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组织工作的十七年

1966年8月,河北省委从“四清”前线选拔年轻干部,我有幸从藁城县城关“四清”分团选调到河北省委“四清”办公室。未几,“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省委被造反派夺权,“四清”办公室处于瘫痪,我们便无所事事。

1968年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成立,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的社论。是年冬,我随省委机关干部到石家庄政法干校,参加学习班,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1969年冬,我从学习班分配到省革委会政治部组织组工作。当时的政治部设干部组、组织组、宣传组、群工组和办公室,总共三十来人,承担着原来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和工青妇的工作。办公地就在省委北院家属院的平房(现已拆除)。本来省革委会成立时的办公地是在桥东现省军区的南院,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说,革命委员会要革命化,不能在楼房办公。于是便搬到了桥西已停办的师范学校、华北警校、三医院的护校和迁出的市六中的一片平房办公。这就是现在省委的办公地和家属宿舍。当时不仅办公在平房,而且多数干部吃食堂,住集体宿舍。

我到省革委会政治部组织组上班后,便随张士英到张家口万全县参加战备会议。会后我又随他到牛家窑村调研。时值严冬,雪花飞舞,朔风凛冽。从县城到牛家窑村有六里多路,我俩从县招待所各借了两条棉被,搭在肩上,步行而去。我身上穿的是瑞吉在农村买的羊皮缝制的大衣,头上戴的是棉帽,但刺骨的寒风打在脸上,犹如针刺一般,而身上却在冒大汗,汗水湿透了我的内衣。到了村里,我俩住在老百姓家,同睡一条炕。房主怕我们受冻,把炕烧得热乎乎的。白天,我们或开座谈会,或到百姓家访问;晚上在炕上进行分析总结。那时张家口农村的老百姓为了节约粮食,冬天一般一天只吃两顿饭。我们在老百姓家吃派饭,每顿吃的主食基本上是小米干饭,副食便是白菜炖土豆,据说这还是对我们的特别照顾。他们平时每天只吃一稀一干,也不吃什么菜。尽管我对每天吃两顿饭不适应,到了晚上就感到有些饥饿,但我对老百姓深表同情和感激。

1971年,省党代会后,刘子厚当选省委第一书记,随后恢复了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我被分在组织部的组织处工作。这个处主要任务是抓基层党组织建设,所以到农村、厂矿调查研究多。记得在邢台冶金轧辊厂为解決两派群众的矛盾,工作了两个多月,还在邯郸地区的肥乡县搞整党达半年之久。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在石家庄印染厂蹲点劳动一年。厂里没有为我们安排住房,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当时我没有自行车,部里借给我一辆公用的旧自行车,骑起来很费劲,而且一路上不断掉链子,累得我一身大汗淋漓。我在厂里除了到车间参加劳动,还要加班写材料。这一年我受到了不少锻炼,不仅与一些干部和工人结成了朋友,而且知道了印染的工艺流程。原来以为布的印染很简单,通过参加劳动才知道,从纺织厂织出来的布叫坯布,坯布经过烧毛、漂白、烘干,才能按刻在滚筒上的图案印染,印后还要烘干,拉宽拉平进行整理,最后打包。要不是亲自参加实践,哪能知道这些细致繁杂的工序。所以我以为,干部适当参加一些劳动,不仅可以密切干群关系,也能使自己学到不少知识。

1976年冬,我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十一年了,在省革委会政治部和组织部工作了六年,我也没有想过自己的提拔。但是,部领导还是提拔我担任部办公室副主任。同时提拔为副主任的有闫俊英,张建新任主任。本来我是分管文字工作的副主任,闫俊英是分管行政和信访工作的副主任,而在我上任后,他到沧州参加学大寨工作队,张建新也先后被抽调到省委学大寨办公室和整党办公室工作。我一个人承担了三个人的工作。由于经常加班加点和生活不规律,我患了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大便潜血,疼痛难忍。连续三年先后服田廼庚和顾连方开的中药与西药,一边服药,一边坚持工作。我还在上班和加班时带点馒头干,疼时就吃几口,喝点水,缓解一下。可以说,那时是我最艰难的时候:孩子小,工资少,家务重,工作累,又有胃病。所幸连续几个冬天服药,加上住进了有暖气的宿舍,才得以痊愈。

在我任办公室副主任期间,经我提议选调、张建新主任同意、部领导批准调入的有刘克仁、张彦惠、王富玉等。其中王富玉是我从邯郸地委组织部推荐的几人中,通过看档案,找本人谈话,筛选出来的。他被调入部里后,随我几次出差,我给他出提纲,让他写材料,不但文笔通顺,而且字写得好。这也是当时我考察后,提议选调他的主要原因。我当时选人,除了政治可靠和思想品德好,还必须字写得好,因为那时许多材料要手写后送部领导或省委领导,字迹潦草横七竖八,不好交待。富玉到部里工作后,把他的爱人龚红梅也调入石家庄,他的岳母和儿子也随迁而来。当时部里没有宿舍,给他租了一间房,一家四口老少三代挤在一起,但他没有任何怨言。后来经当时保定市委书记赵仲云推荐,征求我的意见让他给邢崇智当秘书(当时邢任省委副书记兼保定地委书记)。我说富玉有办事能力,完全能信任。邢崇智任省委书记后,富玉也随邢书记回到了石家庄。后来他在官场上一路上升,由县委书记、副市长,先后升至海南省委常委兼三亚市委书记和海南省委副书记兼海口市委书记,后调任贵州省委副书记,最后任贵州省政协主席。他在海南任职期间,我三次到海口或三亚,他得知后都请我吃饭、送礼物,并建议我在海口买套成本价的房过冬。我怕给他添麻烦,婉言谢绝了。他到贵州任职后,我也过去一次,他请我吃饭并送茅台酒。可见,富玉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还有胡振民,我们曾在省委组织部共事,一起在邯郸的肥乡县搞整党,熬过不少不眠之夜;一起搞人才研究。后来他官至正部,但他重情谊,没有因为自己官大而与我疏远,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诚为可贵。

1983年,省委组织部设立研究室,我被任命为主任,景凤田为副主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曲维镇对我说,给你几个编制,由你和凤田从部里或外边选调。我一听当然十分高兴,觉得曲部长开明,任人不疑。人员编制少,当然要选精干的人,如果部里硬给调剂几个难以胜任研究室工作的人,我便难以开展工作。既然曲部长信任我,给了我选人的权力,我当然要选德才兼备的人。除了从组织部办公室调来的李继红、张彦惠,还先后从省直和基层选调了唐树钰、贾永信、刘忠群、胡振民。他们既有大学本科学历,又有分析问题的能力和一定的文字水平。所以,虽然研究室人员不多,但很精干。有的调研题,我们主动请有关处室派人参与,这样人也就多了,因而出了不少成果。部领导对我们的工作也很满意。可喜的是,我们研究室的人,后来都官至正厅,其中胡振民调中组部后,职务一步一步地晋升,最后官至正部。这也算是我们研究室的骄傲吧。

我在研究室除了完成部里重要文件、部领导和省委领导讲话的起草和调研,还被赋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任务,给我挂了个落知办主任的职衔,在副部长刘景昌的领导下,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写过一些文章,有的以河北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有的作为社论发表。为了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我们选了一些案例并加上按语,在河北日报发表后,光明日报予以转载。记得当时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中组部会议室召开部分省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省委组织部派我去参加。我汇报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遇到的阻力和解决的办法。在汇报时,耀邦部长不坐在主席台上,而是手里拿着一枝铅笔,在下面边走边听,有时点一下头,有时低头沉思。听完汇报,他有条理地讲了半个多小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严肃地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谁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就让他落位子!我真佩服耀邦同志的睿智远见,思路敏捷,条理清晰,语言犀利。

我做组织工作的十七年,经历了三任部长,十七位副部长。谷奇峰是省委组织部恢复后的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他是陕西人,老红军,省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成立时,他作为军队代表到政治部任副主任。他的一条腿负过伤,走起路来有点跛,但始终精力充沛,不畏艰苦。我随他到张家口怀来县的西巴里村调研,吃住在百姓家,同睡一条炕,一天两顿饭。我和他的秘书都觉得受不了,而他却说比起战争年代好多了。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对下从不颐指气使,所以他调回省军区后,逢年过节,我和部里许多同志都去看望他。接替他的是王玉。王玉是河北衡水人,“文革”前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任人唯贤,德高望重。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字,已收录在我的《退居散记》之三一书中,故在此不再赘述。第三任部长是曲维镇。他是山东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副省长胡开明的秘书。因为胡当时提倡“三自一包”,受到批判,他也被株连,下放到邢台地区平乡县一个公社工作,后调至邢台地区行署任办公室副主任。高扬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时,从基层选了几个人直接提拔为省级领导。曲部长是其中之一。他被从邢台行署办公室副主任直接提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他虽然受过不公正的对待,但他无怨无悔,积极工作。由于当时省委情况复杂,尤其在任用干部时,常常出现严重分歧。他作为组织部长,既想做到公正又很难做到。所以思想压力大,严重神经衰弱,晚上服安眠药,也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身体每况愈下。在他严重失眠的日子,有时找我到他办公室谈心解闷,他不停地抽烟,还不断给我烟抽。一次他到北京住在河北驻京办事处,我从承德出差到京也住在这里。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他对我说,你在组织部工作多年了,我考虑让你到省教委当个副主任,你是学师范的,做教育行政工作,是合适的。他又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回去后,要经部务会讨论后报省委常委会决定,你不要往外说。我当时非常激动地感谢他。但在省委常委会讨论我的任职时,省委书记邢崇智、副书记吕传赞等,主张我到邢台地委任副书记。后来曲部长被调中国社科院任职,我一直未见过他,及至他去世也未能去京送别,心中一直觉得愧疚。我想,如果他不当这个部长,可能还会多活一些年。唉!没有当过官的都想当官,可哪知道,真正当个好官也有好多难处。

当时先后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十七人,他们都是老革命,行政级别都高,其中有行政八级、九级的高干。他们对我都很器重,关系都很好。吴启秀、周礼谦,不仅对我生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而且对我充分信任。他们与我无话不谈,可以说把我这个晚辈当成了知心朋友。我曾撰《女中强人吴启秀》、《景仰周礼谦》,以表感激之情。这两文收录在我的《退居散记》之三一书中,在此就不再赘述了。还有李芳林,平山县人,行政级别为九级,是个老资格,但他对我视如小弟。他看不惯的事常与我交谈。他病重在家时,我去看望他,他把珍藏的线装书《昭明文选》赠我,并用毛笔写上“徐征留念”。他还说,这部书有不少好文章,我的子女文化不高,他们看不懂,你是北京师大中文系毕业,一定很容易懂,所以送给你作为纪念。没有料到,他送我这部书不久便去世了。每当我翻看这部书时,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多么慈祥,多么正直,多么厚道,多么主持正义的老革命,竟年过花甲就与世长辞了!惜哉!痛哉!

还有王夫,他是河北蠡县人,曾参与组织高蠡暴动,“文革”前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也是个老资格。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记忆力很好。他回忆当年高蠡暴动,写了不少回忆录,但都是资料性的,不成文。他对我说,你文化水平高,就帮我整理成文吧。我利用业余时间,把他给我的资料,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加工整理。他看了以后非常满意,并对我进行夸奖。还有王群伍,他是河北故城县人,南下到湖南,当过我老家零陵地委书记、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与我一见如故,非常亲切,经常交谈,获益匪浅。其他副部长对我也都很和蔼、亲切,就不一一例举了。即使有的在干部问题上以人划线,也没有排斥我。究其原因,一是我对这些老干部都很尊重,虚心向他们学习。虽然他们的文化水平都不太高,但他们都是老革命,实践经验丰富。我敬重他们,所以他们也关心我、信任我。二是我工作勤奋,不辞辛苦,得到他们的肯定。三是他们赏识我的文字水平,凡经我为他们起草的讲话稿,基本上都符合他们的心意,有时别的处为他们写的讲稿,也要我为他们修改。这确实是他们对我的一种信任。

总之,我做组织工作的十七年,是辛辛苦苦的十七年,是风风雨雨的十七年。回首往事,深感不论情况多么复杂,秉持为人正直,扎实做事,不为个人名利出卖灵魂,不踩着别人往上爬,才是做人做事的根本。

2016年7月18日于双石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