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同窗三代亲

蒋福泉

“一代同窗三代亲”,这是一句可以称之为名言的不凡之语。在我的心目中,它具有千钧之力。我引用它作为本文的标题,不仅因它用在这里恰如其分,还有昭示与彰显的意思。它不是出于我的自创,也不是引自古典诗词,更不是引自名言大观,那么又是引自何处呢?说出来有点奇特,它出于一位本分而又贫苦的老农之口。这位可敬的老人就是本书作者徐征的父亲。

我无幸亲聆其教,因我无幸得识这位老人,可是我对老人说过此话的真实性,却从来不曾有过丝毫怀疑。今人大约已经难于置信,老人这句朴素而含蓄的话语,曾经拯救过两个沉沦酸楚的灵魂。据徐征说,他的老父虽为农民,却识得字,断得文,明理而有识。“一代同窗三代亲”这句话,是徐征有一年回老家省亲拉家常时由他父亲对他严肃郑重地说出来的。虽说只是一句家常话,却蕴含着非同寻常的深意。它震撼过徐征的心,也震撼过我的心。此刻回想起来,心房中还按捺不住涌起阵阵的涟漪。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这里面包藏着一个是终止友谊还是忠于友谊的故事。

徐征尊兄老而弥坚,志于笔耕,整饬故旧,居然发挥出一部回忆录来。我若不借机把这段逸事写下来,附于其后,恐怕世人和后人将永难考知这段往事这缕情丝喽。

话就从头说起吧。1960年8月,我从古都西安三十八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9月1日入学,见识了令人惊讶的纷纭杂乱的各式各色同学。全年级共有一百八十多人,分为四个班。我被分在二班,对外的番号是4602:4是中文系代码,60是入学年份,2是班次。我班有四十多人,来自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还有天山北麓的维吾尔子弟,以及泰国的留学生。瞧那穿着吧:有穿工人服的,有穿农民衣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学生服的,有穿军衣的,有穿惹眼的布拉吉的,有穿刺目的土得掉渣的对襟褂捻裆裤的,还有短衣短裤打赤脚的……再听那话音吧:有留片儿般入耳的京腔滑调,有近乎京腔却显得侉气寒碜的东北关外话,有大舌头转动不灵的山东腔,有叽里呱啦如同外语的上海话,有酷似鸟语的浙闽方言,更不用说那新加坡华语、维族语和泰国话啦……这光怪陆离的阵势无论如何也使我想像不到“莘莘学子”的那种雅劲。在我脑海中的风华正茂的大学生的形象可不是这般模样呀!这里边会有我的朋友吗?

你别说,还真有。过了一段时日,也不知是不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起的作用,总之是经过了一段选择、组合、分化和重组、再合、又分的复杂过程,渐渐我同徐征和王廷方走到了一起,我们仨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说是密切,其实也没有什么,也就是除了上课、自修、吃饭、睡觉之外,在一起相聚的时间比别人多一些罢了。比如:晚饭后一起到校南三四里远的太平湖去散步,周末晚上一起搬着方凳到操场或大饭厅去看电影,周日一起到豁口或新街口的小饭馆去吃打卤面……在这过程中,相互交流的闲言碎语自然比其他人要多一点。这也就是所谓的亲密了。

按说,在年龄、性格、爱好甚至地位上,我同他二人的差距甚大,本不应搞在一起。王廷方长于我十一岁,徐征大我三岁。他俩都好静,而我却好动。他俩都有神经衰弱,喜欢偷空静静地睡觉,而我一有空,不是踢足球、打篮球,就是下象棋。王廷方是党员,凭资历当上系党总支委员兼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大权在握。徐征虽非党员,却是团员,凭才干被选为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名头也不小。而我既非团员更非党员,不要说班干部,连小组长也轮不到我头上,政治地位比二位老兄差老鼻子喽!可是我们却偏能搞在一起,不必说旁观者会诧异,其实当时我也不理解这其中的奥妙。而今回想起来,大约一个贫穷、一个好学,是这两个共同点于不知不觉间把我们聚拢到一起的。

先说王廷方吧。他是河南镇平县人,生于一个异常贫苦的农民家庭。未成人时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迫挑运炮弹,伺候当官的。在解放战争中他被俘后参了军,当过通讯员,立过功,提了干。转业回乡后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还当过公社宣传部长。这期间他迷上了《高玉宝》,一心想学文化钻研文学,计划把自己的苦难经历也写一部像《高玉宝》那样的小说。这就是他上大学学中文的初衷和动力。他进入北师大中文系,半是考试半是保送。他跟我们不一样,属于带工资的调干生。

徐征的情况,由于本书提供颇详,故此不再赘述。他来自于毛主席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是品学兼优的保送生,其突出特点是好学、能吃苦、有自制力。

我生于西安长于西安。父亲是火车站西站货场的搬运工人。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贫民窟里,新中国成立后也未能脱离城市贫民的生活层圈。由于基因和家教的缘故,自幼喜好读书,尤喜高尔基的自传小说《童年》,并受其启发,长大也想当一名像高尔基那样的作家,于是学了文,毕业时考上了北师大中文系。我不是调干生,也不是保送生,而是稳步学上来考出来的科班生。我和徐征经常在课业上和复习考试时帮助王廷方。王廷方还经常在文学创作上请我改稿切磋。这样,王廷方就把我和徐征视若兄弟,尽量在生活上多照顾我俩一些,以示回报。例如下馆子吃打卤面,那钱和粮票,都是由王廷方出的。他若不出,我和徐征是吃不起的。

记得是1962年暑假吧,王廷方一放假就匆匆回家了,因为有妻子儿女牵挂着他。我和徐征原来想搞点勤工俭学挣点钱,可是我俩的父母均已年事高迈,且已有一年半未曾回家,于是改变计划,都回家去看望老人。我们结伴南行,由于钱少,买不起直达的快车票,就坐慢车一截一截地挪移。我们从永定门火车站上车,先到郑州,然后我改由陇海线回西安;徐征则继续乘慢车回湖南。同行到邢台时挤上来许多逃荒的难民,不仅使车上几无插足之地,而且车内的温度骤升、气味骤变。徐征因近似于电影《乔老爷上轿》中的乔老爷而得绰号“徐老爷”。既为老爷,当然经不住这种折磨,于是乎就头晕呕吐,发了急症,吓得难民只好让出一条座椅让老爷睡下。老爷得到休息,到郑州我下车时就差不多恢复了。分手后我回到西安,却一直牵挂着他,就给他发了一封信。据说这封信徐征的父亲不止读过一遍,并由此记住自己的儿子远在西安有一位相好的同学,名叫蒋福泉。这是徐征在回信中告诉我的。那时候我还年轻好学,有上进心,有记札记游记的习惯。这段经历曾经记在我的1962年暑假返乡日记里。不然的话,这段往事今天我是不会回想圆全了。

到了1964年的“四清”运动,王廷方是最早倒霉的。“左”的路线一开始就把他定为运动的重点来整。整他的“弹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他在原籍的政敌,给北师大党委写黑信,告他在乡下散布攻击毛主席、歌颂彭德怀的反党言论;另一个是本年级四个班特想入党的积极分子,一再靠拢组织向他汇报交心,而他只许诺不发展。这两大问题那时候无论搁谁身上谁也吃不住。10月中旬我们全部停课下乡搞“四清”,我班被分到河北衡水。王廷方却没能下去,被留在校内隔离审查。而下去的人也不见得有多好受。进村前的“整训”直把人整得死去活来。人人都要“洗手洗澡”,“下楼过关”,向党交心,轻装上阵。我和徐征更是受到王廷方的株连,在劫难逃。运动领导人认定我和徐征是最重要的知情人,要求我们深揭狠批,同王廷方划清界限,以争取宽大处理。系领导分头找我俩多次谈话,让我们先作自我检查,再到小组会上交代,然后到中会上接受批判,最后再到大会上过关。这个关可真是难过呀!直到我班的党小组长宋福纯(转业军人,调干生,辽宁朝阳人)熬不住,跳楼自杀了,才使运动的领导者稍微收敛了一些。徐征被戴的帽子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我被戴的帽子是“背叛阶级出身的修正主义苗子”。王廷方则吃了大苦头,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学籍)后遣回原籍改造。

在衡水的“四清”一直搞到毕业分配。1965年7月我们毕业时的北京市长是彭真。当年给北京高校的毕业生的报告也是由他做的。他给我们提出的毕业口号是“保卫华北‘四清’成果”。于是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基本上就都分配到河北和山西两省搞过“四清”的各地各县去保卫“四清”成果。徐征分到了河北,继续搞“四清”。我被分到山西,到县级中学去教书。从此,三个同窗好友就像被打散的猢狲,心寒地各走一方,自谋生活,不再往来,不通音讯。

粉碎“四人帮”以后,形势有了变化,人们的命运也在发生着变化。1979年,我从僻远的县里的农村中学调到山西省教育学院任教,举家迁入省城。据闻,徐征由“四清”工作队员而走上从政之路,这时已是河北省委组织部的处级干部,把家安在石家庄。王廷方还在四处奔走,忙申诉,求平反,具体情况不详。对于这些,我已不感兴趣,当年火热的友谊之心,已被政治运动整得因惊恐而发颤、由冷淡而寂然了。俱往矣,谁的日子谁过吧,传闻与己都已无关,何必操那么多心再去找无谓的麻烦呢?

然而,徐征却从石家庄来了信,谈他的苦寻,谈他的别后遭遇,谈他现下的状况,还表达了想重续旧谊的心情。我对此给予低调回应,以身体不好为由想溜号。当时,B超还没有引进,查肝病的最佳手段就是肝扫描。这一扫描给我扫描出一个肝癌。误诊使我得以病休在家,读医书,读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自开药方,煎中药吃。闲余时间,就摆象棋谱,聊以度日。徐征闻讯后很着急,执意要我去石家庄,答应帮我找名医检查。见他态度诚恳,我就去了他家。他一家三代五口人,挤在并不宽绰的平房里,养着一窝鸡,过着从鸡屁股眼里等蛋吃的清贫生活。

契阔重聚,又消除了极“左”的芥蒂,不见则已,一见就由不得人了,真有说不完的话。原来,徐征同我一样,对以前的友情也心寒了。可是他有一年回家探亲,父亲的教诲改变了他的这种心态。他说,有一次他同老父亲拉家常,突然间,父亲问他,你西安的老同学蒋福泉,有消息吗?他现在怎么样啦?他只好如实回答说不知道。然后,他父亲说,这样不对,这样不好,一代同窗三代亲呀!你怎能如此薄情寡义,轻易忘掉老同学好朋友呢?徐征对我说,老父这话触动了他,回来以后他就主动找我联系。听了这情由,尤其是徐老伯的这句话:“一代同窗三代亲”,使我感到背弃和背叛同窗之谊的可耻,从而不再虚与委蛇,真诚地重认了徐征这位同窗学友和仁厚老兄。

从此,不单是两个老友复归于好了,并且连两个家庭也走动交好了。我曾把徐征的女儿文莉和儿子勇力带到我在太原的家中做客,也放我的儿子朋朋和童童到石家庄去游玩。于是蒋徐两家的第二代也建起了亲情。那么还有第三代呢,他们还能把这种亲情继续下去吗?这现在还看不出来,让我们期待着吧!大约徐老伯的在天之灵也在期待着吧?

还有,我和徐征曾经多次想到并谈到过王廷方。公正地说,他当年在校内或在原籍,肯定是不免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但更应肯定的是,这绝对构不成治罪的根据。他被双开,当然是错案。更有那无错无罪而丢命的宋福纯大哥,他更凄惨!他的命又该向谁去索讨呢?我们也曾设法寻找过王廷方,但他隐得很深。这说明他的内心还没有解冻。据说北师大直到1980年才给他平了反,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学籍,但没有让他返校,而是在原籍就地安置。他后来具体干了什么工作,一直得不到确认。有说他在信阳教育局工作的,有说他在南阳某校教书的,有说他在南召一个军工厂教育科当干部的……1998年,我们4602班相约在石家庄聚会,我是联络组织者,曾给王廷方试投了许多信,终无回音。我想,等我退休以后,再邀上徐征,结伴到镇平去找他吧,一定要把那颗至今仍沉在冰窟窿里的心,捞出来,暖过来!即便是他信不过我和徐征的嘴,难道他还不信徐老伯的心吗?他还不信由这颗心所发出的这句势若千钧的铭言吗?归来吧,廷方兄的魂灵!让你我和徐征这三个当年的同窗好友不再成为陌路人吧!

言归正传。徐老爷不愧为徐老爷,其能力、其毅力都比我强。还在我优哉游哉应付日子的时候,他却忙里偷闲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已经出版的《永州人语》(诗歌散文论文集),一本就是即将付印的《人生影集》。我在高兴、惊讶之余,竟狗尾续貂似的写了以上文字,他也不嫌弃,还美其名曰“代跋”,跋就跋去吧!这里面的牢骚话、疾愤语,不入时的故事,大概没多少人会感兴趣。但我写的都是真实的人和事,借机一吐为快,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人生就是一种理念。在蜜罐里活一生,不见得有多少意味;酸甜苦辣皆尝遍,到头来再回想一下,不是很值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吗?徐征的人生,他的影集,他的反思,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想到这里,我也高兴,并真诚地表示祝贺!

愿徐征及全家老少越过越甜美!

2002年4月28日

(蒋福泉,教授,祖籍河北省定州,出生于西安,系徐征在北京师大就读时的同班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