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王廷方

时间：2023-01-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吴瑞吉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同她于2002年10月24日下午到达了河南省的省会郑州市。只要南阳市公安局的户籍管理与所辖各县的户籍联了网,就会在网络上查到王廷方。当时,我确实为之兴奋,心想他要是查到了王廷方下落,可真是天大的幸运了。我坐在沙发上静候佳音,没想到,过了两三分钟,屏幕上显示查不出王廷方这个名字。他说了王廷方的年龄和到厂的时间

寻找王廷方的下落是我多年的企盼,也是我们班里许多同学的愿望。因为他在大学的结局太惨了,太冤了,不少同学都深为同情。自从1964年10月我们班的同学到河北省衡水地区参加“四清”,王廷方留在学校接受审查,直至被以反党分子的罪名开除党籍、学籍,遣返回乡,至今已有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来,他是死是活,同学们一无所知。记得1984年蒋福泉来石家庄时,他听北京师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龙德寿说过,王廷方被落实政策后,分配到河南省南阳地区的南召兵工厂教育处工作。我俩当时满怀希望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信发出去以后犹如石沉大海,既没见“查无此人”退回的原件,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回音回信。1998年我们班的同学在石家庄聚会前,联络人蒋福泉又试投了几次联系函,同样没有结果。难道王廷方真的隐居了?难道他对同学们的心真的已经冷如冰霜了?难道他真的不愿与昔日的同窗好友再有往来了……我想他不是这种人;于是我和蒋福泉商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只要能走得动,一定要到河南省去找到他,不管他现在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都要弄清他的下落,活要见其人,死要见其坟。

我同蒋福泉约定,一定要在2002年之内,南下河南去寻找王廷方。本来他已买好从西安到石家庄的火车票,我俩一道从石家庄结伴而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他动身的前一天,心脏病突发,医生建议静养输液,他无可奈何地退了车票,并让我等他病稍好以后再去。我想,蒋光头这一病还不知何时才能起程,而且越往后拖,天气越来越冷,行动更为不便。如果拖到明年,我也退休了,更有诸多不便。我的夫人吴瑞吉知道我的这一想法后,也主张宜早不宜迟,趁着我的身体还好,也没退休,在入冬之前去一趟河南省,并提出陪我同行。在吴瑞吉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同她于2002年10月24日下午到达了河南省的省会郑州市。我俩在河南省新闻出版局的书苑宾馆一住下,她就与河南省公安厅的一位同行取得了联系,希望她的那位同行能给南阳市管户籍的负责人打个电话,以便我们到南阳市后,通过南阳市公安局采取在微机上查户口的办法找到王廷方的下落。只要南阳市公安局的户籍管理与所辖各县的户籍联了网,就会在网络上查到王廷方。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想的比做起来容易。我俩于10月25日在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办公室曹副主任陪同下,经过四小时的行车到达南阳市时,已是下午两点半钟。我们在南阳宾馆刚放下东西,市委宣传部办公室武爱民主任以为我俩是来旅游的,就问我们的日程安排。当我们说明来意和主要目的后,他立即陪我们到市委宣传部开了一个到市公安局查户口的介绍信。我们到了市公安局已是下午四点多钟,偌大的一个办公楼没有几人上班,可能是到了周末(星期五),不少人已提前回家。我们到六楼的户政处,几个办公室都关着门,只好在走廊上徘徊。一个三十多岁的干警看见我们,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说查一个人的户口。他看了介绍信,又听我是外地人的口音,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他拿钥匙开了挂有“副处长”牌子的办公室,原来他就是户政处的副处长。他在办公室打开微机帮我们查找。当时,我确实为之兴奋,心想他要是查到了王廷方下落,可真是天大的幸运了。我坐在沙发上静候佳音,没想到,过了两三分钟,屏幕上显示查不出王廷方这个名字。这使我大失所望。那位副处长说,在市公安局只能查南阳市区的户籍,市局与各县公安局的户籍管理还未联上网。这就使寻找王廷方的下落,真比大海捞针还难了。南阳市管辖十多个县、区,近千万人口,南召也不是只有一个兵工厂,而有十多个兵工厂,有的兵工厂已搬迁到郑州、信阳去了。苍茫大地,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王廷方呢?我禁不住在内心呼唤:廷方兄,你在哪里?归来吧,你的老同学带着班里许多同学的嘱托,带着他们的思念,带着他们的深情,找你来了,你怎么藏得那么深,不肯露面呢?

回到住地,我和吴瑞吉的心情都很不平静,我俩开起了“分析会”,她说,要找到王廷方的下落,必须有一个人能调动市公安局局长,让他指示南召县、镇平县公安局把近十年来死亡的人口卡和现在的人口卡都查一遍。她又说,从王廷方的年龄上看,他起码已退休十年了。退休后,他可能在厂里住,也可能回老家住。他老家是镇平县的,所以一定要到镇平县去一趟。她还建议我在南阳市电视台和镇平县电视台发个“寻人启事”。我说,也有可能他后来调回镇平县工作,应该到镇平县去一趟,可是又赶上明后两天是“双休日”,很难找到办事的人。

这时,我又给林英海、郝胜道打电话,想从他们那里知道王廷方的一点线索。林英海在北京师大时,曾做过中文系60级的政治辅导员,当时整王廷方的情况他也是知道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调回河南台前县当县委副书记,后来调河南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部长,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省委副书记,现在担任省政协主席。我想他到南阳检查工作时,一定打听过王廷方的下落。郝胜道是河南人,现在信阳师专工作。他在校时与王廷方关系不错,他也一定知道王廷方的线索。可是他们的回答却令我失望。林英海说,他到镇平、南召检查工作时,也打听过王廷方,但一直没有打听到。王廷方也没有到郑州找过他。这时我觉得这次专门来寻找王廷方,也许会是抱着希望而来,带着失望而去了。郝胜道的回答更简单,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当天晚上,南阳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的领导请我们吃饭,尽管他们非常热情,又是美酒佳肴,我却依然沉浸在寻找王廷方的迷雾之中。席间他们问起王廷方的情况,他们也对王廷方遭遇深表同情,对我和吴瑞吉千里迢迢寻找老同学深为感动。雷恩洲局长让我把王廷方的简要情况写了一个便条给他,他说明天一想办法帮助查找。庹军副部长也说,你们既然来了,就在这里多住几天,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帮你找到老同学。明天上午你们可以先到南阳几个地方参观参观,看看南阳的人文景观。按照市委宣传部的安排,10月26日上午,由市委宣传部调研室主任杨钧印,市文化局文物处长陈杰陪同我们参观卧龙岗的武侯祠、汉画馆、南阳署衙。我一边参观一边想着下午到镇平县如何寻找王廷方的事。上午十一时,我们参观南阳署衙出来,雷局长给陈科长打电话说找到王廷方了,他在南召县的东风厂(军工企业)。杨科长马上把手机递给我,让同雷局长说话。他说了王廷方的年龄和到厂的时间,我激动地说,就是!就是!真是喜从天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真不知如何感谢雷局长是好。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我们回到住地,雷局长又给陈科长打来电话,说是已经查到王廷方家里的电话了,我立即拿笔记下王廷方家的电话,并马上用手机拨通了他家的电话。他儿媳接电话后,我问她是不是王廷方家,王廷方在不在家。她说他爸到楼下去了,过一会儿就回来。真是谢天谢地!王廷方还在人世,而且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这将是离别三十八年来的第一次见面啊!它的到来多么不容易而又多么幸运啊!过了十来分钟,我又拨通了王廷方家的电话,他儿子接了电话,说他爸回来了,让他爸与我说话。我一报名字,他在电话里就泣不成声了,哽咽着说,我可想你们了,可想你们了,可想你们了!

我听他说不出也说不清话,就让他把电话的话筒给他儿子。我向他儿子问了一些情况,并告诉他吃完中午饭我就到他家去。接着我给蒋福泉打通了电话,告诉他找到了王廷方,并把王廷方家的电话告诉了他,他立即给王廷方打电话,他们俩在电话中又大哭了一场。

东风厂离南阳市有五十多公里路,坐落在南阳西北的伏牛山中,离市区虽然不远,但道路崎岖。汽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过了东风桥就进入了厂区。快到厂门口时,我又往他家打了电话,他儿子到厂门口等我们,他在宿舍楼下等。我一下车,他拄着拐杖,想跑过来同我拥抱,但他跑不动了。我大步跑过去,他丢下拐杖,同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泣不成声地说,可见到你了,可见到你了。他的热泪掉在我的手上,落在我的衣服上。我也眼含热泪对他说,我找你找了三十多年了,今天终于见到你了。这拥抱真是来之不易,这拥抱真是舍不得松开。可惜我下车时,吴瑞吉事先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没有摄下这一镜头。如今的王廷方,已经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虽然还像在学校读书时一样留着光头,但已步履蹒跚,行走吃力。我搀扶着他上了三楼他家的宿舍。这是只有一间半住房、没有客厅的宿舍。我们在他儿子的卧室兼客厅里坐下后,我拿出1998年我们北京师大4602班在石家庄聚会的照片,念着参加聚会的同学的名字,并一个一个地指给他看。我指一个,他说知道。在指到任文贵时,他问我,任文贵和张桂琴结婚了没有?我说早就结婚了,已经当爷爷了。他又问伏庆德、张文龙、赛里木、闫仁德等同学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特别问尚作勤为什么没有参加聚会?我告诉他尚作勤分配到山西,后来调回山东老家,在蓬莱一中教书,现在已经去世。他十分惋惜地说,尚作勤学习好,有才,是我介绍他入党的。他哪里知道,.正因为是他介绍入党的,受他的株连,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说了一些同学的情况,话题一下子就转到了他这三十多年来的不幸遭遇,听了以后,真使人感到心酸,充满同情,感到“左”的路线害人匪浅。

首先看看王廷方本身的遭遇吧。1965年我们毕业分配时,他被“双开”回家,到村里既无户口,又无他的地,当然也就没有他的口粮。村里有的人为他的“双开”幸灾乐祸,当面耻笑者有,背后大骂者有。他在生活上的艰苦和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于1967年席卷广大农村时,过去他在村里的政敌把他当成反革命批斗,有的人借此发泄私愤,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有一次几个造反派把他打得不省人事,他们以为王廷方死了,通知他家里人去收尸,他家里的人赶到后,造反派都走了。家人一看,王廷方还有一丝气息,赶快送到医院抢救。幸亏王廷方命大,经医生抢救,他竟然活过来了。活是活过来了,可是造反派如果知道他还活着,非要继续整他不可。所以家里人商量,对外就说他已死了,并且为他垒了一个假坟头。造反派这才信以为真了。王廷方就这样才逃出了造反派的魔掌,可再也不敢回家了。从此便开始了十三年的流浪生活。这十三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不提则已,一提他又哽咽了。我让他慢慢说,他儿子也帮着补充。他说,有时在附近的亲戚家住几天,有时到别的村帮助干点儿活,得一口饭吃,后来又干起修鞋和爆爆米花的营生,还学会了编织手工艺品。在一个地方不能待久了,家里人有时偷偷去看看他,也不能久待。就是在这种处境下,他写了八十多封上诉信,可信寄出去以后,都是石沉大海。我问他当时北京师大给他定罪的材料都写了一些什么问题,他说一直未见到材料,只让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直到1980年落实干部政策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时,他才得以平反,并安排工作。按规定,北京师大应该补发他这些年的工资。可学校领导说国家困难,没有钱,他也就没有坚持要求补发。当时组织上征求他对安排工作的意见时,他希望分配到一个离家远一点儿、偏僻一点儿、安静一点儿的地方教书,就这样才来到了东风机械厂。他在这里教过书,担任过厂教育中心的教务长,起码也是一个科级干部吧。他在这里看来干得还不错,在厂里有些知名度,厂领导对他也关心,把他老伴李香兰和小女儿农转非,都在厂里安排了工作,还给他分了住房。1991年,厂里鉴于他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干部,为他办了离休手续。离休后,他同老伴回到老家镇平县遮山乡中其营村居住,由次子王世伟接班在东风厂当了工人。按说他可以安度晚年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98年冬,他到厂里领工资时,因为煤气中毒,几乎丧命,幸亏他的儿子和儿媳发现早,及时送到医院抢救,他又活过来了。活是活过来了,可又留下了小脑萎缩的后遗症,所以现在思维迟钝,步履蹒跚。廷方兄的命运怎么就如此多舛?这么多的不幸怎么就降临到他一个人的头上!昊昊苍天,实在有失公平啊!

再来看看王廷方的家属子女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株连吧。由于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他的家属子女自然在劫难逃。他的长子王世清、长女王世杰因为是反革命的子女,大队不准上中学,读书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至今在农村务农。他的爱人李香兰是一个非常朴实、勤俭持家的农家妇女,在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横遭批斗,死里逃生,外出流浪的十三年间,可怜的香兰顶着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帽子,带着四个子女(最小的不满三岁),还将养服侍着老婆婆。她一个人挣工分,养活着这一家子人,有时还得卖点儿粮食和鸡蛋,偷偷接济流浪在外的廷方。在生产队分的粮食,她一个人背回去;砍了柴禾,她一个人挑回去。村里有同情她的人想帮忙而不敢为,只能悄悄地在夜深人静时到家慰问几句。更令她痛苦的是思想上整天处于高度惶恐状态,惟恐自己也被揪出来批斗,家里老小跟着遭殃。她为了不让造反派抓到整廷方的把柄,把廷方所有的书籍、笔记本、日记本藏到地窖里。这样做她还不放心,就干脆付之一炬,以绝后患。可是又不敢公开烧,要是有人知道了,向造反派告发,造反派又会以偷偷烧毁黑材料的罪名整她,所以只能在做饭时,一次往锅灶里烧几本。就这样,廷方的书籍和日记本几乎损失殆尽了。

有人说,苦尽甘来。可王廷方前五十年受尽各种苦难,甘甜该来了吧,从他恢复工作到离休的十年中确实曾有一点甘味,例如老伴农转非,小女儿到南召长江机械厂工作,次子到东风机械厂工作,他本人也离休在家,可以颐养天年等;但是,他只尝到了这么一点儿甘味,苦难又紧接着来了:他不幸煤气中毒,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老伴又患了癌症,刚刚动了手术,卧病在床,腹腔积液,靠插管引流艰难度日,别说花不起药费,就是花得起也难挽急难。如果他的老伴撒手而去,他的晚年肯定又是苦上加苦。想起他过去所受的苦难,我不禁阵阵心酸;看到他如今的处境,已不禁热泪欲滴;但看到他的顽强意志,我又不禁肃然起敬了!为了表示我对廷方兄的一点心意,瑞吉让我给他一点钱,我拿出身上仅有的一千元人民币送到他的手里,他又一次流下了热泪,推辞不要。我说,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只是一点心意,就算当年咱们上学时你领我和蒋福泉到新街口吃面条的一点儿报答吧。这时,他笑了笑说,那个时候一起吃面条心里高兴呀!从而他才领受了我的这点心意。

我们不知不觉地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我怕他太激动、太劳累,就提出在厂里的招待所订一桌饭,由我出钱请他全家共餐,还可以边吃边谈。他坚决要留我在这里住一夜,由于陪我们来的市里两位科长还有事要赶回去,我们只好吃了晚饭后在漆黑的夜里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赶回到南阳市。临别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舍不得让我走,反复对我说,班里同学如果再聚会,一定要通知他,并说,我让儿子背着我也要与同学们再见一面。这时,我不禁想起了蒋福泉为我的《人生影集》一书写的跋中说过的一句话:“等我退休以后,再邀上徐征,到镇平去找他(指廷方兄),一定要把那颗至今仍沉在冰窟窿里的心,捞出来,暖过来!”见了廷方兄我才知道,他对昔日班里同学的一颗热心从来就没有沉在冰窟窿里,只不过他被“双开”回家,又在“文革”中流浪十三年,对班里同学毕业后的去向一无所知罢了。即使如此,他还惦记着在“四清”整训中跳楼自杀的宋福纯大哥的遗孤。他离休后曾专门到辽宁找过宋福纯的遗孀和遗孤。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但他对同学的炽热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我从东风机械厂回到南阳宾馆已是晚上八时,市文化局雷恩洲局长来看我,他为我见到阔别三十八年的老同学而感到十分高兴。他说,我也为你对老同学的这种真情所感动。我问他怎样为我找到王廷方的,他说:我有一个学生在南召几个军工厂工作过,我就让他一个厂一个厂地打电话问,问到东风厂时,因为王廷方有些知名度,一下子就找到了。他接着说,这就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们老同学之间真是有情、有缘啊!10月27日,我带着既喜悦又为廷方兄晚年生活担心的心情离别南阳回到郑州。到郑州后,我专门去找林英海同志,一方面向他说说这次寻找王廷方的经过和他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以及他目前的状况;另一方面请他为王廷方的儿媳工作调动帮个忙。因为王廷方次子的爱人现在南召县百货公司工作,两地分居,加之廷方煤气中毒的后遗症,老伴又卧病在床,亟需人照顾。当时我就建议廷方兄给英海同志写了一封信,而今我拿着这封信亲自去找他。林英海同志是一个非常热情,待人宽厚,特别是对同学很重感情的人。他从北京师大回到河南省以后,官至正省级,但见到同学还是一如既往,热情有加。我见到他以后,他留我吃了饭,表示对王廷方儿媳工作调动的事,要想尽办法帮忙。不过,他也马上就要从省政协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了,能不能帮上忙,那就看廷方兄的运气了。愿廷方兄晚年多一点甘甜,少一点苦况。

哀叹廷方

吾之同窗,名曰廷方。镇平人氏,隶属南阳。　　

生逢乱世,为生惆怅。弃农从戎,五载时光。　　

难得加冕,复员回乡。养儿育女,艰难备尝。　　

公社供职,幸有所偿。保送北京,师大学堂。　　

根红苗正,树为榜样。天有不测,“四清”遭殃。

证据虽伪,硬定反党。还被双开,遣送回乡。　　

消掉户籍,更无口粮。又逢“文革”,雪上加霜。

昔日政敌,诈死流浪。横遭惨打,几乎死亡。　　

家人设法,转危为安。假立坟头,为掩真相。　　

从此奔命,四乡流浪。修鞋补车,爆米卖唱。　　

妻子儿女,株连遭殃。二子一女,逐出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