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退居散记》

李玉珂

人生在世都有老的时候,为官从政都有退休之日。有人退休后喜欢看点闲书、读读报纸,对天下大事依然关心;有的人又读起了老年大学,把闲情逸趣赋之于琴棋书画;有人打牌搓麻,以愉悦身心;还有人一天三次外出散步,颐养天年。人各有志,随心所欲,尤其是耳顺之年以后,还是顺其自然为好。

徐征说,他闲来无事时喜欢看点书,写点文章,这也是一种乐趣。据我所知,他是一个勤于笔耕的人。他在河北省委组织部供职时,除了为省领导撰写讲话稿,还和刘庆国利用业余时间编著出版了《元曲赏析》《浪迹丛谈注译》。他任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期间,组织专家学者,由他主编的《全元曲》得以付梓。他从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已出版了两本书,一为《永州人语》,以他的感怀诗和在任上写的书评、杂文集成;一为《人生影集》,实际上是他的自传,其中颇有些深刻的感悟。我读了不仅感到亲切,也很受启迪。眼下这一本是第三部,名曰《退居散记》,其中有对亲人、同学、老师的回忆,有对世事的议论,有回乡的记叙。他要我在前边写几句话,我翻阅了他的文章,其中不少篇章我都熟悉,于是不揣冒昧,遵嘱行事。

我该写什么呢?我想了想,还是先交待我们两家的关系。

我与徐征相识于1966年,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河北省委从“四清”第一线选拔年轻干部,我和徐征有幸被选调到省委“四清”办公室。同时被选调的有二十多人,集中到徐水县招待所培训(当时省委“四清”办公室驻徐水)。刚集训没几天,从天津迁到保定不久的河北省委机关就“起了火”,三天两头有人到徐水来揪人,省委看集训搞不下去了,就把我们撤到了保定。

我们这批人刚调省里,人生地不熟,也没有固定单位,于是就把我们安置在保定饭店。我们除了每天看大字报,无事可做。随着“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天津的大学生不断到省委揪人。省委领导眼看自身难保,于是趁我们这批人尚未分配之机,匆匆又给退回去了一大半,最后只留下了十个人。我和徐征又有幸被留下来。留下来的人都被安排在省委“四清”办公室。并且我们的住地也由保定饭店搬到了省委南院的平房。这就是后来省委“四清”办公室的所在地。

过了一段时间,省委又抽调一批干部到满城县搞所谓“四清”与“文化大革命”相结合的小工作队试点。我们新调来的十个人又抽走了六个。我和徐征被留下来在办公室搞材料,张翔和苏密山被留下来搞信访。由于当时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思想上有些苦闷和迷茫,于是我和徐征经常在一起交流看法,两人谈思想、亮观点,无话不说,彼此在交流中加深了认识,增进了了解,为我们后来的友谊打下了基础。

1968年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成立,我和徐征、王广凤、高兴春先期来石家庄参加学习班。徐征的夫人吴瑞吉、我的夫人孙秀芝继续留在保定。那时的保定两派群众组织武斗不断升级,烽烟四起,枪声不断,人身没有安全。二位女士相依为命,彼此关照,终于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成为患难之交。

在学习班初期,我和徐征同属一个班的学员,同吃同住,同时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经过了几个月的学习改造,我先是被调到《大批判报》,后来又到了复刊后的《河北日报》当编辑。徐征则到学习班指挥部写简报。记得一个周末的晚上,徐征邀我上街,在解放路南的一个小饭馆,我俩要了二两白酒、二两葡萄酒、两碟小菜,边喝边说,交流别后的情况。“酒逢知己”,甚是高兴,酒喝完了,人也醉了,思想也升华了,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徐征陪我到我在河北日报社的宿舍,俩人还是兴奋不已。那一夜徐征没回学习班,而是陪我同屋共眠。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算是领教了酒的威力,后来谈起这件事,我说教我喝酒的始作俑者,徐征也!我上小学时,虽然经常到供销社打酒,给老父亲在炕膛里温过酒,但从未尝过一滴酒,也就不知酒的滋味和厉害。然而,我不仅没有吸取这次喝醉的教训,而且后来越喝越多,有时晚上喝醉了,深夜还给徐征打电话,搞得他睡不着觉。他也不嫌弃,由此也可见我与他的友谊非同一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两家分别在石家庄市的桥东和桥西安家,虽然相距较远,但彼此往来从未间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母跟着我的时候,徐征一家人常来看望老人。有一次徐征亲自下厨蒸黄米甜糕,让我们尝尝南方风味。他在邢台地委当副书记时,请人给我老母亲画的像,至今还供在我的书房里,令我思念不已。徐征的老岳父晚年常住石家庄,有一次老人家从老家带回点儿鸡蛋,他专程来我家,用上衣的口袋给我装了些。鸡蛋不多,但那时很稀罕。它体现了老人对我一家人的深情厚谊。徐征的父母到石家庄来看他,我也必请他们到我家吃上一顿饭,虽然没有美味佳肴,请他们吃顿便饭也算是我对老人的一片心意。

老一代如此亲密,我们的下一代又如何呢?我们两家共有四个孩子,徐征的女儿徐文莉在四个孩子中排行老大,他的儿子徐勇力排老三,我的儿子李领军排行老二,女儿李利最小。他们上小学时,几个孩子经常相聚。他们聚在一起不是玩扑克,也不是跳皮筋,而是切磋学习,或比赛背诵古诗词,或比赛作文,或轮流讲故事,或练写毛笔字。这对他们后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对在学习上不断进步颇为有益。正是由于孩子们从小好学上进,不甘落后,所以四个孩子陆续上了国家的重点大学,徐文莉上了中国政法大学,李领军上了南开大学。徐勇力上了中央财经大学,李利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竟然跟他徐征大伯攀上了校友。时光如流水,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四个孩子都已结婚成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干得都很出色,我们当然也感欣慰。

孩子们长大了,我们也开始迈入老年,我们共同培育的友谊之花也更加璀璨。徐征说,我们平常见面不算,每年春节必须团聚一次,今年我家,明年你家,可以吃家宴,也可以到酒店。过去我们两家相聚只有八口人,如今已有十五人,由两代人变成了三代人,由一桌人变成了两桌人。每次相聚,都有其乐无穷之感。记得2002年春节期间在徐征家相聚,我们八口乘车前往,刚到他家楼下,勇力等一干人马在楼下放起鞭炮来欢迎。这天中午我喝得酩酊大醉,但喝的是高兴酒、友谊酒,醉了以后也觉得舒坦。

人之相交,贵在知心,贵在真诚,这是与“市道”之交的根本区别。所谓“市道”之交,就是势利之交。诸葛亮有言:“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致弃,贯四时而不衰,历坦险而益固。”我与徐征相识相交三十多年来,不管是在生活困难的年代,还是经济较为宽裕的今日,不管是做一般干部时还是升迁以后,我们的友谊“贯四时而不衰,历坦险而益固”。我们两家人,不是一家,却亲如一家。这也是他要我为他的《退居散记》一书写序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既然是作序,应该对他的书作一些分析和评价,而我却把我与徐征的关系,把我们两家的友谊写了一大篇。我觉得写这些比分析评价他的书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也是徐征所要求的。至于收集在《退居散记》一书中的文章,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用不着我在这里赘述。在这里,我倒要对徐文莉、徐勇力说几句话,希望你们仔细阅读,这对你们领悟人生,如何做人做事是大有裨益的。

(李玉珂,河北沧州海兴县人,原河北日报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