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职新闻出版局

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在省直厅局中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单位。1992年,这个局的局长空缺半年,有几人欲去,省委未能决定。我也向省委几位领导提出请调该局。因为我是平调,省委同意我出任该局局长、党组书记,兼任版权局局长。当时局长要经省委提名,省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正好赶上两月一次的省人大常委会开会,经过委员们投票表决,我得以顺利通过。省人大主任郭志为我签发任命书,我才正式上任。省版权局局长一职则由省政府任命。一身三职,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这个局当时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既有行业管理,又有经营,摊子大,人员多,业务性强,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上任后,首先面临的是教育出版社和局服务公司领导班子严重不团结,影响工作开展。可是,我初来乍到,本想先学习业务,熟悉情况,然后再考虑下属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充实。新官上任,不能下车伊始就动干部。而在党组会上有人提出,再不解决这两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工作无法开展。也有人提出了调整意见,而我对提出的人选又不了解。这时,我便想起了我在邢台地委公开选拔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团地委书记的办法。我在党组会上提出,这两个单位的班子解散,在局系统公开招选,个人报名,原班子成员也可报名,公开答辩,评委和本单位干部职工投票,组织考察,最后党组讨论决定。大家同意这个办法。经过上述程序,王亚民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提任教育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当时他年仅三十多岁,在全国众多出版社长中是最年轻的。马七小由外文书店副经理提为服务公司经理。副职则由他们从报名参选的人中提名,局人事处考察后,党组讨论决定。事实证明,这样选人公开公平公正,选出的人也有事业心。王亚民担任教育出版社社长后,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书,经济效益也不错,现在他担任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兼紫禁城出版社社长。马七小担任局服务公司经理后,工作也很有起色,后来担任省新华书店经理。对其他下属单位领导班子,在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基础上,逐步进行了调整充实。

新闻出版是一项政治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既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讲求社会效益。为了把握正确的工作方向,我们提出了“走正路,出好书,出人才,创效益”的总要求,同时在年初对各出版社的选题进行充分讨论,对编辑出版之书,严格执行三审制度,并组织审读小组,对所出的书进行审读,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因而各出版社没有出现政治性、有损社会效益的书。为了出版一些有价值的书,局里每年从各出版社的选题中筛选部分作为局级重点选题,主管副局长每季调度一次,了解进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对确有价值而出版社资金有困难的选题,局里从重点图书基金中给予?贴,从而出了不少好书。每次的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其他奖项,我们都榜上有名。

为了增强经济效益,我们鼓励各出版社积极开发新产品,多出一些有价值的畅销书,如花山文艺出版社长娄熙元组织人员,把中国的四大名著、唐诗一万首、宋词一万首,做成有收藏价值的礼品书,销售很好。河北美术出版社社长辛鹤江组织以张庚牵头的编辑组,编辑出版的《中国玉器全集》,也很畅销,还被台湾的出版商许钟荣先生买了版权,在台湾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大量销售。河北少儿出版社社长杨志文组织人员编写的《新编三字经》,出版前,我帮他们逐字逐句推敲修改,此书一次印刷几百万册,收益甚丰。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长李保平组织人员开发了一套新教材,经省教委审定出版发行,经济上打了翻身仗,也有实力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王亚民为了开发新的英语教材,他邀我和几个编辑到加拿大与一家出版商商谈,签订合作出版协议,成书后经省教委审定后出版发行,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有了经济实力,出一些有价值的书,也就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为了增强出版事业的后劲,经局党组研究,除了对现有编辑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还从高校通过考试面试,招录了一些研究生,他们现在已成为业务骨干。这些年,我们出版系统也出了不少人才,有的获得出版最高奖,即以邹韬奋先生之名命名的“韬奋奖”,有的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十二人先后晋升为副厅、正厅级。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和我在省委组织部、邢台地委、省科教工委的部下,官至厅级、省部级的二十多人中,没有一人因为腐败而被抓入狱的。窃以为,作为一个地方或单位的领导,其部下如果有人甚至塌方式腐败,自己肯定感到羞愧,脸上无光。

我觉得幸运的是,在省新闻出版局工作期间,我们的领导班子团结、干事,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副局长、党组副书记肖功柄是湖南祁东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我与他虽为湘籍人,过去未曾谋面。我到任后,由他分管人事、财务、办公室、出版公司,可以说把大半个“家”交给他分管。我对他充分信任,他对我也很尊重,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好的二把手,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可惜的是,他刚逾古稀即患不治之症。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去探视。他去世后,我沉痛地撰文悼念他。副局长、党组成员张瑞安,辽宁人,毕业于河北大学。她当过出版社的编辑,有较高的文字水平,又懂业务,工作细心。她对出好书,把好图书出版的正确方向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她在年过古稀以后,因病医治无效而去世。我从外地赶回石家庄,向她致哀送别。副局长、党组成员杨汝戬,江苏连云港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算是我的学弟。他分管新华书店系统的图书发行工作,并协助瑞安抓图书出版工作,还兼任过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长。他对出版业务也熟,不断深入市县新华书店调查研究,经常给我出谋划策。因为他对出版工作的贡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因公到香港,突患脑积水,急回北京,在天坛医院做手术。我从石家庄赶去帮助安排。可喜的是,他术后效果很好,二十多年来未有不适。不幸的是他今岁又患脑瘤,术后两耳失聪。唯愿老天保佑他早日康复。副局长、党组成员张庆锟,是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当过出版社社长,省新华书店经理。我到任后他被提拔任副局长。他分管计划财务和扫黄打非工作。他熟悉出版、发行业务,对工恪尽职守,尤其对扫黄打非不遗余力。但是,他在借调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扫黄打非办公室工作时,突患脑血栓,幸而治疗及时,挽回了生命,尽管留下后遗症,但他坚持每天雷打不动的锻炼,加上生活规律和服药,二十多年来没有出现反复。可以说,我们这个班子成员来自五湖四海,除了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办公室主任,副局长中没有一个河北人,而且都是高学历,但没有文人相轻。大家合作共事,相处得非常融洽,真是难得。

还有幸的是,在我担任局长期间,有着良好的外部环境。省委、省政府主管新闻出版工作的副书记、副省长,我与他们的个人关系都很好,他们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具体管新闻出版工作的省委宣传部部长、副部长都是我的好友。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韩立成与我是同龄人,同年大学毕业,过去就相熟。他为人厚道,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他有理论水平,工作有思路。他对我的工作多有支持,从未颐指气使,有时还跟我开玩笑,叫我的外号。常务副部长毛福民,也是我的老友,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为人正直,工作有水平有能力。记得邓选二卷发行时,省委宣传部和新闻出版局在省博物馆广场共同举办发行仪式,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出席,是福民和我们共同为省委领导起草讲话,共同组织协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他调北京,在中办工作,官至副部,但他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友。他出的三部诗集都寄我赏读,获益匪浅。我们有时还诗词唱和,经常微信交流,诚为至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丰聚分管扫黄打非工作,出了不少力。我们配合得也很默契。除了省委宣传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省教委主任周治华对我们的工作也很支持。省教委负责省版教材的审定,我们负责出版发行,课前到书。当时教材教辅的发行出现了一些混乱,有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也要发教材教辅,有的个体书商更是乘机而入。我向周主任说明情况后,他态度鲜明地表示:地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没有发行教材教辅的权力,不能以权谋私;个体书商也不能干。经我提议,周主任同意,我们两家共同发文,共同召开会议,明确宣布教材教辅由出版部门印制,各级新华书店发行。从而保证了教材教辅发行的秩序,周主任功不可没。当时为了感谢省教委对我们的支持,我对周主任说,我当科教工委书记时,你还给我们拨了钱招待来汇报工作的高校领导吃便餐,现在我一年给你30万补充办公经费。他说太多了。我说,那就给20万吧。他表示同意。但是,后来有些教育行政部门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教材的发行要价越来越高,这难道不是权力的腐败!

正是由于当时我们有上述好的外部环境,加上广大干部职工的努力,所以那些年经济效益逐年上升。除了补贴重点书的出版外,还为干部职工谋了不少福利。河北人民出版社为干部职工盖了宿舍楼,河北教育出版社盖了办公楼和宿舍楼,河北少儿出版社也盖了办公楼和宿舍楼,干部职工的住房得到解决。可惜的是,某省委大佬搞“三年大变样”时,把省委的大门由向东开改为向南开,在门口拆了不少房,搞了个大广场。才建几年的河北少儿出版社办公楼、宿舍楼全部被拆除,真乃劳民伤财!至今河北少儿出版社还在租房办公。为了解决局机关干部职工住房,经局党组研究决定,盖一栋高层宿舍楼,由于超面积,又赶上省直清房,我们和省直几个单位成了重点清查户。我是一把手,当然要承担责任,承受压力,几次检查过不了关,只好把超面积部分用三合板隔开。后来在房改时,经过批准,超面积部分按市场价购买,问题才得以解决。虽然当时我承受了不少压力,而且省直机关干部两次长工资也不让我们领导班子成员长,但我们仍为大家解决了住房而高兴。除了解决干部职工的住房,我们还出资4000多万,为局属新华印刷一厂盖了现代化的厂房,还争取省政府的支持,三年的所得税返还2亿多元,用于省新华书店大厦建设。就是现在的汇文大厦。

回首往事,自以为还是干了一些实事、做了一些工作。当然,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任人评说吧!

2016年6月30日于临城县双石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