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常委会决定,为了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组建科教工委,代省委管理全省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当时我在邢台地委副书记任上,省委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吕传赞、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副书记李文珊,分别给我打电话,拟让我出任科教工委书记。我当时觉得,这是省委领导对我的信任和重用,但又觉得这是一个新建的单位,要亲自组建,而且我自参加工作后,又少有与高校和科技部门接触,生怕胜任不了。但在思考后,我还是愉快地无条件地接受了省委赋予的这一重任。
我离开工作了四年的邢台地委,又回到了工作过十七年的省委大院。但是,科教工委办公的地方只有两排十多间旧平房。这与我在邢台地委的办公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可我对此倒不太在乎,办公室不在乎多么豪华,而在于工作是否能有成绩。想当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延安、在西柏坡,办公条件何等简陋,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现在的平房比起那时的窑洞和山沟,条件要好得多。然而,后来不少地方修“衙门”成风,一个比一个豪华,不仅有宽敞的办公室,还有卧室、卫生间,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我以为,办公室就是办公的,而不是用来消遣享受的。
组建科教工委,除了要解决办公场所,最重要的当然是人员。科教工委虽是省委的一个办事机构,正厅级单位,但庙大僧少。当时省委决定科教工委人员编制仅二十多人,设办公室、干部处、政教处(后来我又争取到设立调研处),设两名副书记,分别由焦福岩、赖祖德担任。其他工作人员,一是从原省委科教部已分配到省直有关单位的人中选调,计有张云霞、张平、项向阳、吴俊祥、翟玉生、修正怀、王晓飞、彭秋水、刘瑾等。他们熟悉高校的情况,也对高校领导班子的情况比较了解,可以使科教工委尽快步入工作轨道。二是从省直、石家庄市、军转干部以及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调,先后调入的有:李国卿、张晓恒、刘宗、赵宏奎、宋雅丽、张文山、朱银官、刘玉良、艾冬梅、崔春琦、王革、张子湘、孔祥珠、石岩、马桂旺、徐志卓等。其中石岩、马桂旺是从河北师大毕业后通过考试、面试调进的。可以说,科教工委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大家能在一起共事,也是一种缘分。我总认为,人生在世,与人共事,不管做何工作,不管官大官小,都是短暂的,分别以后,退休以后,能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才是最可贵的。
回想起我在科教工委那段短暂的工作时间,忘不了我们在那个小院为工作而焚膏继晷;忘不了中间休息时,大家在院里的欢声笑语;忘不了早晚到驻石高校深入学生宿舍、阅览室、食堂调研的情景;忘不了大家相处的友情,吴俊祥、宋雅丽因病住院时,同志们争相看望、陪床;更忘不了同志们恪尽职守,对我工作的支持。先说焦福岩,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省委科教部任干部处处长;该部撤销后,他到河北机电学院任党委副书记;科教工委成立后,省委决定他出任副书记。我过去未曾与他谋面,但我信任他,由他分管干部工作,还兼了一段干部处处长。应该说,他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特别是对高校领导班子的调整,由于他熟悉高校情况,给我提供了一些好的决策。我与他除了工作关系,私人关系也不错,他关心我的身体,我到驻天津的河北工学院出差,也曾抽空去看望过他在天津上大学的女儿。再说赖祖德,他是江苏人,毕业于北京师大政教系,担任科教工委副书记后,分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他有理论水平,工作热情高,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在新加坡考察时突发心脏病去世。再说李国卿,他是河北藁城县人,毕业于河北师大,曾任河北省委办公厅副处长,科教工委成立后,选调他任办公室主任。他有在省委办公厅工作过的优势,为我们解决办公用房、用具、通讯、车辆,以及高校领导来汇报时的用餐,付出了不少努力,如果没有他这样一个“管家”为我们创造基本的办公环境和条件,困难是不堪设想的。再说张云霞,她任干部处处长,对工作认真负责,坚持党的干部路线。我们在调整充实高校领导班子中没有出现失误,与她把好干部进出第一关是分不开的。还有项向阳,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他这个人为人耿直忠厚,有工作能力和文字水平,为起草文件和领导讲话,熬过不少不眠之夜。但他又有些孤僻自傲,而他与我二十多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可称之为至交。还有张晓恒担任政教处处长,翟玉生担任调研处处长,他们对工作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深入调研,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还有刘宗,从省档案局调到科教工委办公室,基本上是给我当秘书。他工作细心,有较高的文字水平,为我分担了不少日常事务,使我有更多精力思考和抓大事。总之,科教工委的人都对自己的工作尽职尽责,科教工委的成绩,都有他们的一份。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也希望他们看到此文时见谅。
科教工委人虽不多,但办的事可不少。首先,对省属三十多所高校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充实。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多次深入高校,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对领导班子进行认真考察。当时,省委对科教工委赋予的权力很大,除了高校的党委书记、院校长,由我们会同省教委考察,报省委组织部讨论,再呈报省委常委会决定;副书记、副院校长,则由科教工委决定任命。权力够大的吧!但是,权力大,责任当然也大。为了避免用人失误,我们有时会同省教委考察,有时单独考察,但在科教工委书记办公会讨论之前,都主动征求省教委和省委组织部的意见。我以为,任用干部,多听听有关方面的意见,多听听班子成员的意见,才会贯彻好党的干部路线。如果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在用人上一把手个人说了算,肯定会出问题。其次,加强了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当时,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学和教纪律松弛。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从严治校,从严执教》的文件,省委领导批示以省委办公厅文件转发全省高校,并召开了全省高校主要领导参加的从严治校,从严执教的会议,省委副书记吕传赞到会讲话。这个文件和这次会议,对促进全省高校教风、学风的好转起了一定作用。第三,为全省十所师专正名提格。原来全省十所师范专科学校,都在当地按县级单位对待。这不符合规范,也影响学校的发展。为此,我们向省委写了专题报告,建议为全省十所师专正名提格。经省委常委会讨论,同意了我们的建议。这十所师专的领导说,这次解决了多年议而未决的问题,广大教师也很高兴。第四,组织全校党委书记、院校长暑期到北戴河办读书班,使他们既能读点书,又能稍得休息。省委领导对此举也很重视,省委书记邢崇智、副书记吕传赞、程玉杰曾到读书班看望并发表讲话,使他们很受教育和鼓舞。第五,为高校教师住房难呼吁。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高校不少教师住房困难,有的一家三代人挤在两间小房里。为此我们向省政府写了专题报告,受到省政府领导的重视,使有的教师住房得到缓解。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是省委领导对高校工作的重视,省委书记邢崇智对我们的调研报告的批示有十余件,省委副书记吕传赞的批示更多。所以我以为,不管在那个部门工作,不要埋怨领导不重视,只要努力工作,而且做出成绩,领导自然会重视。其次是科教工委的人都想工作,干工作,一人顶两人甚至几人用。我以为,一个单位人不在多而在精。如今有的单位,人员越来越多,人浮于事,无事生非,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如今,曾在科教工委工作过的人,大多数人已经退休了。令我欣慰的,一是大家都有进步。晋升到副厅级的有:李国卿、张云霞、张晓恒、翟玉生、项向阳、宋雅丽、王晓飞、马桂旺、赵宏奎、刘宗。由一般干部晋升到处级的有:彭秋水、刘瑾、朱银官、艾冬梅、刘玉良、崔春琦、张子湘、孔祥珠。我为他们的进步感到高兴,他们是科教工委的骄傲。二是欣慰情谊在。随着岁月的流逝,原科教工委的人多数已挂冠为民,唯王晓飞、刘宗、马桂旺、张子湘、艾冬梅、刘玉良、赵宏奎等还在职。尽管后来分散在各个单位,但友情依在,孔祥珠、赵宏奎、李国卿、翟玉生曾邀我们一些人相聚。宋雅丽的儿子王潇在澳大利亚留学,假期归来,雅丽带他到家看望我,还请我吃饭。朱银官两次请我吃饭叙旧。刘玉良对我的关心一如既往。不知张文山何时学的中医,他开了个中医诊所,把脉开药,有人赠他锦旗,称之为老中医。他请我们几人吃饭前,给我把脉开药,还是免费的。我服了后,觉得效果还不错。原科教工委的人如果身体有何不适,可去找文山,免费把脉开药。不过,我衷心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还是不吃药为好。
2016年6月25日于临城县双石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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