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箐世界的形形色色

先划定一个题目用以规范具体作品，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当我写下这个题目之后，我却有点犯难。吉成的小说，无论是两年多以前的《青竹泪》，还是最近才发出不久的《小箐，三个匠人》，《小箐，两个上年纪的人》，《挂红》等等，几乎无一例外都用一个地名叫小箐的高原山村作为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写小箐，不管作者笔下的小箐是否全都一回事，将其称为“小箐系列”自然说得通。但是在又看了吉成最新发表出来的一篇小说《铁夹》之后，我的这种自信不免就动摇了。那还是小箐吗？不，那不是小箐，那是莽莽苍苍纵横连绵的乌蒙山，那是红土地脊背之下点爆的一抹深绿。这既是小箐又非小箐的东西，使我有一种新的困惑和惊奇。也许，小箐本来就是这样的，它夏日有风，冬日有雪。在使人们走进去又走出来的小箐之路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脚印，有着形形色色的人生……

回到那个现在看来已经有些陌生的起点，《青竹泪》（《石林》一九八四年二期）的故事是我们漠然处之而又相当熟悉的。竹花是一个善良勤劳的农村少妇，在最初的婚姻生活中，她并非没有享受到一点爱情的温暖。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久婚不育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竹花在一个闭塞落后观念陈旧的环境中就逐渐为人唾弃，先是被村人议论，然后是无端遭受丈夫和婆婆的粗暴冷淡。竹花的悲哀在于作为妇女，她首先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其次才是妻子和儿媳。更何况竹花在这方面蒙受的是不白之冤。值得深思的是导致竹花痛苦的并不仅仅是因为误解，一种陈旧的狭隘心理使这一切根本无法澄清。作品里竹花曾向丈夫提出该到县医院去检查，可丈夫说“羞都不够羞死，还能检查出个娃娃来”。自然，吉成在《青竹泪》里对这方面的揭示并不深刻，整篇作品流于一般的叙述故事，但揭示的意识却是明显的。竹花在《青竹泪》的结尾离开了阴暗的小箐并在后来有了孩子，有了满意的生活，这该是一种艺术处理的简单或者失败。但作为吉成文学小箐世界营造的起点，《青竹泪》显示出来的创作意识，其本身的意义无疑比作品的成败与否要重要得多。

《青竹泪》之后，吉成在《小河，告诉我》（《金沙江文艺》一九八五年六期）这篇作品里显示了比之于前者要深沉得多的努力。竹花种种遭遇的原因，在《青竹泪》里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因为它很具体。但是在《小河，告诉我》里，母亲水莲痛苦的缘由，却未必就那么具体实在。母亲水莲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后来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父亲。父亲死后，母亲本来有改嫁的打算，但因为儿子反对，母亲只好作罢。在这里，儿子对母亲再嫁的干涉，似乎是合乎一般情理的——但这是什么样的情理啊！儿子大了，对母亲的命运似乎就必然具有一定的干涉权。自然，顺应儿子的要求，作为母亲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甘情愿，但这里其实体现了老一代女人对命运的隐忍与顺从，年轻的儿子作为新一代人对传统保守意识的继承与沿袭。情理——这实在是一种陈旧观念的缓慢延续，而它对人的扼制有时却又那么富于人情味。也许，恰恰因为这种行为在一般意义上是说得过去的，《小河，告诉我》这篇作品才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变动着的、新型的生活观念。虽然在吉成写这篇作品时这方面的思考比较普遍，但《小河，告诉我》有别于一般的单层揭示（母亲之外还有母亲在儿子死后对儿媳婚姻问题的处理），至少作者所关注的对象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无论母亲还是儿子，他们的行为所折射出来的都是一种看不见的沉重的精神重负。母亲的隐忍尚有不甘如此的一面，儿子的固执却几乎是自始至终，这种气氛委实压抑了点。当然，《小河，告诉我》另有自己特定的叙述角度，因此它的结尾所展示的意义还另有所指。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可以看出，吉成在上述两篇作品里对小箐人物命运的思考，是有一定层次的，而且多侧重于妇女命运一面。如果说这两篇作品在揭示人物命运的原因时尚有不那么明确的地方，多多少少忽略或者小看了环境对人的深层次决定作用（这种决定更多的是氛围而非事件，事件只是氛围之上结出的果与花），那么吉成的另一篇作品《挂红》（《东川文艺》一九八六年二期）对此该是一种弥补。在《挂红》里，导致人物遭遇的原因无疑也是具体可见的，然而这种具体可见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氛围，是你无法摆脱的习惯心理习惯势力的纠缠。秀英和丈夫日子本来过得很红火，但谁料到丈夫到城里当临时建筑工出了意外，从建筑架上摔下来死了。死了丈夫，个人的遭遇之外又围上来一层厚厚的包围圈。而构成这个圈子的不是别人，乃是以大哥、老祖为核心的和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家族势力。作品以“挂红”为契机，对这一切作了一次平面透视。按照作品所写卧虎箐一带的风俗，狗如果上了别人的房子，无论如何要扯一方红布杀一只鸡送去“祭一祭”。“狗上房，火烧墙”，不祭不得了。秀英死了丈夫之后，偏就碰上这种事，而自己的狗上的偏又是大哥家的房子。大哥对秀英的要求是什么呢？杀鸡扯布祭一祭之外，要秀英嫁给还没有找到媳妇的兄弟。表面看来，这似乎并无多少不当之处，农村生活中这样的事并不少见，然而当这种要求以要挟的方式表现出来，以一件意外之事的补偿方式提出来，事情本身就有了另外的意义。难道仅仅因为这样一件事，就非得以秀英的整个人身自由为代价？而且，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死了丈夫，自己的房子甚至连儿子似乎也都不是自己的了。“这是族上的规矩”。“路有两条，要么嫁老三，要么走。孩子留下！”并不合理的事在合理的前提下提出来，习惯对人自身的摧残是无形的残忍的。也许，吉成通过《挂红》所思考的问题，已多少触及到了传统势力的本质核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吉成类似作品的生存价值，无疑就已经显现出了端倪。

在并不怎么鲜明和固定的小箐环境中，竹花、水莲、秀英三个人物形象身上体现得更多的，实际上是为习惯环境心理风俗等所驱使的一面，人物的行为更多的是被动性的。而这三篇作品之外，《小箐，三个匠人》（《金沙江文艺》一九八六年四期）、《小箐，两个上年纪的人》（《缅桂》一九八六年一期）就未必都如此了。这两组作品所写人物就身份年龄讲都有相近的一面，全都属于老一代，因此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形态就显得复杂一些，有的甚至体现出了对落后保守环境的制造参与和支配。比如《小箐，三个匠人》里的菜刀王。菜刀王打得一手好菜刀，但他没有让儿子接自己的班，而是从小就让儿子上学。仅从这件事说，菜刀王的意识并不算陈旧，尤其将其放入一个一般人对读书并不怎么看重的环境中看，这样做已算难能可贵了。但是当儿子中专毕业后从工作的省城回来过年，对儿子身上的西装领带，菜刀王却一点也不能忍受。“还整条黑带带拴在脖子上。我还没死呢，像是吊孝一样，村里人会怎么说，哎……”其实即便像菜刀王这样的老一代农民，其心理意识也依然是陈旧的极端封闭的。对新事物的盲目反对和否定，历来是我们民族心理积淀中丑陋的一面，吉成对这一点的涉及，具有以小见大的意义。此外，《小箐，两个上年纪的人》里的麻二爷，也多少显示出这方面的沉重感。麻二爷喜欢吃苦荞，即便老伴哪一次乘他病了将苦荞换成甜荞种上，麻二爷在荞子熟后也要把甜荞换成苦荞来吃。麻二爷还看不上任何“瞎闹闹”的事。小箐环境中陈旧的人和事，应该说都和麻二爷、菜刀王，《青竹泪》里的二婶，《挂红》里的老祖……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不过从总的方面来看，吉成对这一切的揭示还未达到“渗透”的地步。《小箐，三个匠人》里另一人物篾公公的命运所反映出来的时代意义要深一些，但那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反思，和这一类倾向已经有所区别了。

吉成对小箐人物的观照，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不能说吉成在这方面已达到令人惊喜的高度，但这种对某一地域的人和事进行着意掘进的努力，无论如何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地域之根不是惟一的文学之根，吉成也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但熟悉和把握某一类型的人和事、人和环境，对文学来说并非没有一点意义。阶段性的努力意味着阶段性的思考，也许阶段性正是文学自我意识的逐步修正和完善也未可知。吉成从《青竹泪》开始一步步走了过来，重要的不在于这似乎是一个整体，而在于这实际上体现了文学的艰难寻找。其实如果严格一点说，吉成这一类作品目前尚不算很成熟。具体一点，吉成小箐世界的环境多数情况下还比较模糊单一，缺乏多层氛围；就人物讲，小箐人物系列相互尚未具备一种整体映照的空间容受力，他们各自的描写和塑造显得有点平面和随意了。平面站不起来，随意应该体现出更高意义的无拘无束。能有这样的理解，此后的路可能就少一点曲折。

也许正是从这一愿望出发，吉成最新发出的《铁夹》（《昭通作品》一九八六年一期）才具有一种新的认识意义。在《铁夹》里，人物的命运和环境已达到相互融和不可分割的地步，作为一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小箐对人的生存起到了鲜明的衬托作用。红土高原的腹部，围绕着那么一些大大小小的箐林，猎人和独虎展开了阴郁的搏斗，神秘的心理氛围自始至终牵动着情节发展。可以由此得出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就是吉成至此已从原先的狭小中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原先的小箐系列作为未来的参照系统，将对作者产生积极的意义。

1986.12.30

（原载《文学天地》19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