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先行者

潘仕成对外面世界的新鲜玩意儿充满了好奇心，他信心满满地仿制它们，急匆匆地向人们展示他的绝妙成果，并不追求对这东西的理解和掌握，他一定以为凭一已之力就可以轻易拯救国家。

鸦片战争的炮火震碎中国人的千年美梦与自尊，至今，人们似乎还难以从心理上修复一百多年前留下的战争伤痕。

因为商业贸易，英国人曾是这样热心地把白银送到家门口，接着是鸦片，然后是战争，等到人们发现和一向被自己蔑视的家伙打仗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战争已经结束了。

这样，人们开始反省战争的结果。

尽管国家走上图强的道路还要等上20年。

潘仕成，一个最先看到西方物质文明与科技成果的行商，由此开始他大起大落的人生。

潘仕成生于1804年，祖籍福建，是潘肩的弟弟潘振联的重孙，他的父亲潘正威，是潘正炜在同孚行的最得力助手，而他自己在1842年的反租地斗争中，以一个在籍道员和著名洋商的身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世纪中叶，潘仕成是广东政、商、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道光十二年(1832)，潘仕成应顺天府试，取得副贡生资格，其间因为捐资赈灾，被赐举人，开始迈出红顶商人的第一步。

相对于十三行商人，潘仕成的地位最为显赫。两广盐务使、浙汀盐运使、布政使，最高职衔为从二品，而清代洋商捐纳的最高品衔为正三品。从他自己编辑的《尺素遗芳》记录，与他书信往来的111人，全部是当朝显贵或地方大员，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这个人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似乎是关于他的财富与生活享受的传说，海山仙馆——他造梦的地方，是广东最好的园林。法国人于勒·埃及尔曾于1844年造访这地方，从他留下来的三张照片，人们见识昔日海山仙馆主楼的风姿，那座临湖而建的建筑，轩窗敞宇、长廊跨湖、蜿蜒曲折，精致而又大气十足。据到这里参观的外国人说，里面的每一个房间的地毯多用法国进口的天鹅绒，有些则是丝织的，名贵的家具漆着日本漆，房间的圆柱上镶嵌着珍珠、金、银和宝石。这个花园，可以容纳一个军的军人，而维护它，主人每年要花费300万法郎。这个馆占地百亩，夏日，菱荷纷敷，丹荔垂垂，轩窗四开，满目空碧，仿佛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它的一部分，即今天的广州荔湖公园。

潘仕成在这馆里收藏金石、古帖、古籍、古画以及他的专属嗜好——潘壶，30个杂役和80个婢女为他服务。今天的专业人士以为这种烧制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器物形制简洁大气，是清中期最富代表性的紫砂壶。墨客喜欢海山仙馆的岭南风情，文人赞美它的文化品位，风流名士们醉心于它的女人香，而广东的高官常常拿它当成非正式的外交场合，接待西方使节和商人。总督耆英是这里的常客。1860年4月11日在巴黎出版的《法兰西公报》曾经刊登了一个到达广州的法国人的文章，作者声称，在海山仙馆遇到的两个人——耆英和潘仕成风雅的仪态令人惊叹。这人自称到过许多欧洲宫廷，遇到和结识了许多杰出人物，但是在举止优美、高贵和从容方面，没有见过有人超过这些中国人。

藏书是潘仕成的另一项重要雅好，当年广东藏书最杰出者为伍崇曜、康有为、孔广陶及潘仕成，有“粤省四家”之称，潘则居四家之首。《海山仙馆丛书》即他的杰作，其工程浩大，开支靡费，带着拿来主义的快乐，收藏了一批罕见的宋元珍本和明清著作，西方的数学、地理、医学等近代书籍亦收纳其中，至于他刊印的法国传教士玛吉士编的《外国地理丛考》则是我国最早的外国地理学著作，这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开岭南现代学术风气之先，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长年从事中外贸易的商人，潘仕成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超越一般商人与官员。在国门被打开、帝国对外部世界茫然失措的时候，潘仕成成为当时极为难得的外交、海防和贸易人才。

当时，朝廷大员们也意识到，装备落后，是导致闽、粤、汀、浙水师屡战屡败的直接原因，于是短暂地形成了一股造船热。朝廷命令四川、湖广等省采购巨木，速制坚船，驶往闽浙巡防。鉴于那些传统战船比如快蟹、拖风、捞缯、八桨已经保持几百年不变的样式，内河巡缉尚可，海上冲锋，已经不堪其用，于是，人们把视线投向自己的对手。道光二十一年(1843)，行商伍敦元购美利坚战船、潘正炜购吕宋夷船一艘，充实广东海军，而潘仕成另辟蹊径，仿造出美利坚兵船和英吉利中等兵船各一艘，据说，潘仕成先后造出了四艘这样的钢底战船，这些船长33英尽，可载300人，船上配置西式火炮。

按照军机大臣奕山向皇帝的报告，潘仕成的战船造得极其坚实，驾驭灵活，而且炮火犀利，另外，他还掌握了配合火药和制造水雷技术。

1842年，一个叫壬雷斯的美国军官来到广州寻找机会，他自称擅长制造威力巨大的攻船水雷。潘仕成认为，制敌则必先制其炮，制其炮必先制其船，攻船水雷正好适应这一需要。他随即报告奕山，获准开局制雷，局址设距广州城约五公里之离明观，潘仕成给美国人的月薪是5000两银子。

9个月后，潘仕成拿到中国制造的第一枚水雷，壬雷斯拿到了他的4.5万两白银，此外，又有2万两是对他的奖励。

攻船水雷的原理是利用水压触机发动引燃火药产生爆炸，当年，这是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水雷。潘仕成随后写了《攻船水雷图说》，记录水雷研制原理及施放过程，这些成果，后来被魏源收录进《海国图志（增补版）》传世。

按照道光皇帝的命令，攻船水雷将在天津大沽海口实地演示。1843年九月初八，或许是一个晴好的日子，海风使大清国的旗幡猎猎作响，在经历了一再战败后，所有人都对这场演示抱着一种期待。一个厚8尺长6丈共4层的木筏被人们放到水面，120斤重的炸药被固定在筏底，随着一声巨响，木筏化成无数碎片。

一切变化是那么令人兴奋，似乎大清国的希望在这一声巨响中，迸发出来。

潘仕成对外面世界的新鲜玩意儿充满了好奇心，他信心满满地仿制它们，急匆匆地向人们展示他的绝妙成果，并不追求对这东西的理解和掌握，他一定以为凭一己之力就可以轻易拯救国家。所以他信心满满地向皇帝报告，他的每一枚价格只要40两银子的水雷就可以解决一艘敌舰，整个东南海面，只要花上4万两银子打造百枚水雷便可以高枕无忧。他的最大疏忽似乎是忘了告诉皇帝和大臣们如何采用一个合适的办法将水雷恰到好处地送到敌舰将其击毁。

道光皇帝似乎从潘仕成的努力中找到帝国继续存活的希望，他在1842年10月曾经下旨，好像下决心要把一切建造军舰的权力交给潘仕成，还命令严惩那些阻挠他办事的人。皇帝也曾经为潘仕成做出水雷高兴得不知所措，他安排演示并认真听取了结果汇报，然后就不闻不问了。而大臣们天生有抱残守缺的美德，那些使用了几百年的战船，怎么说也比潘仕成这个洋商仿造的东西看起来顺溜。所以，1842年皇帝命令广东将军奕山将潘仕成仿造的美式兵船图案做成5份，交直隶、山东、汀苏、浙汀、福建的督抚勘量本省海面，候旨交广东方面造舰时，皇帝遭遇到了典型的太极推手，山东方面表示，他们的海面暗礁多，不适用潘的战船；汀苏方面认为潘的战船能够出奇制胜，但不如福建同安梭灵活；浙汀方面与汀苏方面意见一致；至于福建方面，未见答复。至于水雷，同样被认为火力强大却不适用被搁置。

此后，关于潘仕成的造舰和水雷使用未再见诸记载。巡弋在珠汀口的外国兵舰，见到的依然是几乎不设防的城市和驾着捕鱼船似的舰艇的帝国海军。

潘仕成显然是一个积极进取、善于放弃的人，当他发现仿制武器远不如研究美妾和古玩来得得心应手时，他需要做的是平心静气地对待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的决定，事实上，在那个纷乱不堪的乱世舞台，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配角，就像当年参加《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的谈判，他不过是一个谈判代表的随员而已。

或许，哗哗流入的银子和哗哗流出的银子构成的美妙体验，不过恰巧吻合他的性情，如果他不去制造军舰，他一定会去制造别的东西，比如潘壶。

据说，潘仕成的一生曾有五次机会得到皇帝的委任，但是除了去大沽口演示他的水雷，他从不愿意离开广东，比之于风雨飘摇的朝廷，海山仙馆的神仙般的日子才适合营造他的精神家园。

至于道光，看来是一个命运不佳的皇帝，从他力图拯救帝国的努力上看，他好像是一个被时局弄得精疲力竭的年轻人，那些七拼八凑出来的远见，因为贫血气虚的躯体，支撑不了长途跋涉的恒心而作罢。他对潘仕成的兴趣，或许就像潘仕成对兵舰和水雷的兴趣，只是兴趣而已。

历史，就这样和潘仕成擦肩而过。当皇帝拒绝潘仕成的成果时，洪秀全在广东花县创办了“拜上帝教”，七年后的186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平息这一场战火，花费了14年，在战争中形成买办官僚军阀，终于认识到借助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维护王朝统治的作用，从1861年开始，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在中国拉开序幕。

这时，离潘仕成仿制西式舰船，过了20年。

至于潘仕成，一个转型时代的红顶商人，凭借在商、政两界的雄厚实力，坐拥天下财富，因商而仕，因仕而商，青云路上，风光已极。

这种商人人仕在当时中国传统商人向现代转型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他们是政府了解外界的信息通道，另一方面封建传统与现代精神在他们身上交织，他们的兴起与落败也将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缩影，成为商人阶层的宿命，这种宿命在潘仕成与历史擦肩而过时，便已注定。

所以，当潘正炜带领他的家族退出商界成为广东书香门第，另一个著名的行商家族伍氏北上参与上海开埠时，才华横溢、人情练达的潘仕成正在走向他的不归路。

在那个法国人在《法兰西公报》上盛赞完潘仕成的财富和优雅不过7年，潘仕成的事业已经败象横生，开始以出让屋宅与古董珍藏维持浩繁的应酬开支和债务。

1873年，阅尽人生荣耀的潘仕成破产，海山仙馆——那个无数人寄梦的地方，在一片家眷的哭声中被官府查抄拍卖。

这一年，潘仕成在贫病中离开人世，数十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这一年，是清国治十二年(1873)。

这一年，外使见清帝不再行三跪九叩礼，中国第一次以官方名义参加维也纳世博会，招商局正式在上海开局，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漫长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