，然后，一步一步，走向他的晚年。

的确，这是他的大学，他愿意奋斗一生，牺牲所有宝贵时光的大学，在没有薪水的时候，他在厦门的另一个职务——鼓浪屿医院院长的收入，也给了这个学校。还有他的那些还在南洋的土地，大约还有35英亩，也成了基金，捐给大学。

厦大，已经是他的家，为了这个家，他从一个年富力强的南洋富商，成了几乎一无所有的古稀老人。

1934年，陈嘉庚的经营走下坡路，教学经费陷入困境。1937年7月，厦大改为国立，林文庆辞去校长职务，回到新加坡重操旧业。这时林文庆已年近七十，生命已进入冬季，而他身后的厦大，他来时，不过是一块砖；他走时，已是一片玉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些已经经营数十年、数百年的殖民地，像潮水后的薄墙一样倒塌。翌年，日军占领新加坡，林文庆在占领军集中营被发现，然后命运阴错阳差地推着他成为“昭南华侨协会会长”——占领军设立的伪职。

那时他的儿子，同样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林可胜——未来的中国缅印战区司令部医药总监，正在贵阳为抗日将士疗伤。

“二战”结束，林文庆闭门谢客，从此不问世事。酒，成了他的伙伴，帮助他排遣生命最后的时光，直到1957年，他复杂多变的人生随着他的辞世而告一段落。

半个世纪后，林文庆的母校——爱丁堡大学成立孔子学院。

2005年，厦门大学在图书馆后池塘边造“文庆亭”。

“文庆亭”亭记这样写道：“一九二一年六月，林文庆博士应校主陈嘉庚先生之请，接掌厦门大学，倾其睿智才学，运筹操营，主理校政十六载，学校事业蒸蒸日上，硕彦咸集，鸿才叠起，声名远播海内外，与公办各校并驾齐驱。”林文庆雕像，被放在文庆亭一侧，面部温和、眉头微蹙，背后，是风中婆娑的热带棕榈，日光，让冰冷的石头变得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