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曲靖文学的发展

一九八六年十月，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地域意识与地域文学》的文章，这篇文章先登载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日出刊的《云南文艺通讯》第九期上，后来曲靖地区文联办的《曲靖文讯》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出刊的第四期上也登载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针对曲靖当时的文学创作，我提出了两个概念：地域意识、地域文学。那么，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当时为什么要提倡它们呢？

所谓地域意识，就是以一定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所构成的现代地域存在、现代地域生活条件、现代地域特定社会关系为基础、为前提诞生的对某一特定地域的认识和反映的总和。从大的范围说，地域意识是现代人类意识的一种有针对性的反映。它的基本形态是从一个特定的、我们所熟悉并把握的地域出发，认识和了解地域，发现地域特征，从而加以驾驭，乃至加以改造，即认识、改造、变革、探索这块特定地域的人、自然、社会等，其触须延伸到这块特定地域的各个方面。地域文学呢，就是在地域意识的导引和推动下，站在地域的角度，反映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的人的生活、情感、性格、心态、欲望等等的文学。当时提出这两个概念是基于这样两个出发点：一、结束文学的流浪生涯，找到我们的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二，重新认识和评价滇东地域特征、文化习俗、人文心态，扎下我们坚实的文学之根。记得在一九八六年秋季举行的首届滇东北笔会上我表达了上述观点（有关“滇东文学”的口号及地域文学的倡导最早见于曲靖地区文联麒麟青年文学社1986年5月修改通过的《麒麟青年文学社章程》），得到与会者的赞同。这样说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加以强调：提倡地域不等于驱逐外域，视滇东以外的东西为逆向，为逆流。因为很简单的道理：任何地域都不是封闭的，与外界毫无联系，更何况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我们提倡关注地域的目的，不外乎是强调我们的文学要找到自己坚硬结实、有实际效用的核心和内容——这就是我们天天置身其中的滇东的人文地理、文化风俗。因此当时我和张永刚等都非常强调了我们的文学观念的开放的重要，不要固守一隅，既要深进去，又要脱出来。五年过去，时间证明了我们的预见——曲靖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已经以自己独特的人文特征、审美格调引起了外界、省内的重视。一九九○年五月我为此又写了一篇题为《寻找一棵大树——一九八六年以来的曲靖文坛》的文章，刊登在一九九一年一期《边疆文学》上，对滇东地域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必要的总结。我以为曲靖文坛对地域文学至少在这样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践并有了收获：一，创作出属于滇东的作品；二，造就出属于滇东的作家。其中的突出者和成功者，一为吉成，一九八六年后先后在《人民文学》、《萌芽》等刊物发表高原味极浓的作品并曾获奖，现已捧出厚实的中短篇小说集《三个太阳照着的峡谷》；一为孙道雄，先后在《滇池》、《青年作家》、《特区文学》等刊发表了充满滇东山野味的系列作品。这样说是明显的事实。因为有一个相反的事实作证——离开滇东或找不到真正的滇东，在很大程度上你就将长期寂寞。

小说如此。

诗的情况复杂一些，但我们不得不看到正是地域——滇东的荞子和洋芋喂养了曲靖诗坛。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滇东地域的根须之上是结出了诗的果实的，曲靖诗坛当时的诗歌实践者——张永刚、朱兴友和我以及其他人等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上或者说活跃于曲靖诗坛的，这的确是事实。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值得自豪的，那就是我们曾经关在各自的小屋里紧握想象的锄头挖遍了滇东的山山水水，掘开了我们内心埋藏的渴望被理解、被认同，能与外界平起平坐、自成气势的灼热的岩浆。此外当时从事地域诗写作的还有马石林、秦光强等。当我们提起这段历史，回想起自己被炽烈的诗情燃烧，为之兴奋、激动，我们的心潮就会如重新被唤醒一般，充满年轻澎湃的活力。地域热之后，曲靖的诗歌审美追求呈现突变，当时，《滇池》副主编、诗人米思及到曲靖讲学交流，发现并扶持了这种突变。这就是后来张永刚和我分别发表在《当代诗歌》、《飞天》和《滇池》上的组诗，杨志刚受口语诗影响、带动写作出来发表在《滇池》的一部分诗作等。至此，曲靖诗坛完成了它的孕育、蜕变、发展的过程，开始呈现“各走各的路”的可喜气象。几乎就在同时，曲靖诗坛又涌现了唐宝友、宋德丽、李倩、尹坚等年轻诗人，曲靖诗坛的起跑阶段就这样到来。除上述已经提到的以外，我现在可以顺口数出来，有深刻印象的年轻诗人大略有以下这些：罗平的何晓坤、彭翕霖；师宗的李建明、李雅青；曲靖的施东元、窦红宇、张国寿、孙武、蔡焱、张玮、刘庆舜、徐鸿昌、曹骑龙、李永生、何顺扬、陈时源、张加全等；马龙的冯国耀、蔡啸、丰瘦人、代宝仓、张永俊、吴勇兵；陆良的金正雄、秦光强、念华彦、何殇；宣威的欧俊、李学祥；富源的亢恒学；会泽的傅加桂、尹铮权、陈冬兴、余善荣、方奇冕……等等。年轻的诗人，我们该怎样称呼他们呢？惟愿多珍惜自己，同时也多珍惜他人，视艺术为生命，唯真诚与良知是从！

一个发扬的时机，巩固和超越的时机，我以为已经到来。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首届滇东诗会在曲靖举行，滇东的诗才，一颗颗年轻的诗心得以相聚。交流乎？竞争乎？抑或互相诋毁和打击？回答恐怕只能是前两者，否则光明就被我们漫不经心的手掌掠去了。《诗刊》选了曲靖较多作者的诗稿带走，发出多少我以为倒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由此看出我们的诗歌创作还是有一定潜力可挖的。有一些作品，有一些作者，多使把劲，还是有可能登上大一点的刊物的。此外本届诗会《滇池》亦多寄厚爱于曲靖，发了较多的曲靖诗人、诗作者的作品。艺术是离不开良知的，做人亦是，我想我们会记住那些给我们手中递来诗的火炬的人，我们并不虚伪，真正的诗心只能由爱心堆砌而成。

那么，是否就置问题、困惑于不见？我以为也不是。诗心多狷傲，原本是可理解之事，但也不能置他人于不顾，任意冷落忽视，似乎非把谁挤出诗之路不可。《珠江源》自开辟“珠江源诗卷”后，至一九九一年六期止，共发了一百多位曲靖作者的诗，这一点《珠江源》做得怎样，自有大家的明断和事实在。惟愿我们每个人多反思自己，宽容别人。

说到这里，我也想将我对曲靖诗坛的忧虑表达出来，供大家参考。

忧虑之一：创作中有较明显的模仿、“跟”的现象。中国诗坛有麦子、玉米之类的粮食可收，曲靖诗坛也不寂寞，同样可以收割一大片。这本来也属正常，特别是写得较好，更应该是大好事，只是事实似乎与此有些相悖，有些作者在创作这类诗作时缺乏独创性，未体现出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参照可以，偶尔试之，练练笔可以，泛滥就令人担忧——这是说的题材，描写对象。手法呢！不能不说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诗离不开模仿——记不得谁说的；模仿绝不是诗——这应该是我们的共识。为诗如同从艺，找到自己是成功的关键。

忧虑之二：创作中流露出来、体现出来的人文氛围如同高空架屋，找不到切实稳固的立足点，有些飘飘然不知其所以然。喝红土地的色彩长大的诗人固然不必被红土地拴死，有做大诗人宏愿者，目光更应多朝外窥视……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彻底抛弃我们脚下的泥土？或者说我们想抛弃就能抛弃？有时候我想，有些所谓现代的困惑，不外是多搬几个大师的阴影来罩在自己头上罢了。一味地“玩深沉”，毕竟掩了事实的真面。我历来以为，诗人其实和世俗的人无二，别人忙你也忙，都为生存忙忙碌碌，彼此彼此。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一个尚需回答清楚的问题：你是否又要提倡地域诗？红土诗？

我想我能回答的是：地域诗、红土诗可以写，并且应该多写。因为借此，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到我们所生存的高原的内部，因为借此，我们能摒除诗的流浪感，寻找到作为诗的情感背景的厚实根基。

同时我更想说明：任何想挣脱具体的生活环境、人文背景去大肆抒发的努力都是相当艰难的。说到底，东方文化毕竟是东方文化，在山地文明的怀抱里长大的诗人，他的骨子里必定融注着山地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判断事物的角度、价值观念等……总之，要想彻底根除山地味，是相当困难的，同时也没有非根除不可的必要。

因此我想说——外域和本土，外思和内省，这两者本应进行结合，且更多地应偏重于后者。因为“省”和“思”的结果，不外乎是多吸取几种手段，多借鉴一种观念、一种思想而已，其目的仍然要落到自身，落到寻找、发现并证实我们自己这一点上。流浪的文学根基，永远是倾斜摇摆的，只有在找到自己的同时，我们才能找到并拥有整个世界。

有此两虑，我心彷徨。

接下来更为尖锐的问题是——曲靖诗坛向何处去？去乎远古？去乎山水田园？或者，更加深入内心？也许是，也许又都不是。保守的、固守一隅的文学观念、诗歌观念是培养不出大诗人、大作家的，因此我想说，目前的曲靖诗坛一方面需要成绩的佐证，一方面要力戒浮躁，沉潜下来，做点实事，写点好诗。佐证成绩者，想方设法扩大影响，上有影响的刊物，编诗集，出诗选。所谓力戒浮躁，即不要想着为了做诗人而去作诗，而是应该认认真真思考，多读书，多写作，有缘则相互交流和促进，无缘则互相尊重。诗来自社会，来自时代和生活并反映这一切，这一点千真万确。然而写诗绝对是诗人自己的事，它需要艰苦的探索和大胆的思考。写诗和占山为王绝对无关，每个人都有自己该有的位置，一切都该顺乎自然。

与诗同在，意味着与诗的美好的情感同在，意味着与深沉的爱心和柔情同在。同时，与诗同在还包括与文化同在，与特定地域的生存态势同在，与诗人的人格、诗的表达技巧、独特的审美格调同在……惟其如此，诗才如此庄严崇高，诗心才如此动人，诗人才如此神圣……

与诗同在，诗与我们同行。

1991.9.28凌晨

（原载《珠江源》1992.1）

（附注：本文是作者1991年9月28日在曲靖地区诗歌学会工作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