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过阅读去触摸古今中外许多诗人的作品时,作为读者的我们常常被诗中的情感、事件和氛围所笼罩,被诗人机智、深刻、生动的语言所撩拨。考察许多诗人成长的历史,阅读和占有前代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是诗人走向成功的台阶。虽然对艺术的缘起有多种多样的阐述,但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谈论那些促使艺术和诗产生的最本质的原因,例如对生命及生活的体验与思考等等。在这里我们要谈论一个作为文明人走向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阅读,要谈论阅读行为所带来的一种愉悦和冲动。任何一个喜爱阅读的现代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即当我们进入一个特定的阅读对象,深入到其中去参与并最终完成阅读时,除了有多种获得以外,我们还会产生一种冲动,一种受感悟受启发之后跃跃欲试的心理,并且会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最终拿起笔来,从事一种真正意义的写作。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文学大师都是由于类似缘由的推动,才最终创作出不朽的名著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包纳了接纳和继承、对思考的迷恋、形式的迷恋和操作欲创造欲的产生等诸多因素的话题。
让我们来表述这一过程:大量的阅读、熏染和诱导——对被阅读内涵的领悟、选择和评判,吸收融化——接受和热爱形式,产生强烈的操作欲望——步入创作。这种排列虽然简单了一些,但却清楚地揭示了现代创作活动产生的某类过程。人是自然的人,人也是历史的人,是社会的人,是群体的人。显而易见,谁都无法否定自己作为历史人、社会人的属性。那么,包括文学艺术在内,应该说历经人类历史的熏陶和冶炼,现代人对既往历史的占有应该是空前的,富有挑战意味的。事实上,人的阅读行为就是一种占有——占有历史上古今中外一切大师们的智慧,然后使之成为创造的起点。所以不妨说阅读功效其实就是人类创造使命的一种体现,对现代人来说,阅读就是一种必然的审美承接。你把握了,你接受了,你就必得付出,你就必得创造。
依照这一陈述,我以为诗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源于诗人对诗的操作冲动。往往在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之后,出于对诗这一至高的艺术形式的迷恋,诗人对诗的操作冲动常常毫无遏制地到来。虽然这时也必然还有个内涵的问题,思想的问题,诗人的个性和修养问题存在,但在这种情形下,往往是对形式的迷恋占了上风。是的,形式的迷恋!这一点可以由诗人此时为什么要写诗而不是去写别的什么而得到佐证。在这种时候,形式其实已经不单是一种工具,而是变成目的本身了。不好说我们当今的众多诗人是如何看待和如何体验的,只是据我的粗浅的感受,每当我打开诗篇,面对汉语诗歌或均齐平整、或参差错落的排列形式,我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操作冲动。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我以为诗歌的美是无与伦比的,它就像一棵棵枝叶繁盛的大树,在不同的环境和气候状态下都枝叶飘扬,千姿百态,气纳八方——那么就让我也去创造一棵大树!一次又一次,每当面对诗时,这样的冲动总是向我扑面而来。我觉得诗的操作冲动就好像是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常常迫使诗人去进入它,去操纵它;迫使你不由自主地去品尝成功的愉悦,去痛享失败的甘苦。这个过程很像佛教的轮回观念,你一旦进入,就注定将永无止境。
英国现代著名的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在其美学著作《艺术》一书中,曾经就艺术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所谓“有意味的形式”由两部分构成,就是“形式和意味”。那么,何谓“形式”呢?形式“是指艺术品内的各个部分和质素构成的一种纯粹的关系”。何谓“意味”呢?意味“是指一种极为特殊的、不可名状的审美感情。这种感情只有在有审美力的人审视上述纯粹形式时,才能出现”。应该说贝尔的理论是深奥的,评述的艺术门类也很宽泛,然而将他的这一论断移到对诗歌性质的判定,却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性。就诗人对诗所发生的操作冲动看,也不妨将诗人的操作冲动看做是对诗歌“有意味的形式”的反应。换句话说,诗歌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诗人产生创作冲动正是由于诗人接触了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后受到诸多的诱导激发,然后进入了诗的操作过程。“有意味的形式”导致一种阅读的认同感,这是一种综合效应,一种以形式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创造冲动。有人总将贝尔的理论看作是唯心的,形而上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却发现它包含着丰富的合理性。
排除操作冲动的诗歌写作行为是尴尬的,因此明智的诗人对此都只能更为积极和主动。
1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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