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这个话题是不明智的，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对于十年前（1981年）发生的那场关于朦胧诗的争论都会如我一样的记忆犹新，因而应当说读得懂与读不懂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并不十分陈旧的话题。
读得懂与读不懂，一开始就关系到现代诗的生存和发展。就朦胧诗说，1980年后的争论实际上促进了朦胧诗在诗坛地位的确立。60年代末、70年代早期中期就已产生的朦胧诗，在1979年以前只是一股埋藏于地下的潜流。随着1979年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朦胧诗最终才找到适宜于自己生长的土壤。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人的诗作，在1979年后才陆续占据了全国大部分文学期刊的显赫版面。朦胧诗真的“首先是思想认识上的朦胧”（方冰《我对于“朦胧诗”的看法》）吗？提出这样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有些使人困惑。幻觉、意识流、象征、暗示、主题的确定与不确定……诗的多样复杂和深邃丰富被单一狭隘的评判方式捆住手脚，艺术的可怜莫过于被以政治的方式判处死刑了！选决不能以相对的单一替代艺术的多样和丰富，说到底，我国文艺的繁荣，最终只能靠多种方式、多种面目的艺术才智的发挥，而不能仅仅只是趋其一端，突出某些相对划一固定的方面。
一次又一次，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不同方式的对诗的呼吁，这几年可谓层出不穷。于诗，这应该是件幸事。但如果冷静深入地进行一番分析，不能不说几千年诗教传统的观念在我们身上似乎保存得过分牢实。不妨提出这样的问题供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对于诗的如许的期冀，是否更多地与对诗的苛求有关？即我们是否仍然过多地强调诗要表现大题材、大政治敏感问题？或者，作为诗人，我们是否过多地企求诗的轰动效应？并将此视为自己走向成功的一条捷径？这些问题的逼视不是毫无意义的。成熟的诗，成熟的诗人，二者互为前提互为条件，而多少年来我们幼稚的诗歌批评距此却实在过于遥远。也许，这仅仅是我们的批评家们所犯的一系列无法避免的“好心的错误”中的一个。
读不懂，缺乏轰动效应，仅此两点足以让批评家们一次次站稳脚跟。然而读不懂是否就是诗的审美永远无法超越的阻隔呢？彼时彼刻的诗的陌生，此时此刻仍然一如既往找不到那只叩响诗之门的必然之手吗？事实对我们是厚爱的，时至今日，我们再用不着对此多说什么。对朦胧诗的非难最终确立了朦胧诗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这大概是朦胧诗的反对者事先未曾料到的。“读不懂”不能成为否定和扼制诗歌先锋探索的理由，这实在是人们今天所应达成的鲜明的艺术共识。除非梦呓和谶语，真正的诗最终仍是能够进入的，更何况诗歌发展的历史本身曾无数次证明诗自身对此具有健全的自我扬弃、自我选择的功能。有些过分晦涩或根本无法读懂的诗可能在本质上从来就不是诗，既如此，我们的批评焦点有什么必要长期停留在这一点上呢。时间对每首诗，每一位诗人历来都是公正的。
缺乏轰动效应，即缺乏公众普遍的问津和认可，对此应作冷静客观的分析。随着商品化社会的到来，或者说随着商品观念的普遍确立，人们精神生活的方式普遍多样化了。再加上通俗文学、纪实文学的兴起和泛滥，以及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关心程度的减少，这就决定了诗——文学——成为公众注视热点的可能正越来越少。人们再也不需要仅仅以文学作为中介来关心和参与政治了。毕竟，参与政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诗人的寂寞、诗的寂寞——这本该是意料中的事，而且不妨看做是好事。既然消费文化的产生是必然的，那么仅仅用浮在层面上的所谓轰动来衡量诗并施以各种各样的指责，就免不了显得粗暴和草率。这一点，不知我们的许多批评家想到过没有。
诗歌接受的懂与不懂，还牵涉到诗歌的贵族化倾向问题。贵族化要不得，大众化平民化才是好的；或者反过来，贵族化被极力加以推崇——这种两极对立的论断，都应该加以反对。质朴的诗、直白的诗、单纯的诗，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能得到公认——然而哪怕是这样的诗也无法在绝对意义上达到所谓的“懂”。懂与不懂，历来都是相对的。这样一个公式很多人也许不会反对：大众化＝平民意识；贵族化＝贵族意识。然而如果我们仅仅以这两个公式为依据去判定我们今天的诗歌发展，严重的迷误毫无疑问正等待着我们。1984年以来悄悄兴起并被诗界最终确认的“口语诗”，按其创作意识及自身的标榜当属平民意识，而且其语言方式的直白随意简直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我们并不能将”口语诗”划入大众化诗歌的行列。原因很简单——“口语诗”观念的先锋性是有目共睹的，并且“口语诗”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好读而并不好懂”。贵族化成为我们批评的借口，这不过体现出我们的文学批评自身所挟带的严重的惰性。“口语诗”是反贵族化的，但从本质上说，“口语诗”仍然是“高贵的”（请原谅在这里我只能用这个词）。只不过这种高贵在这里是“随和的高贵”、“自然的高贵”罢了。和英雄意识、骑士风度不同，“口语诗”真挚轻松，自然而鲜活，没有过多令人窒息的书卷气、贵族气。一概将公众对诗的冷漠归结为诗的贵族化，并不十分客观公正，因为不贵族化的诗，客观上也同样经受着公众毫不客气地掷给诗坛的尴尬。诗被公众抛弃乃至被忘却，在“唯利”的生活氛围里是极为自然的，用不着非得把贵族化拉来做替死鬼。
固然，诗在试图重新赢得读者方面理应做出高姿态，将自己反省一番，放下那种高高在上的架子。但诗用不着抱着非诗的动机去祈求、去干预和参与什么，诗只要真真切切地做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我一再认为，诗是人类迈向文明的过程中所必需的一种情感的、审美的素质，当那些被现代社会的五光十色折磨得异常疲惫的心灵有一天突然感到自己丢失了什么，缺乏了什么，蓦然回首，觉得诗原来还是人类所必需的时候，诗的真实的面目才会得到完整的展现，而诗此时也就可以找到自己真正成熟的读者了。请注意，是真正成熟的读者。也只有到这个时候，诗是什么的问题才用不着回答。诗就是诗，就是我们的情感迫切需要的一种艺术外化方式。它不是政治，不是历史，它更多地体现为情感和心理，是一个个，一次次单个而又完整的“情绪的历程”。无数的事实表明，诗（文学）是背负不了过多的非诗（非文学）的重负的。
读得懂与读不懂，不是评判诗歌优劣的惟一可靠的标准，尤其在当代社会，诗歌发展的冷与热，原因都是复杂的。在这里我们惟一还需要强调的是——但愿我们不再把读得懂读不懂的问题，看成是一个大问题。
1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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