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师范学校的文化大革命

韶山之行的起因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变得很不正常。我当时在庆阳师范小学教师轮训班学习，亲历了这段历史，并且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五六月份开展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的批判起，就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学校停止了正常上课，工厂停止了正常生产，机关单位停止了正常工作，都全力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批判斗争中去，社会秩序就变得不正常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更把这场运动推向了高潮。一时间，庆阳师范的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多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受到革命师生的批斗。那时候，谁要是能揪出一个“牛鬼蛇神”或其他黑帮分子，似乎就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于是那些被封为“造反派”的左派人物和革命小将，个个口诛笔伐，奋勇当先，冲锋陷阵，投入到揪斗和批判牛鬼蛇神及各类黑帮分子的革命浪潮中去了。庆阳师范偌大的校园，所有的墙壁以及临时用竹席搭起的大字报栏，每天都要被大字报重新糊上一层，写大报的有光纸学校总务处用架子车往回拉，每天要拉好几趟。到了7月份，学校被揪出的各类黑帮已达到好几十名，有的还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各自的名号，诸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等，被迫进行劳动改造，接受革命师生的轮番批斗，经受人身的攻击、人格的侮辱，甚至肉体的摧残。我们轮训班由于都是在职的小学教师在这里学习，与学生不同，也被划入批斗的范围，于是有不少人也被打成了黑帮。有一位来自宁县焦村的马致敬，由于在一页大楷字中写了“战无不胜的毛泽思想万岁”一句话，不慎丢掉了一个“东”字，就被认为是对毛主席的有意攻击，是别有用心的现行反革命。另一个镇原来的刘文孝，因晚上睡觉的时候讲了他们那里一个古庄院夜里闹鬼的故事，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反动分子”，受到批斗。不出两个月，在我们轮训班里揪出的各类黑帮分子就有十来个，分别被编入不同的黑帮队伍，一边参加劳动改造，一边接受师生批斗。在“横扫”的日子里，学员之间没有欢声，没有笑语，气氛异常紧张，每个人的心都绷得紧紧的，生怕有什么闪失，说错了话，被打成什么黑帮分子或反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在班上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担任班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在一次领导小组对几个黑帮分子定性的会议上，我讲了不同的意见，被班上的党小组长，也就是我们领导小组的正组长樊××汇报到地委派驻庆师工作组那里，定成了“思想右倾”，我逐渐被排斥到领导圈子之外，很多左派的会议都不要我参加了。幸亏没有其他犯罪证据，没有被打成黑帮，但已经滑到了黑帮的边缘。坦白地说，我那时也是尽量想表现得积极一些，争取能平安度过这场运动。开会踊跃发言，写大字报不辞劳苦，连续熬过几个通宵，批斗黑帮的时候，也极力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但是不论你如何努力，总还是赶不上形势的要求，力度不够大，调子不够高，旗帜不够鲜明，仍然被认为是“立场有问题”，每天还是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从8月份开始，随着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发表，斗争的中心开始慢慢转移。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了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对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连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串连活动在各地陆续展开。大概牛鬼蛇神已被“横扫”得差不多了，对黑帮的批斗有所放松，形势开始逐渐缓和下来。广播上、报纸上重点宣传报道的是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方面的内容，一些领导干部开始受到冲击，有好些人都被造反派夺了权，当时庆阳地委的刘文正书记等几位主要领导都在这时候被夺了权。国庆节之前，我看到从西安开来的大卡车上贴着“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语，就隐约意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斗争的重点原来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都知道这个“当权派”指的是谁，但谁也不便明言，可想这时候，刘少奇的日子一定不好过。

　　国庆节的时候，毛主席在天安门第四次接见了来北京串连的外地革命师生，大规模的全国性红卫兵串连已经开始了。国庆节刚过，庆阳师范的串连活动也开始酝酿，没过几天，第一批串连方案公布，我们轮训班的学员分为三类：一类是赴京代表（当然是左派）5人，稍后几天与学校其他班级的代表一起赴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第二类是基本群众27人，由樊××带领，赴沈阳串连，立即出发；第三类是黑帮分子和被揭露出有问题的共十几人，指派专人负责，留在学校继续学习改造。我这个“立场有问题”的人，自然没有资格当赴京代表，能划入基本群众一类已是万幸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串连地是沈阳，要路过北京，还是有希望能在北京逗留几天的。

　　我们一行27人，10月8日从庆阳师范出发，10月10日凌晨两点到达北京，顺利地办理了在北京串连的手续，被安排在平安里小学食宿，想等毛主席第五次接见。因为以前的几次接见，一般都间隔半个月左右，我们估计15日左右可能有一次接见。但一直等到15号，仍不见信息，领队就硬把我们带到天津串连，然后再赴沈阳。结果到了18号，我们在赴沈阳的列车上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接见的消息，大家都在心里对领队产生了不少怨恨，是他让我们错过了见毛主席的机会。在沈阳串连的时候，和外地革命师生交谈，当他们得知我们去过北京了，却没有见到毛主席，便十分诧异地问：“那你们到北京干什么去？”这使我们觉得很尴尬，去北京了，却没有见到毛主席，仅仅错过了三天时间，造成了终生最大的遗憾。那时候能亲眼见到毛主席，被认为是十分荣幸而又神圣的事情，有机会而没有抓住，就近乎耻辱。在沈阳串连七天要办返程车票的时候，领队又无视大家的意见，直接办到了西安，说是车站不给办理进京的车票，好在我们乘坐的列车不是直达西安的，要在永定门车站倒车。我们在“文革”大串连期间乘车，不论是火车还是汽车，一律是不要钱的，凭一张学校开的串连介绍信，就可办理车票，我们便都暗暗盘算着各自的主意。到了永定门车站等待倒车的时候，我们都赖在车站不走了，领队几次催促上车，大家都说：“要走你一个人回去交差吧，我们就是要饭吃，也要等到毛主席的下次接见。”领队无奈，也只好服从大家，只是说：“我们已是第二次进京，恐怕北京不再接待我们了。”紧接着，我和另一个学员张志仁被大家推举为代表，去和车站接待处联系，没想到接待处一点也没有刁难我们的意思，很顺利地给我们安排了新的住处——虎坊路八机部招待所，我们便欢呼雀跃地住了进去。这天是10月24日，我们原估计月底可能有一次接见，可是一直等到31号晚上仍不见信息，大家十分焦急，九点多钟我再一次跑到招待所的登记室去打听，刚好碰上所长正接听通知毛主席11月3号接见的电话。当我把这个喜讯带回住处时，立刻被大家抬了起来，抛向空中，整个大楼也沸腾了。虽然等了好长时间，现在总算可以如愿了，谁能不激动呢？随后的两天，我们接受了受接见时的队形和步伐的严格训练。11月3号，我们荣幸地参加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大游行，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毛主席，享受了那段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毛主席接见结束后，我们于11月6号离开北京，8号下午，凯旋似的回到庆阳师范。

　　几个月来的“白色恐怖”气氛，大家憋在胸中的闷气，通过一个月的串连，一下子释放了许多，前一个阶段的做法，已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些被打成黑帮分子的教师和轮训学员，绝大多数都已平反恢复自由了，只有极个别人暂时还在审查中。这时候的领队，就像一只放了气的皮球，一下子蔫了下来，那些受过迫害的人，还指桑骂槐，骂他是条“黑狗”（领队穿一身黑衣服）。现在大家摆脱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谁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被打成“黑帮分子”，可以畅所欲言了。革命大串连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滚滚洪流，特别是毛主席亲自接见了大连海运学院的十几个步行进京串连的学生之后，对步行串连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面对全国大串连，特别是步行串连方兴未艾的形势，人人都有意犹未尽之感。回校第二天，我便提出步行走毛主席故乡韶山串连的倡议，立刻得到刘文孝（已平反）、路宏业、孙丕英三人的响应。我们商定成立“学红军长征队”，计划组织十来个人的精干队伍步行出发。但大家一看我们几个体质都比较好，怕跟不上我们的步伐，再加上已是冬季，天寒路远，怕赶过年回不来，于是我们的长征队最终只有我们四个人。商定之后，决定由路宏业负责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要回一趟家，因为家里来信说我的女儿刚刚出生，我要回去看看。

走西安

　　当我11月20号从家里返回学校的时候，路宏业他们已把行前的各项预备工作都做好了。一面红缎队旗制作精美，上面一行楷书“甘肃省庆阳师范”七个白字十分醒目，正中一行仿毛体“学红军长征队”六个金字更是遒劲潇洒。每人一个红缎金字袖章，一对黄绿色裹腿带，一只军用水壶，这行头还真有点像当年的红军，只差一身灰色军装和一顶八角红军帽。一切准备停当后，我们于11月22日吃过早饭从西峰出发，正式开始了韶山之行。为了能尽快到达目的地，根据两点之间直线最近的原理，我们在地图上先画一条西峰到韶山的直线，尽量争取走最直的路线。根据这一行动方案，我们决定先到西安，再作下一步的计划。第一天的行程就非常艰苦，虽然走在董志原的平路上，但由于我们都穿着棉衣，四人背了两条棉被和两条薄棉毯，再加上一面大队旗要轮换着扛。走了三四十里就已浑身是汗，背囊越来越重，棉裤不再有御寒作用而成为行动的累赘了，挨到天黑，走了不过六七十里，来到宁县焦村公社西沟大队，实在是走不动了，就在西沟的一户农民家里住了下来。这户农民很热情，安排我们吃了晚饭，还和我们拉了好多家常。这里是马致敬工作过的地方，这位农民说，马致敬是个老实本分的教书先生，说他攻击毛主席那肯定是冤枉他了，你们一定要帮他平反。我们就说已经没人再追究那事了，宣布平反那只是早晚的事，请你们不用担心。

　　第一天的行程使我们意识到步行串连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必须准备吃大苦、耐大劳，经受更严峻的考验。要顺利到达，就必须减掉不必要的累赘，轻装前进。第二天吃过早饭来到太昌的王永年家（王永年是我们同班的轮训学员，家在太昌北街），把两条棉被、各人的棉裤等不十分必要的东西都寄放下来，把我们的队旗也褪下来装在包里，只拿一根旗杆，因为我们考虑平时路上的人并不多，四个人打一面大红旗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平时我们就把队旗装在包里，只是路过街镇、闹市等遇有多人的时候才打起来。经过这番减负之后，再一上路，感觉轻快多了。这天我们从太昌出发后，没走长庆桥这条公路，而是直向东南方向挺进，过任家河到长武，这样就能少走十多里路。任家河是甘陕两省的分界，北面是董志原，南面是长武原。任家河没有桥，一只小船在那里摆渡，我们四人花八毛钱渡过了河，看见一群社员（“社员”是农业合作化时期对村民的通称）在往地里担粪，大约有五六十人，这自然是陕西的农民了，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们几乎都身穿黑衣服，头扎白毛巾，远处一望，像一群黑羊。一问他们，才知道他们自织的土布一般都染成黑色，那年头国家发的布票少，他们都喜欢穿这种自织的土布，成为这里的一大特色，这景象在董志原这边是看不到的。过了河，走过一段河滩地，爬上一架很陡的山坡上了原畔，向南不几里就是长武县城了，这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长武县城里。

　　长武离彬县80里，中间要经过大佛寺。小时候听大人们讲：“陕西有个大佛寺，顶得老天咯吱吱。”意思是大佛寺很高，都顶到天上去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对大佛寺产生了一种朦胧的神秘感，想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有这样绝好的机会，我们自然不会放过的。24日早晨从长武县城出发，为了能挤出一点看大佛寺的时间，我们走得很快，正午时候就走完了长武原，刚一下坡就是亭口镇。亭口镇在长武和彬县的正中间，距两头各40里，刚好相亭，因此叫亭口。我们在亭口没多停留，草草吃了顿饭就往前赶，下午四点左右，公路从一座又高又陡的石山下经过，大佛寺就在这石山脚下，原来是靠石山雕凿了一尊盘腿坐着的大佛像，还在像前一个一丈多高的平台上倚山而建了三层阁楼式的亭子，把佛像罩在里面，能起保护作用，这就是大佛寺。我们登上亭子往里面看，第二层刚好看到脸部，拿手电筒照进去，里面突然飞出几只鸽子，弄得尘土飞扬。洞里面又空又大，手电筒的光，就像萤火虫屁股上的亮点，连大佛的腿部也看不很清，只能约略看出那里蒙了厚厚的灰尘。我们大致估计，只这大佛的头部就有一丈多高，整个坐像约四五丈高，确实不小，难怪人们说它“顶得老天咯吱吱”呢。11月的天真短，我们从大佛寺下来，匆匆赶到彬县城，天已擦黑了，我们就在彬县住了下来。

　　接下来的行程，我们全是顺着公路走，走得寂寞的时候就看着路边的里程碑数步数。每两个碑之间是一公里，我们就反复的数各人能走多少步，这样既忘记了疲劳，减少了寂寞，又提高了速度，只是一天走下来，两条腿都变成直的了，脚掌也疼得难受。26号午后来到乾县的永泰公主墓那儿稍作停留。我们看见墓道里拉进去很多电线，里面肯定是有照明的，本想进里面看看，可当时管理人员不让进去，加之那时我们对永泰公主其人知之甚少，不知道她就是武则天的孙女，也就没有过多要求，只在外面转了转，看了些残碑断瓦之类就走了，耽误不过半个小时。当晚到礼泉县城看了一场文艺晚会，我们实在是太累了，晚会还没有结束就离开了。27号赶到咸阳，28号中午刚过就到了西安，算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行程，这段路只有五百多里，和整个去韶山的全部行程相比，只是一个短小的序幕，却让我们走了近七天的时间，而且走得很累。深冬季节的寒风加西北高原的日晒，使我们几个的脸在短短六七天时间里骤然变黑了，浑身都显露出疲惫不堪的神态，碰到其他班的串连同学，他们说：“你们几个这是怎么了？个个都像是从青藏高原上下来的兵。”我们确实是累了，需要作短暂的休息和调整了。

穿越陕南山区

　　到西安住下之后，我们先痛痛快快洗了脚，洗了衣服，吃饱喝足了就躺下来休息，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足足睡了十几个小时。我们那时毕竟年轻，恢复得快，起床之后觉得轻快了许多，前几天走得发疼的脚掌，只感到有些痒痒的微疼，无碍大事了。到街上转了一圈，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上一次串连已经在西安逛过一两天，就商量着想走了。也因为接下来的路程很快就要进入陕南的秦岭山区了，那是我们从未走过的路，都急着想体验一下，于是吃过中午饭，我们就背起简单的行李，打起那面“学红军长征队”的大旗，出了西安南门，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征程，在西安停留的时间还不足一整天。

　　下午两点左右，在长安造纸厂作短暂休息的时候，造纸厂一位姓刘的工人接待了我们，他对我们的举动表示热情的赞赏和支持，临走时还送给我们一本地图，这本分省地图比我们带的那本详细多了，连差不多的公社、街镇都标出来，这使我们非常感激，给了他许多传单之类的宣传品，说了不少道谢的话。有了这本地图，我们以后的行程可就方便多了。走到韦曲、杜曲一带，听说这里是《创业史》的作者柳青的家乡，看到那里的村庄、田野，还真有点像小说描写的蛤蟆滩的景象，连梁生宝他们常去砍毛竹的南山（即终南山、秦岭）也都隐约可见了。那天多云，天空时晴时暗。忽然一阵阴暗，我们抬头望见一片“乌云”横空而出，以为真要下大雨了，心里还有点紧张。可是仔细一看，这“乌云”黑白相间，十分形象，却不见翻滚，原来这就是秦岭横在前面。一问当地人，说到山下还有二三十里呢，看起来简直就在眼前了。天擦黑的时候，我们才走到秦岭脚下，一条小溪从山间流出，山下的小镇叫太乙镇，不知这名称和《封神演义》中的太乙真人有无关系，我们也无从考证，我们就住在这太乙镇上，因为第二天就要翻秦岭了。我们当晚打听山上的情况，镇上人很热情，告诉我们上山37里，下山只有十几里，山那边有个地方叫花门楼，你们可以在那里住宿。上山时必须穿草鞋，扎“毛毡子”（一条毡带从脚上一直缠到膝盖部，他们叫“毛毡子”），不穿草鞋是不敢上山的，因为山路又陡又滑，不小心就会滑到山谷里去。草鞋和毛毡子镇上都有卖的，价钱不贵。我们每人都有一对行军裹腿和一双毛袜，毛毡子就都免了，只是各花二毛五分钱买一双草鞋，是用南山里的龙须草编的，又轻巧又结实。说是草鞋，实际上只有鞋底，没有鞋帮，像我小时候见的货郎穿的那种麻鞋，是用绳子系在脚上的。第二天早早吃了饭，我们带足了上山的干粮和饮水，八点钟左右就出发了。一出门就上山，开始时山势还比较平缓，像我们这里的普通山坡，可渐渐地越上越陡，到了晌午时分，就需要踩着石阶攀登了。陡峭山崖上的松柏，把根嵌进石缝里被夹成了板状，依然能长得葱郁，不知这石头缝里哪来的水分和养料，能使它们如此强健？巉岩嵯峨，路窄谷深，每一步都要十分小心。直到这时，我们才体会到这草鞋的妙处，踩在岩石上一般是不会滑动的。这时山上已有了积雪，只是还没有封严，露出一片片的黑色山体，这大概就是我们昨天远处看到的黑白相间的“乌云”吧。走过几段险路，出了几身热汗之后，仰头一望，好像到了山顶，我们心里一喜，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上去一看，原来是一层外沿略高，里面稍低的平台，平台里面，依然是望不到顶的巍峨高山，我们的惊喜也就化为乌有了。这时已到了午后，我们也很累了，就在这平台上休息一阵，吃些干粮，喝些水补充体力。为了减轻负担，我们把壶里剩下的水干脆倒掉，拿出破釜沉舟的架势，继续往上攀登。如前面的情形一样，一个多小时之后，又上了第二个台阶。这时我们才明白，镇上人讲的“里三层外三层”，原来是指秦岭有这三层台阶，耸立在我们面前的，应该就是第三层了。我们没有再停留，继续往上爬。这时积雪已有五六寸深，攀登更加困难。已经快到山顶了，还有山泉从岩缝里流出，边流边冻，形成瀑布似的冰溜子和巨大的冰柱倒挂在悬崖上，景象十分壮观。爬上最后一段陡坡，已经看到山顶的时候，山势突然平缓，这时回望走过的路，想看看关中平原的壮景，已经湮没在茫茫云海中了，脚下翻滚的云团，阳光照在上面气象万千，一望无际，连一点关中平原的影子也望不到了。强劲的冷风灌进衣服里透心冰凉，我们没敢多停，踏着没膝的积雪，走完最后一段缓坡，登上了秦岭的最高点。这是一条东西蜿蜒绵亘的巨岭，南北景象截然不同。北坡被积雪封盖得严严实实，山下是茫茫云海，向南一望则群峰耸峙，连绵不断，一直延伸到望不见的地方。最近最高的山峰，可以和秦岭的主峰比肩。只在峰顶的背阴处还有残留的白雪，别处都是林木葱郁，一片苍青，山峰也是越远越低，山间没有云雾，温和湿润。想到今后的行程，我们将要在这高高耸立的山峰之间穿行，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上山据说只有37里，我们走了9个小时，下午5点左右才到达山顶。下山的路比较好走，由于南坡没有雪，也没有悬崖，走的是一面缓坡，我们就欢声笑语，连蹦带跳着快速蹦下，约一个小时就到了沟底，顺一条小溪（也可以叫小河）前行二三里，见有几间茅屋，走出一个灰头灰脸的老女人，一问，才知道这就是花门楼，这使我们大吃一惊。昨晚听到花门楼的名字说是我们可以在那里住宿，想象那一定是个不错的地方。现在一看这个样子，几间破屋被烟熏得黑魆魆的，屋地上堆满了包谷皮和其他杂物，没个下脚处，这“门楼”“花”在哪里呢？一问前面情况，说离营盘还有30里，别处没有人家了。这时天已黑下来，可是这里怎么能住呢？我们商量一下，决定连夜赶到营盘。于是我们顺着这条小河继续前行，河谷很窄，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崖，好在水并不大，只有一步多宽，多数都能跨过去。后来遇到几处跨不过去的地方，都要爬到半山腰上才能绕过。就这样走走停停，直到晚上10点才赶到营盘。这一天的行程不过八十多里，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旅途跋涉尽管很累，但我们心里都有一种满足和自豪感，因为我们成功地翻越了秦岭，跨过了这次征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坎儿。

　　秦岭山区是刘邦当年“明修栈道”而进入汉中的地方，这里峰高谷深，山势陡峭，林木繁茂，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主要种植玉米和红薯（当地人称包谷和红苕）两种作物，土地几乎都是“挂”在山坡上的小块，最大的不超过二三分。玉米成熟的时候，人要住到山上去看，不然就被獾和野猪糟蹋完了。庄稼成熟后，只需把果实拿回来，秸秆都撂在山上了。山民们拿东西都用扁担或背篓，用扁担挑东西时，必须拿一根一头带个小叉的木棒，以便歇肩时把扁担搁在木棒的小叉上，不用放在地上，因为这里的山路根本找不到一块可以放下扁担歇息的平地。他们所用的背篓都是底小口大的喇叭状，大部分重量搁在背篓口部，这形状便于在又窄又陡的山路上行走。他们刨地的工具是三齿的耙，像是耙子但齿更长，又像是镢头，但齿更钩，比我们这里的锄头还钩，这样的结构正适合在陡坡上刨地。山民们上山干活，一律扎毛毡子穿草鞋，晚上回来脱下草鞋和毛毡子，洗了脚，就围在火塘边边烤边拉着家常。家家的火塘都设在屋子的正中，干柴是谁家都不缺乏的，火塘周围摆着许多小竹凳，上面吊一只熏得黑糊糊的水壶，围着火塘烤火闲聊似乎是家家每晚都必须的常规习惯。令人奇怪的是他们都把烟囱开在房子里头，就在灶台旁边，房子里面都被烟熏得漆黑，成年以上的人，眼睛都是又红又肿，显然这是长期烟熏的结果。他们说这是汉王刘邦那时留下的习俗，汉王当年藏在这深山里，为了不让项羽的军队发现，命令部队和百姓不准把烟囱开在外面。这道命令一下，所有的人就都把烟囱开在屋里了，就是冒出屋外的烟，也不直往上冒，只在地面盘旋，这是因为汉王是天子，天子口里没浪言，连自然规律也得听天子的。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再号召人们破旧立新，改变这种落后的习俗，可是这深山里的百姓，还是一时改变不了。

　　要走出这老林深山，当地人说“七紧八慢九消停”，意思是最少也得走七八天时间。我们12月1号早晨从营盘出发，在群峰深谷中穿行一天，晚上到达柞水县。这是我平生所见的最小的县城。说是县城，其实根本没有城，只是一个一二十户人家的小镇，稀稀拉拉几栋平房散布在谷底两侧。听说这个县的中学总共只有十几名学生，整个县城的常住人口也不过百人。政府机关的灶上只有一名炊事员，我们就在他们的灶上吃饭，平时以玉米和红苕为主，要吃面，就靠这位炊事员到40里以外的一个镇上去挑，那里有一盘水磨。连个驮粮的牲口也没有，牛驴骡马在这里根本无法生存。第二天早晨，为等一顿饭吃了赶路，一直等到十点多钟。只听见玉米糁子（我们这里叫“玉米珍子”）在锅里咕嘟咕嘟像“豆在釜中泣”似的响了一两个小时才出锅，原来是玉米糊糊（粥）里放了几个红苕蛋，煮熟了让我们吃。也许因为我们等得发急了，这玉米糊糊特别烫嘴，只能慢慢来吃，好在并不限量，我们还是吃饱了。这天晚上，我们来到这个县的一个公社——石坪。在石坪公社，我们受到了特别的招待，吃到了白面馒头烩白菜。石坪公社的条件，比县城略好一些，人口也稍多一些，有一条短街，几间铺面。公社领导在招待我们吃喝之后，提出一个要求，要我们帮他们写标语，我们不便推辞，也就答应了。第二天，我们就在石坪住下来，由路宏业和刘文孝出去帮他们写标语，我和孙丕英留下来翻印传单。在“文革”大串连中，各路红卫兵都把散发传单作为自己的主要宣传任务。出发之前，我们曾经准备了一些传单，早已发完了。我们在路过关中平原的时候，田地里劳动的社员看见了我们的队旗，就喊着向我们要“凡单”（关中人把传单念成“凡单”），进入秦岭山区后，山民们对传单更是渴望，他们希望得到新的信息。我们在西安等地得到一些很好的宣传资料，如毛主席家为革命而牺牲的六位亲人的情况，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的妻子李崇德访问记（内容是杨开慧牺牲后，李崇德护送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去上海的经过以及两个孩子在上海流浪和后来在苏联学习的情况）等，这些资料都是当时人民群众最喜欢的，把它综合整理编印成新的传单是我们早有的打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完成任务。我们从公社秘书那里借来了钢板、蜡纸、油印机等，一边整理编辑，一边刻写，连夜赶印了厚厚一沓。

　　在石坪的这一天过得紧张而有意义，既得到了休息，又解决了途中没有传单的实际问题，还帮公社写了标语，算是在宣传方面干了两件实事。

　　走出石坪以后，途经镇安、青铜关、赵湾等地，山势逐渐平缓，河谷也逐渐变宽，可是水流却越来越大，行路依然困难，直到12月7号下午，我们才走出深山，来到旬阳县。在这深山里整整跋涉了7天，终于走出来了，我们的心情也随之开朗起来。

　　旬阳是汉江边上的一个小县，县城修在旬河和汉江交汇而夹成的山嘴上，山嘴又高又陡，耸立在江边，街道很窄，像一条沿山而过的公路，走过一队担着粪桶的农民，稀粪在桶里咣当咣当地响，臭气熏天，行人就得躲在房檐下才能让开。听说这里已经通了汽车，但我们在街上却没有见到一辆。我们站在街边望着汉江上下的船只和纤夫，一只大船逆流而上，需要十几名纤夫在岸边同时用力来拉，觉得很新鲜，这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汉江的流水清澈见底，激起的浪花是雪白的。

　　12月8号我们从旬阳县出发，在闾河口南渡汉江，行了五六十里山路，来到陕南最后一个公社神河镇。这里距边界只有三四十里，山高林密，不通公路，是个非常偏僻的山区小镇。当我们在公社接待站吃过晚饭正准备休息的时候，一位青年女子前来造访。她三十岁左右年纪，身材中等偏胖，圆脸，剪齐耳短发，给人一种朴实的感觉。一见我们就说：“你们是甘肃来的吗？我想咱们甘肃人都快想疯了。”我们觉得奇怪，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怎么会想甘肃人呢？原来她叫冯静媛，甘肃会宁县人，自小失去父母亲人成了孤儿，是党和政府供她上了西安的一所卫生学校，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这陕南山区的医院里工作，11年没回过甘肃，连个甘肃人也没见着。她娘家没有亲人，因此没有人来看她。她天天盼着能见到家乡人，问一问家乡的情况，可一次次都失望了。前年听说有甘肃的县委书记来旬阳开会，当她步行一天赶到县城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她只能失望地又掉一些眼泪。那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她听街上人说公社来了几个甘肃的串连红卫兵，刚放下饭碗，她就心急火燎地赶来了。当她得知我们几个是甘肃庆阳人时，就扑过来抓住我们的手，激动而真诚地说：“我没有娘家亲人了，甘肃就是我的娘家，你们就是我的亲人，今天要好好谈谈咱们那里的情况。”冯静媛的真挚和热忱也感动了我们，我们便谈了一些小时候在山上放牛放羊如何嬉戏打闹，在生产队劳动如何抢挣工分的事情，就连年头节下如何磕头拜年、走亲串友这些琐事都谈到了，还介绍了“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的一些情况。由于会宁和庆阳相距并不算远，很多习俗是相同的，她听得非常开心。临了，她还硬把我们叫到家里做客，这家其实就是医院给她的一间卧室，并不宽敞，两个孩子已经睡了，作陪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男青年，递烟倒茶很是殷勤。她拿出柿子、毛栗和绿茶招待我们，陕南的柿子又软又甜，毛栗非常好吃，我们也不客气，一边品尝一边闲聊，直到晚上11点多了，才意识到明天还得赶路，就告辞了。冯静媛给我们每人装了一大碗毛栗子让路上吃，我们除了送她些传单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觉得这娘家人当得有些尴尬，但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刚准备出发的时候，冯静媛又来了，带来一包东西，里面有纱布、绷带、胶布和一些常用药品，硬要我们带到路上用，我们推不过去，就收下来。出发时她送了二三里路，才依依不舍地道别，站在路边，又目送我们走了好长一段。几十年来，这位多情女子冯静媛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不能忘却。这多情不是男女爱情，也不是骨肉亲情，而是一位身处异乡的孤苦女子对自己家乡无比眷恋的真情。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她若健在，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了。从地图上看，神河通了车，旬阳通了车，整个陕南到处都通了车，她该可以坐上汽车回一趟故乡甘肃会宁了吧？我祝愿她能如愿。

鄂西山地之行

　　神河镇距湖北边界只有四五十里，全是山路，交界处有一座大山相隔，山上荆棘丛生，藤蔓交错，连一条人行道也没有，我们只能在荆棘丛中艰难行走。这里的荆棘高过人头，最密的地方，需要用手拨开互相交错的藤条才能钻过去，不小心衣服就会被挂破。山顶上有一段修过公路的痕迹，旁边立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某年月日双方共立的字样，显然这是双方的界碑，不知什么原因，这条公路当时并没有开通。过了山顶就算是湖北了，下山照样是荆棘，走过一段之后，荆棘渐渐稀疏，山坡也渐趋平缓。有一条小路沿山坡蜿蜒斜下，山下是一条并不很深的沟，阴阳两面山坡上都开始有了农田，我们顺着阳面的沟畔前行约一里，看见对面沟台上是一个大的村落，一群社员在公场里劳动，我们便打起了那面“学红军长征队”的大旗，那些社员一见红旗，都放下农活跑到沟畔观望。在这偏僻的山沟里，他们只是在广播里听说有红卫兵串连的事，实际还没有见过，今天一见我们四人打一面大红旗，觉得很新奇，于是三四十人齐刷刷站着观望，有人还向我们招手，像是表示欢迎。我们一看社员们的热情劲，商量一下，决定就在这里住下，还可以了解湖北农村的一些情况，天也快黑了。于是我们翻过沟，刚一到公场的路口，几个成年人就上前迎接，把我们带进后面一个院落的正房里。在这里我们受到了贵宾般的接待，热情好客的湖北农民，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良好印象。

　　我们被接进一个大房间，这里是生产队开会和接待客人的地方。有人提来热水，伺候我们洗脸、喝茶，热情招待。作陪的是生产队的领导和村里的几位长者，他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情欢迎，说你们能从甘肃走一千多里来到我们队里做客真不容易，我们能有机会接待去毛主席家乡的客人，这是我们的荣幸。虽然双方都有好些话互相不能全懂，但是热情友好的气氛却在处处洋溢。他们停下了正在进行的农活，都像过喜事一样投入到接待我们的忙碌之中。不一会儿，有人在客厅正中摆上桌椅，端来热腾腾的几大碗素菜，请我们入席，接着从墙角的火塘里提了一只大铝壶，原来这是一壶烧热的白酒。斟满酒杯之后，由上座的一位长者首先举起了酒杯，说了声“请”，于是大家一起举起酒杯，也一起说“请”。一位男青年站在桌前看酒，有谁提前喝干了，他并不着急去斟，只是劝你吃菜，等大家全都喝干了，他才开始斟第二轮，斟满之后，还是由那位长者举杯说“请”，如此循环。看来这是他们筵席待客的基本形式，并不划拳行令，谁也不能少喝。约七八巡之后，觉得这酒香味醇厚，不比寻常，毕竟我们是远方来的客人，万一有什么闪失就不好说了。于是我和孙丕英首先央告不胜酒力，不敢再喝了，获得允许，只在座上喝茶吃菜作陪。路宏业他们一直喝到这一大壶酒完了。才再三央告，已经很过量了，没有再烧第二壶。这场筵席，一直吃到晚上10点多，虽然没有山珍海味，只是他们自产的素菜、白酒和大米饭，但主人的热情好客感动了我们。为了报答他们的盛情，我们提出第二天参加他们生产队的劳动，他们痛快地答应了。这天晚上我们睡得很香，第二天起床已经快8点了，社员们早已出了工。我们到山上一看，他们正在收萝卜，队长只叫我们干最轻的活，把收下来的萝卜装在筐里，干了一个多小时，这活就干完了，队长没让我们再干别的，派一位老农陪我们在山上转转看看。这位老农像导游一样，一边介绍队里的情况，一边领我们转悠。我们见到了棕树和漆树，这都是以前从未见过的。自然的漆原来是漆树皮里流出来的粘汁，采漆的时候，先把树皮划开一道口子，让粘汁流出来，过一会儿就变成了黑色。凡稍粗一点的漆树干上，都有一道道采漆划过之后愈合留下的痕迹。他们所用的木器家具，几乎全都是用这种自然漆漆成的黑色，非常经久耐用，难怪人们要用“漆黑”这个词来形容黑色的程度。山上还有一簇簇被雨下成黑褐色的木棒子，一律截成一米左右的短节，倒着攒立在荒地上。老农介绍说，这是采木耳用的。把这木棒立在山上日晒雨淋，过一两年就会长出木耳来。这天早上农活没干多少，却使我们增长了不少见识。

　　午饭和昨晚完全一样，只是经过两天的接触，相互之间熟悉了许多，他们的不少方言我们都能听懂，交谈起来方便多了，因此气氛也更加和谐融洽，喝酒吃菜已不像昨天那样拘谨，特别是这酒醇香好喝，我们便放开痛饮，一直喝了两大铝壶。席间，我们得知这白酒是他们自己用土法酿造的，便向他们询问酿造方法，几位经验丰富的长者给我们详细介绍了酿造的全过程。他们种的一种高粱酿酒特别好，在这一带是很有名的，因此，他们酿制的白酒，国家收购的价格是每斤两元多，远远高于当时普通白酒的价格，酿酒也是他们队里的一项主要经济收入。饭后，还带我们参观了他们酿酒的作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几只很大的木桶，直径都在一米开外，里面都装着酿酒原料，有的已经装满封了口，有的才装半桶。原来他们是把高粱带秆铡细，按一定比例拌上曲子，放在木桶里一层一层压实，装满之后，上面用泥封盖严密，发酵一个时期，就可以酿制成醇香的白酒来。他们还送给我们每人两穗高粱种子，让我们带回去试种试酿。大概是因为气候不能适应，我带回来的高粱种子种在最好的地里，直到秋后还没有出穗，酿酒的计划自然也就破灭了。

　　这顿酒席我们确实喝得有些过量，在晕晕乎乎中道别了主人，走出不到二里，转过一道山湾，刚刚背过送别的人群，就觉得头昏眼花，两条腿也不听使唤，实在撑不住了，就在路边一个草滩里躺了下来。睡了一个多小时，觉得稍微清醒了些，才爬起来继续前行。下午5点多钟，来到了他们的公社，那是一个不大的街镇，听到前面锣鼓喧天，人声嘈杂，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走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一队学生在老师和公社领导的带领下前来迎接，我们所带的简单行李，包括我们的那面队旗，立刻被这些学生抢了去，一群人前呼后拥着，把我们带进了公社的接待站。原来在我们刚一离开村子的时候，他们就给公社打了电话，迎接我们的队伍，已经在街口等了一个多小时了。进入湖北之后，只要你告知他们下一站要去的地方，往往都有人提前来迎接。热情好客的湖北人民，在我们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遗憾的是这个村（那时候称作生产队）和这个公社的名字我们都已忘记了，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只记得这是我们刚进入湖北的第一、二站，属竹溪县所辖，因为第二天我们就进了竹溪县城。

　　在竹溪县，我们打听去宜昌最捷近的路线，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直往南走，要经过一片几百里大的原始森林，那里面树木高大茂密、遮天蔽日、茫茫无际，极易迷失方向，而且猛兽横行，几个人进去如果不带武器，不是被猛兽吃掉，就是在森林里面迷路转了圈子，很少有能安全回来的。那时候我们已经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神农架发现野人的一些报道，从大致方位判断可能就是这片原始森林。当时的地图上并没有标出神农架的名称，群众也不知道这片林区叫“神农架”，只把它看作是一块禁区，还列举了不少贸然进入而葬身林海，永远没有回来的实例，来告诫我们绕道。我们本想冒险去看看这片原始森林的真实情况，或许能看到一点野人的踪迹。但听了他们的告诫，也考虑我们人少力单，就没敢去冒险，偏东南方向，走竹山、房县、保康一路，绕过这片林区。

　　经过二十多天艰难征程的磨炼，我们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白天行路，晚上休息，一日三餐的生活节奏，每天中午都要找接待站吃一顿午饭，走起路来脚也不疼，腿也不酸，而且饭量大增。每人每顿都吃两缽缽（缽同钵，南方人蒸米饭用的像盆而略小的陶器）米饭。每缽缽半斤，这样每人每顿一斤，每天三顿三斤大米饭，谁也不少吃，自然就不乏不困，精力充沛，“万水千山只等闲”了。那时候国务院有规定，凡外出串连的红卫兵在接待站就餐，每顿饭只交半斤粮票一毛钱，还要让红卫兵吃饱吃好，因此，我们每人每天三顿饭吃三斤大米饭，却只花三毛钱一斤半粮票，亏缺的部分由各级政府统筹解决。当时我们的供应标准是每天一斤粮，所缺的半斤出发前已在学校总务处领取了粮票。竹溪、竹山、房县、保康这4个县城连成一条自西北到东南的斜线，每两个县城间的距离恰好都是90里，我们从竹溪出发，三天走了4个县城，行程270里，可以说这一阶段我们已进入状态最好的时期。在竹山县城，我们还顺便访问了施洋烈士的遗孀，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婆，住在一个政府给她建造的小竹楼里，由她的外孙女伺候着。语言不通，她的外孙女就给我们当翻译，她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女人，也姓施，随母亲姓，南方人有这习惯。施洋是“二·七”大罢工时被捕牺牲的烈士，政府对他的遗孀照顾是很好的，他的外孙女照顾外婆，政府还给她一定的报酬。据史籍记载，房县这地方在古代是很荒凉的，有在京的官员犯了罪被贬到房州去的不少。我看这地方倒很不错，山清水秀，气候湿润，县城的东门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温泉，拳头粗的几股泉眼汇成一条渠水向东流淌，据说水温四十度左右，正适合洗澡。由于是冬天，泉水周围被白茫茫的雾气笼罩着，我们沿着这条水渠走了一里多路，雾气才渐渐消散。到保康县城以后，我们已经绕开了神农架林区，转正南方向，经歇马河、马良坪、店子垭、苟家垭直奔宜昌。这一带山区的地名叫“垭”的很多，我们在向群众问路的时候，他们就指着前面说：“那——垭垭过客（去）。”我们前去一看，他们所指的“垭垭”，原来是山间的豁口，我们这里叫做崾岘的。“客”是去的意思，湖北人一律把去读成“客”，上街去，湖北人就说“街客（gǎi ke）”。

　　鄂西的山不像秦岭山区的山那样高峻挺拔，也没有那么多石头。山也不高，沟也不深，草木繁茂，道路并不难走。我们在路边发现有很多蜗牛壳特别大，有的竟有一寸多高，又大又漂亮。这东西在我们这里叫“蜗蜗牛（读作guā guā niú）”，孩子们非常喜爱，我们边走边拾，每人都捡了一大包，准备带回家给孩子们玩，可是回到学校，被我们那些学员几乎抢光，回家时已经所剩无几了。深冬季节的湖北，天气并不冷，只是十多天来很少见到太阳，天总是雾蒙蒙的，还不时有毛毛细雨落下。12月17号那天我们从歇马河出发，中午在马良坪吃了午饭，要赶下一个接待站，就得到店子垭去，别处都没有可以投宿的地方，赶到那里已经晚上9点多了，这一天我们共走了105里路，是这次征程中日行最多的一次。店子垭公社的接待站，设在小学里，没有专门住宿的地方，他们招呼我们吃喝之后，就让我们分别和四位教师同住。那时候的教师都比较清贫，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要两个人合盖一床被子。好在我们是同行，彼此还有不少话可以谈。和我同住的是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睡前他打一盆水让我洗了脚，然后把被子铺开，在床的两头各放了一只枕头，我觉得有些奇怪，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抢先睡下去。过了一会，他也洗了脚，果然从另头睡下去，把脚伸到我的胸前，好在这脚是睡前洗过的，并没有臭气。第二天一问，他们几个都是这样互相颠倒着睡觉，原来这是他们睡觉的习惯。细想起来，这也并不是坏的习惯，或许比我们顺着睡还要卫生一些。

　　店子垭处在两条平行南下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上，分水岭平缓南下，我们就沿这道分水岭顺势而下，不几天就到了宜昌。宜昌在三峡口的长江北岸，那时候市区的规模并不大，我们从山上下来，整个市区尽收眼底，面积不足一个平方公里，在我看来还不及现在环县的规模，但它毕竟是长江边上的一个重要城市，“川鄂咽喉”。我们学地理的时候知道，它是长江中上游的分界处，过了宜昌，就属于长江上游了。那时候葛洲坝水利枢纽和三峡大坝都还没有修建，较大的轮船只能通到宜昌。我们来到宜昌，心情异常激动，能从黄土高原步行来到长江边上，这已经是一个创举了。到接待处放下行李之后，我们刚洗一把脸，喝了点水，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江边，先看看长江。这里的长江没有想象的那么宏大，约有一里多宽，水流平稳，对岸的房舍农田都能看清。我们决定在宜昌休整一天，顺便再翻印一些传单。晚上下了一场薄雪，第二天是冬至日，又是一个晴天，早上太阳一出，不到一个小时，雪就消完了。北方滴水成冰的季节，在这里并不感到冷，地里的白菜像站在岸边的一群企鹅，胖胖的立着，豌豆苗经雪之后，更加碧绿可爱。这里的豌豆是秋季播种，第二年春季收获的，这时候长了有二寸多高，绿茸茸的一片连着一片。我们沿长江北岸上行一段路，想看看有没有三峡的一些迹象，除了浩渺的江水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回到住处，整理翻印了一些传单，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在宜昌休整的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第二天早晨出发，首先就要渡江。停靠在岸边的是一只不大的桨船，能坐二三十人，坐上去荡荡悠悠，离岸之后，两个壮汉在两边不停地摇桨，船还是斜斜地朝下游方向漂移，划到对岸足足用了半个多小时，船向下漂移了约有二三里，回望宜昌市，只能隐约可见了。我们沿长江南岸行了一天多，这里毕竟是江南气候，又遇到一个大晴天，正午时候艳阳高照，觉得又潮湿又闷热。第二天快到宜都的时候，我们才离开江岸，转正南方向沿一条公路行走，两天之后，就进入湖南地界了。

到韶山

　　在进入宜昌之前，我们所走的几乎都是山路。黄土高原的山，高大雄伟，沟壑纵横；秦岭山区的山，高峻挺拔，坡陡谷深，巨石嶙峋；鄂西的山，平缓连绵，草木葱郁；而进入湖南之后，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山少水多，有山无沟。可能是因为我们所行的路线是洞庭湖的边缘地带，这里的地势虽不是十分平坦，略有起伏，但绝无大山。偶遇小山，只是平地上的一堆突起，不用爬坡，从山下绕过去就行了。时遇小河，但无河谷，随便就可以蹚过去。这里的农户几乎家家门前都有一两个水塘，饮用、养鱼、浇地、洗涤都十分方便。在湖南，人们没有沟的概念，因为那里没有沟。有的山区长期流水形成的沟状地带，其实并不很深，他们叫冲，例如韶山冲就是这样。这也是因为那里的土质比较坚硬，水不容易冲垮。山坡上的稻田，水从上一块田里自然流淌到下一块田里，田坎上仍然冲不开豁口，不像我们黄土高原，哪里有流水哪里就肯定有沟壑。因此，我们进入湖南之后，不用爬山，不用过沟，行路就省力多了。

　　进入湖南，还有另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奔韶山去的红卫兵越来越多。在陕西和湖北的时候，由于我们所行的全是比较偏僻的山路，所以极少遇到过，到了湖南，凡去韶山的红卫兵就逐渐聚拢了，而且和我们向同一方向前进，他们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学生，早晨出发的时候走得很快，往往超越我们赶到前面去了，但是到了下午，就渐渐落到了后面，有的还一瘸二拐的互相搀扶着艰难前行，显然不如我们经过几千里路的磨炼，又正值二十几岁的最佳年华，脚板硬朗，走一天路是极平常的事，根本不在话下。比较困难的是住宿问题，每个接待站都是人满为患，吃饭排队，睡觉很挤，常常是两三个人只能领到一床被子，特别是到了益阳、宁乡，离韶山越近的地方，这些问题就越突出。在宁乡县城，晚上连楼道里都睡满了人，好在这地方并不冷，不论睡在哪里，都能舒舒服服睡一觉，第二天照样可以行路。

　　我们从湖北的枝城、刘家场进入湖南，沿闸口、临澧一线直往南走，12月31号晚上赶到了常德，第二天就是1967年的元旦，我们计划在常德过元旦休息一天。常德市接待站对这个节日比较重视，并作了很好的安排。元旦早上，召集住在这里的各地串连红卫兵开会，他们请来一位和贺龙元帅同时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作报告，给我们讲了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报告会就在一个大饭厅里举行，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早饭是每人四两红烧肉，这可是出发以来第一次吃到红烧肉，确实是馋了，那半碗红烧肉的香味至今还记忆犹新。饭后，我们在市区游玩，想看看洞庭湖的景色，因为从地图上看，常德就在洞庭湖边上，想象不会很远。可是一问，距湖边还有二三十里，那时又没有公交车，我们就只好放弃，玩了一阵打气枪的游戏，又在各处转了转，天快黑的时候就回到住处吃饭休息了，第二天继续赶路。

　　湖南有许多革命名人，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周扬等。我们元月4号中午在衡龙桥吃午饭的时候，接待站的同志介绍说，这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家乡。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那时候给周扬定的罪名。他的故居就在接待站附近，这里就可以望见屋顶。不过大门口的牌子已被取掉了，里面也没有多少可看的，在宁乡县城，接待站的同志又告诉我们，刘少奇的故居花明楼距县城不远，就在我们去韶山这条路的东边，需要绕道才能经过。那时候刘少奇已被打倒，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叛徒”“内奸”“工贼”，罪名很多，有所顾忌，我们也就没去，只是加紧赶路，终于在元月6号中午到达了毛主席的故乡——我们一个多月来梦寐以求的韶山。回顾这次远征的历程，从1966年11月22号出发，至1967年元月6号到达，历时46天，其中在途中休息3天，正式行路43天，总行程3700多里，完成了我们人生经历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远征。

　　韶山冲是韶峰下的一条自南向北的掌地，长约四五里，两边是山，中间是一片一片的农田，如果在我们这里，那名称肯定就叫什么掌或者什么岔，但在湖南，他们却叫冲。山上流下的溪水灌溉着冲里的所有农田，韶峰在冲的最南端，是我们在湖南所见到的最高的一座山峰，传说舜帝南巡至此，曾带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在山上奏过韶乐，所以就叫韶山，或称韶峰。峰下有好几条细流汇成的一条小溪，毛主席的旧居上屋场，就在这条溪流东侧的山脚下，出门就能望见高高的韶峰。整个韶山冲有二三十户人家，多数都是姓毛的，毛主席的诗《七律·到韶山》中“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写的就是韶山冲傍晚时的景象。

　　毛主席旧居上屋场共有13间房子，除堂屋和几间主要居室是瓦房外，其余都是草房（用茅草苫盖房顶），这些房子的内墙，多数都没有墁泥，只用土坯砌成，里面的陈设都很陈旧，尽量保持着原样，只让游客参观，不能用手去摸。屋前的两个水塘是毛主席小时候常常洗澡和游泳的地方，毛主席的老家原来是个极其普通的农家，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在韶山，可供参观学习的地方不多，除旧居外，还有毛主席旧居陈列馆，里面主要陈列毛主席及其家人相关的一些照片、遗物等。讲解员结合这些东西介绍一些相关的故事，我们只用一天就参观完了。另外，我们还走访了毛主席的一家邻居，就在毛主席旧居的对面，跨过一条小壕就到了。这户人家恰巧就是毛主席1959年回韶山时和乡亲们坐谈的那户人家，姓汤，有一幅毛主席坐谈时的照片放大了挂墙上，那位男主人还是照片上的那个样子，49岁，他给我们讲了1959年夏天毛主席到他家来的情形。他听外面有人喊：“毛主席回来了！”还没等他跑出门外，毛主席已经进了院子，身边只带一个警卫员，门前到处都停满了小车，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毛主席在这屋里坐了约一个小时，和他们谈话，仍然说的韶山话。床上坐着一位老太婆，是他的母亲，比毛主席大三岁，娘家也姓毛。她说，毛主席的第一个妻子她见过，娶来一年多就死了。毛主席只在1926年回韶山住过一个时期，不知道一天忙什么，她见的很少，只记得年轻时个子很高，面容已经很模糊了，这次回来和青年时期大不一样，人发福多了。她说话很难听懂，需要她的儿子和儿媳给我们翻译。

　　我们在韶山一共住了6天，因为路费用完了，给学校发了电报，要等汇款来了才能走，所以一直等到元月11号。这期间，每天的主要任务只有两项：一是排队买饭，一是排队买纪念章。食堂设在对面半山坡上的韶山学校里，几十名炊事人员用两个人才能抬起一层的大方笼蒸米饭，三四口同样的大锅轮番不停地蒸，买饭的队子有一二里长，排五六个小时队才能买到一顿饭，常常是这一顿饭刚吃完，就开始排第二次队，一天要买到两顿饭，非带夜排队不可。有时买不到饭，就买点饼干来充饥。在韶山，凡是吃的东西，到处都很紧张。买纪念章这边也需要排队，于是我们4个人只好轮换着不停地排队，谁也不能闲下来。据说韶山每天的接待量是4万多人，对于这么一个小镇（韶山当时只是一个小村镇）来说，确实是够为难的了。

　　那时候在韶山售的纪念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圆形的毛主席头像，有现在一毛钱的硬币那么大。另一种是长方形的毛主席旧居图案，都是镀金黄色的。我们排队来买，每人每次最多只能给你两枚，要多买就得继续排队。有时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快到跟前了，纪念章却卖完了，那就只好等到第二天再重新排队。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通过连续不断的排队，每人都分到了五六枚纪念章，这算是很大的收获了。那年头人们对毛主席的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胸前戴一枚毛主席像章，就是莫大的荣耀。我们串连回来，由于带了不少的纪念章（还有后来在长沙等地买的），人们都非常羡慕，要是能给谁送一枚毛主席像章，那就是最为珍贵的礼品了。后来的几年，这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也越做越漂亮，毛主席见了很生气，说过“还我飞机”的话。这都是后话了，我们那时候只能买到那么小的。

　　11号，学校的汇款到了，我们就动身前往长沙。130里路，步行一天多时间赶到。在长沙，我们主要参观游览了毛主席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还有岳麓山、橘子洲等地。橘子洲本名叫牛头洲，是湘江中的一个长岛，状似头牛，岛上盛产橘子，因此，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长沙》中有“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的句子，现在人们多称它为橘子洲了，是毛主席常去游泳的地方，洲头有一个亭子，据说是为纪念毛主席在这里游泳而建的。

　　我们到长沙，已经快到旧历年底了，全国的革命大串连已经接近尾声，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在外地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闹革命，所以返程车票是很好办理的，我们就办理了返回的火车票，先到武汉逗留几天后，又回到西安，改乘汽车回到西峰。到我赶回家里的时候，已是农历腊月二十六日了，历时近三个月的韶山之行算是结束了。

　　“文革”大串连是我在那个时代的一段特殊经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由于当时印象较深，好些情节如今仍历历在目。我把它写出来，对年轻一代了解那个时代或许会有一些帮助。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段经历，并不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全貌，这一点还请读者能够谅解。

　　2010年9月于环县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