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初
我深知徐征是一个勤奋人。四年前他刚从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兼版权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但还担负着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他当时就郑重地向我表示,要写写自己的人生历程和诸般感受。我是一个以笔耕为乐的人,又谙熟他也是一个写家,自然就极力鼓励并怂恿。但实话实说,我的期许是暗自打了折扣的,原因当然不是对他初衷及能力的怀疑,而是心想:一个仕途勇退的人,一个生活优渥的人,一个长期使用秘书代劳的人(这是我的估计与推想),他即使想爬格子,还有那份刻苦那份执着那份搜肠刮肚的耐心和那份精雕细琢的韧劲吗?不料,他言出行随,没过多久就用实际行动和成果说服了我也纠正了我,并证实了自己未因长期为官而消减了写作的水平与毅力。我在暗中惭愧低估了老朋友的同时,自然就有特别的发自内心的欣喜,其程度绝不亚于自己有新作问世。
他的这本《人生影集》,内容就像书名所示,是作者对自己大半生旅途的回顾,是对做人行事的反观,是对生活态度生活理念的检视。说白了,就是自传。说到传记,立即就使我们想到许多光彩夺目的篇章。有些革命领袖、模范人物、社会贤达、杰出学者、著名专家的自传及家书,文以人传,不啻是先进文明的形象载体,时代精神的文字结晶,纪实文学的罕见圭臬,培养青少年的可贵教材。但也毋庸讳言,极个别人炒作的所谓传记,就像时下市场上的某些药材、衣服、食品一样,确系赝品,名声是不大好的。诸如有了某种权势(如花钱买来一个官)就大吹大擂者有之,借一点不寻常的经历(如卷进了某场大官司)哗众取宠者有之,利用自己的独特身份(如大众传媒的主持人)讨好卖乖者有之,以个人的可餐秀色做商标(如漂亮明星)搔首弄姿者有之,等等,而披露隐私者,打情骂俏者,攻讦宿怨者,贬抑异己者,也是不一而足。以至传记也失去了它应有的光泽和价值。但综观上述种种,表现有别,实质相同:皆有不当之冀望,而又采取非正途。我敢说,徐征既非名实不副的权贵,也非获取暴利的富豪,更非一朝惊人的明星,他用不着也绝不会拿自己的事迹去炫耀,去鼓吹,去另有他图,赢取非分之得。一句话,对一个像他这样正直奉公的干部,一个有修养的学人,一个视名誉为生命的人,传记也一如其人,坦诚,朴实,足可信赖,于己于人都大有裨益。
从写作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徐征兢兢业业耗费心血写作《人生影集》的原动力是什么,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据他自己说,其实很简单,个人借此作个大略回顾,付之于儿孙和好友们看看,以供认知与启迪,仅此而已。这想法实在是再自然再朴实也再谦逊不过了!但我想,总还也可以给愿意接近的同时代人和今天的年轻人一读吧!也使前者借此重温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使后者对过往人的心态有所了解与思索吧!虽不敢与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比,但徐征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献身于革命事业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他的苦楚,他的奋斗,从《人生影集》中明显映照出他学习的刻苦,工作的勤勉,待人的热情,以及对双亲的孝敬,对朋友的真诚,对妻子的体贴,对儿女的慈爱,对受过滴水之恩的人涌泉相报,对挤压过自己的人原谅宽宥。这些对年轻人没有现实教育和启示意义吗?对当前在广大群众中弘扬中华道德没有参照和助益吗?这么一想,我觉得此时出的此书,别有一番意趣和旨趣。这当是我只作为一介公民和读者也应该高兴和欢迎的。
鲁迅曾引用古人的话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有一次谈话时,我俩都认同并珍惜我们也拥有的可视为“同怀”的这份友情。这是非常难得的友情。的确,我们二人有太多的相似、相交、相识。我与他都来自湖南的穷乡僻壤,都曾失学,在家干过农活,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复学,珍惜迟到的宝贵上学机会,发愤苦读,都以各自县里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这所有着光荣传统和优良校风,曾培养过许多杰出人物的学校,培养过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学校,使我们在治学和做人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又都被择优保送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我在四班任班长,他在二班,还担任过系学生会主席。我们都喜爱文艺,在师大期间曾有过多次合作。一篇文学作品评论发表于《宁夏文艺》,一篇浩然作品研究引起了《北京文学》的重视。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北师大的岁月,赶上“三年困难”,食不果腹,生活困苦。但对我俩来说,是极好的奋斗时光,深造机会。我与徐征一边在教室和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营养,一边还走进社会,走向实践,不放弃任何求学和锻炼的时机。比如同时发起并访问过革命老人、母校教师徐特立,毛泽东的同班同学、著名诗人萧三,德高望重的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我的一家》的作者陶承等。后来我俩还合写过《听徐老谈毛泽东》。他最近还回忆说他分配至河北去报到时,是我去北京车站为他送行(这点我却忘记了)。我们工作后也常有联系。就在徐征还在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合编过《写作学辞典》,共同整理、注释、翻译过《六合内外琐言》。
两家一直保持密切的交往。他的女儿文莉、儿子勇力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时,是我家的常客,与其说受到了我家的关心和照顾,还不如说给我们带来了帮助和欢乐。说到帮助,特别要提到徐文莉。她在政法大学念书时,周末常来我家,自觉自愿地当了我儿子的“家教”。每逢星期四、五,儿子就对妈妈说:“我得赶紧把作业做完,文莉姐姐又要来检查我的英语了。”在文莉的耐心帮助下,他当时刚念初一就学完了《新概念英语》第一册。这为他此后的深造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1987年春节,徐征当时在邢台任地委副书记,特接我们全家去邢台玩了几天,当时在我家的内侄周喆也去了,两家大人小孩玩得分外尽兴,真所谓其乐融融。我儿子曾真诚地向人介绍:“我们家与文莉姐、勇力哥家是世交。”这些事,回忆起来还殊觉亲切与温馨。
这里我还要特别记述两件动人的事。一件是接到越洋的拜年电话。时间是2000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凌晨,当时我们夫妇同儿子住在美国波士顿的寓所里,正准备起床,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了。也不作自我介绍,听筒里传来洪亮的声音:“喂!拜年了,拜年了,祝贺你们全家新春快乐!”徐征那亲切的话音,那炽热的友情,令我们全家人怦然心动,备感温暖,感激之情无以名状。再一件就是我儿子结婚,他与吴瑞吉表现出超乎平常的关切和衷心的祝贺。时间是2000年8月,我告诉他我儿子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家,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萧瑶(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是我带的新闻学硕士生)结婚,他听后非常高兴。全家人专程来祝贺。徐征还赠一首情意绵绵的贺诗:“湘鄂山水紧相连,李煦萧瑶一线牵。有情何惧天涯远,红袖添香到百年。”我当时有和诗一首,但未敢拿出来;现在行文至此,也不妨写出来,以就教于徐征,献丑于读者。我的和诗为:“冀京路漫心相连,友情世交一线牵。谊深何惧时空远,兰蕙飘香过百年。”这些事,对我们两家,尤其是孩子们,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友情还在拓展和加深。文莉去波士顿出差,还要专门去煦弟的宿舍看看,关心他生活得怎么样。现在勇力在北京工作,见我们儿子不在身边,还时常关心我们,有困难就帮助。这绵延着的世代友情是无价之宝!
2001年12月9日于北京乐耘斋
(李保初,湖南临湘人,北京师大文学院教授,曾与徐征在湖南第一师范、北京师大同窗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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