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乐与天地同和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高雅音乐并强调音乐“和”的本质——弦与指和、指与音和、音与意和、意与人和、人与天地万物和。再没有哪一种音乐能比交响乐更能体现音乐之“和”了，这种被国外奉为最高级的音乐表现形态而今在中国却大大落伍了。那么，它还有望繁荣、成为寻常百姓的精神食粮吗？我们有幸采访了我国著名女指挥家郑小瑛教授。

　　一个“简单”的女人

　　郑小瑛这次是随中国广播交响乐团来兰演出的。和那些凝目蹙眉故做姿态的明星大腕相比，面前的她只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完全像一位中学女教师或小学校长，亲切地招呼你坐下，有电话来时还连说三声“对不起”。她给记者讲述交响乐的创始、发展和在中国的现状时，满含热情，透着明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仿佛在辅导高三语文，总要把生僻的名词特意解释一下，尽管她曾留学前苏联，尽管她无数次率领中国音乐团体出访，尽管她是第一位应邀在国外排演世界著名歌剧的中国指挥。

　　今年已68岁的郑小瑛精神饱满，风采依然，她自称“个子大，身体好”。或许惟其如此，她才可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家，因为，音乐指挥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高度结合。

　　回顾中国交响乐显然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文革”之劫，带有“洋”性的交响乐更不能幸免。八十年代，歌唱家开始亮起了嗓子，但具有“百头千肢”的交响乐一时难以康复，始终在低谷中徘徊。直至今日，一支流行歌曲可以唱红大江南北，一位歌星可以刮起一场旋风，而呕心沥血的交响乐作曲家则还要自己筹钱才能把作品变成音乐；受排练场地、人才、器材、旅行运输等多种因素制约的交响乐团，也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观众敬而远之。他们对贝多芬、“老柴”、莫扎特听不懂，对《梁祝》《二泉映月》又听腻了，观众不买账，票房无收入，演出岂能继续？

　　郑小瑛说：“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出中国自己的名曲，培养中国自己的观众。”

从我做起，等不得西柳贝斯一支《芬兰颂》响遍了全世界，使世界对于小小的芬兰刮目相看——一支浸透民族感情和地域特色的名曲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郑小瑛的观点是，振兴中国交响乐必须首先推出中国自己的名乐曲，政府对于高雅音乐的支持也应首先体现在对作曲家的支持上。郑小瑛说，真正的作曲家太虔诚，他们不善于为自己争取什么，即使争取也有点儿孤掌难鸣。所以，每到一处，每有机会，她总会为作曲家奔走呼吁。

　　郑小瑛的另一观点是，交响乐应作为文化教育事业，去做引导、普及和培养观众的工作。她坚信，深厚的文化底蕴，一定会带来交响乐的复苏。1989年，在高雅文化正处于低谷之时，她和留学苏联同学斯徒志文不忍坐视，商量如何为此做出努力，最后由她俩牵头，集结十几位有音乐热情、自愿不计报酬的女音乐家组成“爱乐女”室内乐团。这个自发的民间团体从一开始就本着振兴交响乐、为国家补台的愿望。第一场演出郑小瑛自己垫了些钱，顺利完成了，反响十分不错，得到了许多方面的鼓励和支持。自此，她不断到厂矿、学校或机关演出，坚持以演奏中国乐曲为主。7年间“爱乐女”共演出200多场，其中三分之一属公演，直接听众达20万人次以上。1995年，“爱乐女百人交响”还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登台亮相。

　　1996年9月，“爱乐女”室内乐团由于没有独立地位而不得不宣布解散，这给她和钟情者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一位自称刚变成“白领”的青年给郑小瑛打电话，诉说自己当年就是组建大学生交响乐团的，如果“爱乐女”是因为经济问题而解散的话，他宁愿给予一定赞助。社会其他方面也不断传来同情和惋惜。郑小瑛她们不想给这么多“知音”带来这么大失望，在跑了不少路、过了多层“关”之后，“爱乐女”重新成为一个正规民间团体在北京顺义县一个乡上的小单位里落了户，更名“爱乐女音乐艺术中心”，活动领域也比以前扩大了。

　　郑小瑛说她是一个“好为人师”的人，凡是她排练指挥的演出，她都要特意在每一首曲子前面留一定的白话解释，以引导观众怎样欣赏交响乐。每到一地演出，她总少不了到学校或其他音乐团体做一些专题讲座，有时边讲边演示。

　　作为站在国家级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台上的女性，郑小瑛在世界上是唯一的。盛名之下，她并不是自我陶醉，而总是利用自己的影响，抓住机会把中国名曲推向世界，又把世界名曲精华引进中国。1993年，她受文化部委托赴欧洲演出，之前，向对方报曲目时，连报了两套中国曲目，演出成功之后，那些对中国音乐的印象仅为京剧三大件合奏的西方人感到非常惊讶。

　　“大乐与天地同和”，为“大乐”之“和”而付出全部努力的郑小瑛的名字，也必将与祖国高雅文化的发展史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