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环县师范

　　新中国成立初期，环县教育事业刚刚起步，底子薄，困难大，特别是教师奇缺，是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不解决这个问题，要发展教育，只能是一句空话。针对这种现状，1959年初，县上决定成立环县初级师范，招收优秀的小学毕业生培养三年，来充实小学教师队伍，以解决燃眉之急。我是1959年7月由虎洞完小考入环县师范的，当时只招收两个班，一班59人，二班58人，共计117人。指名调给师范的教师只有4名：张定位（美术）、王文玑（数学）、刘正义（语文）、雷俊明（地理）。除张定位老师外，其余三名都是庆阳师范分配来的中师生。学生招来了，教师调来了，学校还没有动工修建，暂时在一中附设。我们的好几门功课都由一中的老师兼任着，师范的老师，有的也兼任着一中的课。我们所开设的课程，和同级的初中课程基本相同，只增加了一门教育学，算是专业课。另外对音乐和美术课的教学抓得也比较紧，因为这方面的师资，小学也是急需的。我们在初一的时候，音乐和美术都学，到了初二，开始实行选修，不论音乐或美术，只选修一门，我选修了美术。

　　我在环县师范学习的三年，恰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所经历的艰苦是令人难忘的。1959九年后季刚进校的时候，吃粮是家里拿，情况还算不错，我家里一次送来了一百多斤黄米，一学期基本够了，灶上顿顿米饭，勉强可以吃得饱。到了第二学期，大多数同学家里都没粮了，我们的吃粮改由国库供应，每月27斤指标，情况就越来越差了，老吃不饱，不知什么原因，27斤粮并不能原原本本吃到我们嘴里，灶上的饭由稠变稀，最后变成了粥。十个人一组，每顿只给一盆“稀饭盆浪”，每人分得一大碗稀饭，怎么也撑不到下一顿吃饭的时候。家庭情况好一点的还能送点炒面加垫着吃，一般学生就只能硬撑。我家里情况并不算好，真米实面是没有的，但有棉蓬籽，每隔两个月能送点棉蓬籽做的炒面，我就如获至宝，为了能尽量多吃一个时期，每晚睡觉前只吃两三勺（汤匙），能熬到天明就行。就我这棉蓬籽炒面，也使多少人眼馋，每回家里送来了，总有不少学友拿着缸子来借，借的人多了，我害怕忘记，就拿个本本记上账，啥时候还来了，再勾掉。我的一本“炒面账”十几年以后还带在身边，用来提醒我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弄丢了，实在可惜。和我一样，班上有炒面的同学约有一半多，大家都在睡觉前吃几勺压压饥。我们宿舍有个潘×，平时幽默多趣，人缘不错，这天没炒面了，他见大家都趴在床上吃炒面，忍不住央求谁能给他一勺，李××说：“你给我磕个头，我给你吃一勺。”他二话没说，趴在地上磕了一头，李给了他一勺。又有同学说：“给我再磕一头，我也给你一勺。”他照样磕了头，吃了一勺。尽管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还像没事一样，照磕照吃，一连磕了三四个头，吃了三四勺炒面，任凭大家笑了个够，他的肚子却吃得差不多了。从此大家给他送个雅号叫“磕头牛”。2004年，刚刚退休不久的潘×患肝硬化去世了。在教育战线辛苦奔波大半生，刚刚清闲下来，生活也幸福了，我们可爱的“磕头牛”却早早地走了。

　　1960年后季，为渡过生活难关，上级提出“低指标，瓜菜代”和大搞“小秋收”的号召，要求我们上山挖野菜来补充粮食的不足。无奈那几年人穷，连山也穷了，遍山都是光秃秃的，只在一些低洼处和地塄上有些野菜，经霜以后都冻蔫了，我们只能挖些菜根回来。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在五里屯对面的农田里寻觅，忽然在一块收了荞麦的茬地里有了新发现，原来这是一块带种了菜籽的荞地，荞麦收割了，菜籽要等到第二年四五月才能收，却让我们的小秋收队发现了。我们把白生生的菜籽根拔出来，擦掉泥土，放在嘴里一嚼，辣丝丝的甜，很好吃。这令我们非常兴奋，一边挖，一边挑大的擦净了往嘴里塞，不一会儿，这块地里就聚来了二三十人，正在我们担心的时候，来了一个社员吆喝着把我们撵出了荞地。这块地是个很长的溜子，一直延伸到岗子那边看不见地头，他又忙着到那一头去撵，我们于是又进来挖。就这样，他来了我们就走，他走了我们又来，打了一阵“游击”，这个社员一看挡不住这么多人，干脆走开不管了，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满载而归，回学校交了任务以外，衣兜里还藏了几根最大的。这天的小秋收收获真不小，吃晚饭的时候，打上的嗝儿还是辣丝丝的。晚上，正当我们为这天的幸运而庆幸的时候，麻烦却来了，我们这些人都得了尿涩症，感到尿急了，跑到厕所去只尿两三点就没有了，回来不到半小时又要尿，这样来来去去折腾了一个晚上，弄得我们很难受，早知有这样的结果，何必要吃那么多呢。

　　那几年停课搞劳动特别多，例如在七里沟修水渠，在狼窝山开荒，到北郭塬帮生产队种地等，一搞就是二十多天，辛苦倒不必说，主要是饿。平时吃那点稀饭坐在教室里学习还能勉强支撑，遇上劳动真受不了，每到收了工往回走时，总有不少人跟不上队伍，我就是常常掉队的一个。有一次在七里沟修水渠往回走的时候，我那两条腿直发软，怎么也加不上劲，就渐渐地落在了后面。那时候环县唯一的食堂在中街，大约就是现在的宾馆门口一带。到了食堂门口，想进去看看能不能买点什么救急，可是有同学早在那里打探了，他们说：“还是不给学生卖。”我们就只好放弃，一步一步地慢慢往回挪。那时候的食堂里经常卖的只有黄米干饭，二两粮票五分钱一碗，但不给学生卖，我们班里只有冯怀兴能买来食堂的干饭，因为他长得人高马大，乍一看都不像学生，为此，我们都非常羡慕他。我们班一个叫马森林的同学从家里拿来半碗黄米，每到午休时拿个铁马勺头支起来烧点水，里面放几十颗黄米，再挖些野菜之类放在里面煮熟了吃。有一次不知吃什么草中了毒，眼睛肿得成了两条缝，只好送到医院去抢救。

　　1961年秋季，学校在狼窝山开荒种的糜子快成熟了，为了防止被偷，派学生轮流去看，我那时年龄较小，和慕富孝两个被安排到白班。那天早晨，管灶的罗尚秀老师给我们每人一个薄饼，只有碗口那么大，我真怀疑将近半斤面怎么就烙这么大点饼，还没走出城门，饼就吃完了。平时早上不吃，并不感到有多难忍，这天吃了一个薄饼，反倒把食欲引发了，格外想吃。我们强忍着被引发的食欲来到山上，那薄饼恐怕已经消化一空了，为了节省能量能挨到天黑，我们商定分别蹲在两边，不用走动就能照看全地。我拿出一本早准备好的《林海雪原》躺下来看，这是最省力的方法。挨到下午两三点钟，《林海雪原》看过大半本了，饿得肚子咕咕直叫，实在躺不住了，爬起来揉几颗糜子放在嘴里嚼细了强咽下去，又闭眼躺下，心想这样或许能起点作用。就在这时慕富孝来了，他说：“我实在饿得不行了，城东塬上有我个亲戚，我想去要点吃的，你一个人先照看一阵行不？”我听了自然赞同，就催他马上行动，越快越好。慕富孝走了，午后红红的太阳照着他的后背，在脚前映出一道清晰的黑影，慢慢地移动着。我目送他翻过崾岘，上了一段陡坡，足足用了一个小时，他的头影才消失在塬畔与天的相接处。又是一段漫长而难耐的等待，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就在那个消失了头影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黑点，我心里一喜，果然是他！慕富孝来了，他拿出用手绢包着的核桃大小的六七个洋芋蛋递给我，我没客气，一嘴一个，没用两分钟就消灭了，这才问起他上塬以后的情形，他姑姑家里也是吃了这顿没那顿，只给他煮了一碗碎洋芋，他没舍得吃完，给我留下几个拿来了，这洋芋的香味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天黑以后，夜班的几个同学来了，我俩才下山回了学校。要是没有那几个洋芋救急，我真怀疑那天走不回来。

　　民以食为天。三年经济困难留给我们最难忘的记忆，就是食物的匮乏和饥饿的难耐。衣服穿的烂一些，房子住的破一点，十天半月，甚至一月两月都可以过，唯独食物，一天两天不吃，你就无法忍受了。饥饿不仅能摧毁人的健康，还能摧毁人的意志，改变人的信念。我们班在一次畅谈个人理想和志愿的班会上，有个叫王文科的同学，说他将来最想干的工作是当大师（炊事员），因为当大师最起码可以吃饱饭。长时间的饥饿，使我们好些同学不能坚持而辍了学，到1962年毕业的时候，两个班只剩下76名学生，流失了41名。

　　1960年秋季开学时，师范的新校舍（在今环城小学左侧）刚草草落成，我们就搬进去了。宿舍不够，我们一班的男生暂时租住在城墙外边的窑洞里。这一年又招收了两班学生，原一中的教导主任黎晓湖当了师范的校长。教导主任由王文玑担任，总务后勤工作由罗尚秀来负责。新调来的老师有赵敏仁（语文）、张应平（语文）、王发运（物理、音乐）、李国华（数学）。开学不久，又调来一位彭曦老师给我们教俄语，彭老师是陕西师大毕业，教课非常认真，我感觉比在一中时的俄语老师教得要好，有不少同学俄语学得很出色。苏联老大哥的面目那时还没有公开，我们对他依然崇拜，所以学俄语非常卖力。

　　学校新，老师新，同学也新，一切都给人新的感觉，我们学好功课的信心也似乎高涨起来。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师范学校就是培养品学兼优人才的。学校的领导和班主任经常教导我们：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做教师既要有高尚的品德，又要有渊博的知识。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具备一桶水，而且小学教师要成为全才，各方面的知识都必须有。师范的老师个个都非常敬业，对我们要求严格，不论思想和学业教育都抓得很紧。因此，尽管生活非常艰苦，条件非常简陋，学校的学风还是很好的。我们有不少同学起早贪黑，刻苦认真地学，一点一点地为自己积累着知识。我感觉初二这一年是我们学习和积累知识最多的一年，我们这批学生后来之所以能胜任各自的工作，与这一年的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到了初三，情况开始有了变化，主要是政治气候的变化。1962年春，国家总结了前几年的教训，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发展方针，开始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盲目上马的一些项目进行调整或整顿，干部也有下放的政策。不知从哪里听到传言，说我们这批师范生有可能不分配或不全分配，学校也要撤销。这就引起了一些学生的思想波动，特别是那些学习较差的学生，整天注意打听消息而无心学习。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传言并非全是虚妄的。

　　三年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从5月份开始搞实习，实习主要是在环城小学进行，外面去的很少。当初师范建校时，就是计划把环城小学作为实习基地的。实习结束后，就开始等待分配。果然，我们没全分配，两班毕业76名学生，只分配39名，其中教育上分配31名，卫生上分配8名，主要是从事护理和财务等工作，我也被分配在教师之列。

　　客观地讲，我们这次分配是公正、公平的。凡被分配的学生，不论学习成绩还是思想表现，都是比较优秀的。我们班的朱华，学习成绩很优秀，思想表现也不错，但没分配，原因是他体弱多病，在初三第一学期背上患了个血管瘤，请病假达两三个月，到毕业时还没痊愈，后来他恢复健康了，被粮食系统吸收，工作是很出色的。二班有个女生，学习成绩一般，是教育局（当时称作文卫局）局长的弟媳，事前有人估计，她可能被分配，最终却没有，这说明分配名单是由学校老师提出的，没受县上或部门领导的干预，是公正合理的。60年代初期，经济虽然比较困难，但社会风气是很正的，值得我们回顾和发扬。

　　我们的毕业分配刚搞结束，环县师范就被撤销。校长黎晓湖调任一中校长，王文玑调任一中教导主任，其他老师有调一中的，也有调教研室和其他学校的，剩下两班未毕业的学生并入一中。环县师范的校舍，后来做了红专学校，以后又做了党校，党校迁走以后，又在那里办过环江中学。环县师范从1959年成立到1962年撤销，仅仅存在了三年，除去在一中附设的一年，独立办学只有两年时间，只培养出一届毕业生。时间虽短，但对社会、对环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是有贡献的。被分配到教育战线的三十多位同志，给环县的教师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加了新的活力，他们大多数工作都很出色，很多人后来成为教育战线的骨干，担任学校领导和教委领导的不少，有的还做了教育局和县上的领导。分配到卫生系统和当时未分配、后来参加了其它战线工作的同志，也都有不俗的表现，没有环县师范的培养，他们是很难走到这一步的。

　　2012年11月

　　“奚范彭郎”是《百家姓》中的一句，有人利用谐音戏称我们的饭是“稀饭盆浪”。

　　炒面：环县特色食品。是把谷物炒熟以后磨成的面粉，可以长期存放而不变质，能直接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