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我的再生之母

父亲讳懋树,生于1919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殁于1985年11月22日,享年仅67寿。

父亲是我祖父的一根独苗,其母蒋氏,鹿鸣塘村人,年轻突逝。父亲于襁褓中失去慈母,饿无乳汁充饥,寒无慈母怀暖。祖父在无可奈何之际,续娶梨口罗家罗氏为妻。罗氏一生未有生育,悉心相夫教子,抚养我父长大成人,功莫大焉。

父亲一生务农,夏曝于烈日,躬耕于田亩,土里刨食;寒冬腊月,亦无闲暇,或伐薪于山林,或积肥于山地。年方二十九岁,我的祖父因病无钱医治辞世,父亲便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他费心劳神,养育了三男一女。他有孙六人,孙女八人,如今又得重孙六人,在我的故乡赶塘村足以算得上人丁兴旺之家了。可惜他苦日子过完了,他却老了;好日子来了,他却走了。

父亲为人正直、厚道、善良,讲情谊,重友情。这在村里有口皆碑。一字以蔽之,就是一个“情”字。

父亲一生喜爱读书,与书结下不解的情结。他读过三年私塾,因家境贫穷而辍学,但他辍学而不辍读书,一有空闲,便读几句古书。晚上我的母亲在如豆的桐油灯下做鞋,父亲便在一旁借着微弱之光,诵读《幼学琼林》《增广贤文》《论语》等。他一边读,还让我跟着读,偶尔也加以讲解。我虽听不懂,他还是津津有味地讲,有时他讲着我便打瞌睡,他就在我的背上击一掌,把我惊醒,跟他诵读。我上学后,带回去的语文课本,他也一篇篇地看,还把文中的一些名句抄在他的小本上。正是因为他爱学,所以会写祭文,会作对联,加之他的毛笔字写得不错,村里人家办红白喜事,也请他去写对联。每年春节,他总要买点红纸写对联,贴在屋里柱子上,增添喜气。他在我们村也算得上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我受父亲的影响,几十年来,读书未辍,在职时不管工作多忙,总要挤时间看点书;退休后,目力虽不如昔,但每天仍坚持看书看报。我以为:莫道挂冠无所事,退休正是读书时。重读旧书常温故,常读新书长见识。

父亲颇重父母之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亲深知父母养育自己的不容易,因而深怀感恩孝敬之心。尽管他的生母在他刚满周岁就去世了,他没有享受母爱,但他深感母亲“生我拊我”的艰辛,念念不忘母亲的血缘之恩。每到清明节,他都带我和弟弟到我祖母墓前祭奠。他还对我说,你这个奶奶命苦,二十多岁就死了,我也不知她的长相,但有时还能梦见她。父亲还对他的继母同样不忘养育之恩。他生前曾对我说,你这个后奶奶把我从小拉扯大,也不容易,算是我的再生之母,可惜她也命苦,你出生一年多,她也去世了,没有享到福。父亲对我的祖父更是情深,孝敬有加。他自幼丧母,祖父可怜他,疼爱他,超乎寻常,小时常把他抱在怀中,爱如至宝。他长大后,祖父生怕累着他,不让他干重活,真是父爱如山。父亲给我讲过的往事中,有两件事令我至今难忘,一件是日本鬼子侵入我的家乡时,祖父被抓当伕,父亲为此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痛哭流涕。当祖父死里逃生,回到家时,父亲抱着我的祖父,喜极而泣,并杀鸡置酒,为其压惊。再一件是我的祖父患疟疾,卧病在床,父亲日夜守候,喂水喂饭。然而当时农村无治疟疾之药,祖父终被夺去了生命,享年不到五十岁。这对父亲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从此更是郁郁寡欢,多愁善感,未老先衰。

父亲亦重夫妻之情。父亲与我母成婚,共同生活四十余载。夫妻二人,相濡以沫,琴瑟和谐,少有龃龉。我和弟弟小时,父亲是种田种地的主力,凡是重活,如犁田耙田、挑秧挑谷、刨地种麦,都是父亲一人承担。在农忙季节,母亲除了种菜、种棉、种豆、养猪,还帮父亲插田、割稻,但父亲绝不让我母挑重担。在生活上,他们相互体贴关照,凡有好吃的总是相互谦让,有时家里杀个鸡鸭或赶集时买点猪肉,母亲舍不得吃,让父亲和我们兄弟三人多吃点,而父亲则把母亲用筷子夹到他碗里的肉,又夹给母亲,两人来回夹,直至父亲有点生气时,母亲才不得不吃下父亲夹给她的肉。此情此景,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这是他们夫妻情意深厚的一种表现,也值得现在的年轻夫妇学习。父亲和我母亲偶尔也为家务事争论,但我没见过他们吵架打架,有时父亲发脾气,母亲则不吭声;有时母亲发牢骚,父亲则抽烟不语。正因为如此,所以两人争论而不伤感情。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因为我不好好写字打了我两巴掌,母亲批评他,他要和母亲吵,母亲便拉着我去了外婆家,在外婆家住了两天两夜。父亲可能认识到自己不对了,便到外婆家来接我们。母亲一看我父亲亲自来接,便高兴地一同回去了。到了晚年,父亲母亲的感情更加深厚。母亲因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这种病最怕遇寒受冷,而我的家乡冬天阴冷,室内又无取暖设施。我和夫人吴瑞吉商量,把母亲接到石家庄住进有暖气的屋里,加上服药,母亲的病好多了。父亲看了我给他的信,得知我母病情好转,每次来信都劝我母亲多住些日子,不要担心他在家的生活。但是,母亲对父亲还是放不下心,住了一年多,执意要回去,我们也不便强留,只好让她坐火车回去了。没想到,母亲回去后,连一个冬天也没熬过去,就与世长辞了。父亲为老年失伴而痛心疾首,身体每况愈下。在我母亲逝世一年多后,父亲也追随去了。时不两载,父母双亡,子欲孝而亲不在,岂不痛哉!

父亲更重子女之情。人们对父母常称之为“严父慈母”。其实“严父”也有慈母之心。我幼时,父亲对我管教很严,他要求我写字时必须坐姿端正;读书时必须专心致志;做了错事,必须如实禀告,绝不允许说假话;对大人要有礼貌,更不允许骂人。我以为,父亲对我的“严苛”,实际上是充满了爱意。我在排龙山完小读书时住校,父亲每个月翻山越岭去送柴送米。我看到他汗流浃背的样子,更增加了学习的自觉性。当我拿着期末考试第一名的通知书回家时,父亲虽满脸笑容,但他仍要严肃地告诫我千万不可骄傲。我考取零陵二中后,父亲为我挑着行李,步行五十多里送我去学校,途经白竹塘村时上了好多台阶,父亲觉得有点累了,他放下行李,坐在一块石头上,拿出烟袋抽烟,又从包里拿出母亲给我煮的鸡蛋让我吃,我让他吃一个,他不吃,还说我不饿,你吃了跟我快点走……我考取湖南第一师范后,父亲又为我挑着行李到冷水滩去乘火车。他给我买了车票,车到站后,他帮我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列车徐徐开动了,父亲在车下从窗口对我说,到校后要给家里写信。列车离站台远了,他还站在那里向我挥着草帽,渐渐地他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他,但我依稀看见他穿着粗布上衣,脸上额上刻了不少皱纹,可那时他还不到四十岁!无情的岁月,辛勤的耕作,沉重的家庭负担,把这些辛苦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脸上和额上。我为不能为父亲分担养家糊口的负担而感到内疚。尤其令我难忘的是母亲逝世后的第二年,我在广东开会,散会后途经衡阳,我自费转车回家看望父亲。他见了我,十分惊喜。我把给他买的食品从提包中拿出来给他,他立即唤来一群孙男孙女,像发奖金似的给他们分完了。父亲的舐犊之心令我感动。他又领我到他的卧房,他说养了几只母鸡,卖点蛋换点零花钱。他拿了四个鸡蛋,煮熟后又把我叫到房里让我吃。他说,家里小孩多,吃点东西分不过来,你就独自吃了吧。我让他也吃两个,他非要让我吃完不可。这时,我才深深感到,母亲不在了,父亲像慈母一样深爱着我这个远方归来的游子;正是在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父爱如山”的含义。我这次回家,在家住了三天,与父亲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他领我到我母亲的墓前拜祭,领我到山林漫步,心中充满了惜子爱子之情。但是,没有料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与父共处相聚。这一年的十一月,父亲就与世长辞了。

父亲的子女之情还表现在对子女进行家风教育上。我小时,父亲经常告诫我要诚实,要勤劳,要节俭,要懂礼。我上学后,父亲告诫我要尊敬老师,要与同学友好相处,虚心向同学学习。我在排龙山完小读书时,我们班的同学陈相武学习成绩好,我把他的作文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连连称赞,要我好好向他学习。在即将毕业时,陈相武因患肺结核病休学回家疗养。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父亲后,父亲让我提着鸡和鸡蛋步行二十多里去看望陈相武,令陈相武和他父母感动不已。我在零陵二中读书时,父亲知道我和刘霖的关系很好。毕业时我考上了湖南第一师范,而刘霖未考上高中,在家复习,准备第二年再考。父亲得知这个情况,让我步行五十多里到刘霖家安慰他,帮他复习功课。第二年,刘霖考取了长沙市一中;高中毕业后,又考取了西安军事通讯学院;大学毕业后,分在贵州工作,后来调回永州。几十年来,我和刘霖一直保持联系,我的母亲病故后,刘霖率子刘驾宇,冒寒雨,踏泥泞,前往悼念,令我父十分感动,他说,刘霖是个讲义气的人。还有我在北京师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蒋福泉,与我是莫逆之交。一年暑假,我回到老家后,收到蒋福泉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父亲看了后说,你这个同学有文才,讲情义,可交!但是,在“文革”中,我与蒋福泉一度失去联系,父亲得知后批评我说,这样不好,一代同学三代亲嘛,一定要想法和他取得联系。我和蒋褔泉取得联系后,两家子女也往来于石家庄、太原之间数度相聚。可惜父亲生前未能见到蒋褔泉,而是在他逝世二十多年后,蒋褔泉和夫人张龙玉同我和我的老伴到我老家闲住,我们一起到我父母墓前进香祭奠。后来蒋褔泉从北京到海口的途中,路过永州,又让我弟梅生领他到我老家祭奠我的父母,令我感动不已,我为此曾作诗曰:“福泉赴琼过零陵,脚踏泥泞赶塘村。此行非是观景点,只为祭奠两先人。双亲九泉若有知,定视儿友同根生。”我之所以在上学期间能交结一些好同学,参加工作后能交结一些挚友和好领导,是与父亲的为人,与他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另外,我父亲还特别尊重村里的长辈,每逢春节,都先去给他们拜年。我上学期间,假期回家,他也让我去拜见他们,尤其是对我在私塾读书时教过我的徐懋卓伯伯和顾鹤秋先生,父母都让我带点礼品去看望他们。所以村里人也夸我读书懂礼貌,有些人家还杀鸡宰鸭,请我去吃餐饭。这都应归于“严父”调教的结果。

父亲还重兄弟之情。我的父亲有叔伯兄弟六人,其中一人被国军抓去当兵,死在外地;一个新中国成立后参军,复员后落户桂林;一个是哑巴。在家能说上话的只有我大爷之子懋源和小爷之子徐宏。父亲与他俩虽非同胞兄弟,甚至比同胞兄弟还亲,有酒一起喝,有肉一块吃,不分彼此。懋源叔少年丧父母,独自到广西做木工谋生,新中国成立后回家结婚,育有二子一女。但是,不幸的是,他得了肺结核病,经常咳血,体瘦如柴。据说这种病有传染性,村人不敢看望。我父却不以为然,常在床前安慰他,使他很感动。我的宏叔是我们家的知识分子,为人忠厚诚实,新中国成立后当国办小学教师,他勤勤恳恳教书,诲人不倦,但是,在反右派中,他被冤枉,错划成右派,开除回家,监督劳动。村里有人为了与他“划清界限”,见了面也不搭理他,有的人甚至落井下石,对他进行批斗。我父不怕受牵连,经常与他交谈,甚至喝酒,使他在精神上得到莫大安慰。父亲对我那个哑巴伯伯虽然不能用语言沟通,但见了面都用手势沟通,每到青黄不接,他家缺粮,我的父母节省一点也要接济他们。父亲与他的叔伯兄弟情谊之深,真是:不是同胞却胜似同胞。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宏叔和懋源叔力劝吾父送我读书的事。本来父亲是想让我帮他种田的,因为我是长子,应当为家里多出点力。但是,当政府在排龙山办起完小时,我们村的徐云、徐伟魁、顾少华的父亲打算送他们去读书,父亲正犹豫是否送我去时,这两位叔叔找到我的父亲说,我们这个大家,应该出一个读书人。秋生(我的小名)读书用功,天资好,你苦一点,累一点,也要送他去读书。父亲是个明理的人,听了两位叔叔的劝导,决定送我到排龙山去读书。当我完小毕业时,还考不考初中,父亲又有些犹豫,两位叔叔又对他说,秋生是读书的好材料就应当支持他考初中。父亲这才对我说,那你就考吧,考得上就去读书,考不上就跟我在家耍泥巴巴(种田)。尽管那时考初中是百里挑一,我还是考取了零陵二中,并由此读到了大学毕业,成了当时我们乡的第一名大学生。这两位叔叔功不可没。

人贵有情,情贵行动。父亲对亲人对亲戚对叔伯兄弟对朋友的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行动中,所以他受村人尊敬。可惜天不假我父以年,1985年11月22日,我从石家庄回到我家那座百年老屋,父亲已是奄奄一息。我千呼万唤,他没有回音;我抚摸他的手和额头,也毫无反应。他双目紧闭,不断地喘气。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知道我已回到了他的身边,心里面色都显得安然了。我到家不到半小时,父亲便停止呼吸,与世长辞了。他是等着我回来给他送终的啊!

父亲走了,他走得很痛苦。两个弟弟告诉我,父亲病重已二十多天,不断在床上爬来爬去,有时要往下跳,好像疯了一样。我问他们,父亲得的什么病?他们说,可能是被疯狗咬了一次,觉得没伤筋骨,就没去打狂犬疫苗,转成狂犬病。唉,缺乏科学知识,农村又缺医少药,有什么办法?我忏悔的是,在父最痛苦的日子,我未能喂他一口水,真乃愧为人子。

父亲走了,我们清理他的遗物。他勤劳一生,身无分文,只有几件破旧的衣服和一个记事本。他在记事本上用钢笔或毛笔字迹工整地记载着他卖鸡卖黄豆的微小收入,记载着他日常生活的支出,记载着他到石家庄看望我们的见闻。那是1979年5月,父亲在石家庄住了三个半月,虽然住的是省委机关简陋的平房,我和瑞吉一个月只有八十多元的工资,只能给他买一元多一斤的散装白酒喝。瑞吉买点布给他做几件衣服,但他心满意足。他在本上写道:“我来这里,吃了又耍,耍了又吃,于心不安。”其实,做儿子和儿媳的,因为当时工资低微,并没有孝敬他多少,他却感到很满足,这是他对我们的体谅。如果他多活十年二十年,他将可以享到更多的天伦之乐。如今,每当我喝到好酒时,便不禁想起了他,如果他健在,我可以陪他一起享用。每当我回家看到与他同的人还健在时,不禁叹息父亲福分有欠,去世过早,没有领受到浓浓的儿孙之福。如今,尽管每逢过年过节,每逢他的生辰,都会为他上供;尽管清明节也回去给他祭奠,但是,这也只是寄托哀思而已。正所谓子欲孝而亲不在,此乃人生之大悲哀也。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逝世三十周年。

2015年3月2日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