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出红的火焰

不想沉入磨难注定必经磨难，不想当诗人最终成为诗人，这也许是命运对一个普通人的考验和青睐，然而对于白族诗人袁冬苇来说，这样说未免显得草率。和许多同时代年龄相近的诗人不大一样，袁冬苇写诗不是伴着青春的激动，而是到了40岁才发出第一声诗的呼喊。数十年从未做过诗的梦，一旦做了就结出诗的硕果。从1978年发表第一首诗至今，袁冬苇已发出近千首长短不一的诗。袁冬苇能创作出如此数量的诗歌作品，诗情如此炽烈喷涌，有他自己特定的生活和思想的缘由。

在踏上艰难的诗之路以前，袁冬苇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要写诗。要说这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袁冬苇应该去写小说才对。1957年，不到17岁的袁冬苇在《边疆文艺》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之后又发表了一两篇小说作品。按说这该是良好的起点，但谁料到1959年反右补课，一场横祸硬将袁冬苇卷了进去。自然，坏事可以变好事，灾难的磨洗也会淘出生活的真金，但对当时刚20岁的袁冬苇来说，要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打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痛苦，他不解，他迷惑，他感到一切都说不清。也自然，命运不会管你说得清说不清，袁冬苇从此进了劳改队，在里面一蹲就是十几年。大难不死，1978年落实政策之后，袁冬苇摒弃了写小说的路，开始提笔写诗。40岁的人改写小说为写诗，除了诗这种文学形式传达感情比较直接明快外，重要的还在于袁冬苇心中有一腔火，有一股按捺不住的激情。袁冬苇有一首题为《煤》的诗，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切：

昨日之日弃我/葬我于无涯的深渊/我的热能烧水做饭/推动涡轮/谁相信/黑的我能创造出红的火焰

今日之日寻我/找我于地底的深层/去工厂，去农村/还我十年夙愿/我的黑/再不必当罪而且与黄金同等

从“煤”的自喻中，可以窥见袁冬苇开始走上诗歌创作道路时的心情。袁冬苇写诗不是写，而是一种涌，一种喷。这种涌和喷的动力，正来自袁冬苇磨灭不了的对生活的热爱。这就是袁冬苇的“火”，是他诗情的维系所在。

对一个灾难时代根源的探寻，是历经劫难之后的痛定思痛。袁冬苇置身其中，由个人命运联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方面自然要体现出强烈的参与性。不过袁冬苇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抒情诗人，他虽然性格气质都极其直率外露，写诗却是多种格调并存。从政治这个角度说，袁冬苇表达往往很含蓄，甚至不无伤感和默然。而且，袁冬苇也不喜欢选择过于切近的事件，他往往从侧面表达自己对时代变革的喜悦。袁冬苇有一首《秋阳》，就是通过象征从侧面表达了这方面的内容：

门开了/又关上/紧闭的屋门/不让阳光往里闯/秋风已经追赶来了/逃躲不及的阳光/紧紧把身子贴近泥墙

等待秋风过去/门开了/太阳一头往里钻/小屋给了她藏身之地/她给小屋献出温暖/秋风即便回头追来/她的安全已经有了/再不必心惊胆战。

诗中的秋阳是一种象征，而小屋和秋阳的互相给予奉献，突出的是那种和谐与温暖。这里的感情出发点，实际上就是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戕害。这种多少带一点童话色彩的诗，袁冬苇创作了不少。仅仅从表面看，袁冬苇这类诗的爱憎也许并不十分强烈，然而洞乎其微，诗人对时代和生活的体察与关注却是敏锐深沉的。

作为一个对生活怀着无比热爱的诗人，袁冬苇尤其注重对人的思考。他往往以明白晓畅的形式出其不意地揭示人在生活中的扭曲和变异，这方面主题的选取和表现，多多少少体现了诗人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的核心是对我们民族落后性的揭示，袁冬苇在这方面选取的角度虽然有些狭小，但这种揭示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却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在《失灵的天秤》一诗中，袁冬苇断言“再准确的工具经过人的手，公平，就不再公平！”。人的自私贪欲是无底的深渊，天秤受控于人的指挥，自然就只会朝一面倾斜。这里实际上印证了袁冬苇自己的一句话：“无论写什么样的诗都有人生在”。即便写爱情，袁冬苇也往往把笔触延伸到人的可怜可悲的一面，像这样一首副标题为“给她”的《有时》：

有时醒着/有时你在梦中/醒着的时候/你说话言不由衷/梦里你的谈吐自由轻松/如果人能够分做两半/唉，我不要醒着的你/我愿在梦中/和你苦乐与共

从这样一个角度揭示人性的变异，所达到的效果应该是特殊的鲜明动人的。袁冬苇不是一个常常把对时代的使命感挂在嘴上的人，但读了这样的诗，谁还能说那使命感没有渗透到其中！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袁冬苇是豪爽直率、热情认真的，他就像故乡下关的风，来来去去，坦坦荡荡。和袁冬苇交谈，尽管是初次相识，你也可以无拘无束，用不着事先在心里设防。这样一种性情气质，往往被袁冬苇带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来，给他的诗带上一种明快动人的色彩。尽管袁冬苇在诗歌创作中也讲究含蓄，但这种含蓄却很容易被人理解和把握。比如《笛声》这样一首诗：

苗家的小伙/吹起笛子，那么轻松、活泼/藏在心里难出口的话，让笛孔去讲，去说…

//对姑娘有了爱慕/缠上了，就紧追不舍/知心的话儿相见时谈/门外，吹起笛子相约

//笛声悠悠扬扬/搅得姑娘不能立坐/要走，赶去寨外赴约/可对爹妈该怎么说…

用这样短的篇幅就将一个美好动人的爱情故事表达出来，应该说袁冬苇是深得诗的奥秘的。可以毫不忌讳地这样说——袁冬苇写诗一般多采用传统手法，对一些新的现代派技巧，他往往采取一种避而远之的方式。这样做就诗人自己来说，是一种对传统的热爱，虽然未必能令人全面赞同，但也正是袁冬苇诗歌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个白族人民的儿子，作为苍山和洱海哺育出来的诗人，袁冬苇在诗歌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体现出非常强烈的地方性。从开始诗歌创作至今，袁冬苇创作的描绘大理山川景物和人情世态的诗歌作品累计近百余首。袁冬苇描绘和表现大理的苍山，首先把苍山作为一个民族的象征来写。他写苍山的春天，说“苍山的春天是绿色的/绿得像块透明的碧玉/风闯进山来/立刻，失落在绿叶里”（《苍山春》），格调鲜明富于动感，情致委婉动人。可以这样说，袁冬苇是把自己对生活和历史的思考投射到苍山身上，赋予苍山深厚的社会含义。比如从“苍山上飘飞的云朵/团团簇簇追赶着而过”，诗人悟出苍山的云原来是“那样自由，那样快活”（《西望苍山》）；从苍山“站得很高很高/明丽的双眸/往四面八方瞧”，诗人断言苍山一定“看够了千年的兴衰/从中，悟出了生活的奥妙”（《苍山》）。在袁冬苇笔下，苍山已经成为一种抽象的魂，成为一种饱尝人世沧桑依旧年轻依旧充满活力的象征物象。

苍山之外，袁冬苇歌唱洱海。如果说苍山在袁冬苇笔下更多地显露出阳刚之气，那么洱海显露出的就是阴柔之美了。像《浪花》：

那么香，那么香/洱海飞溅的白浪/不是水底鱼儿制作了香料/不是水上行船把香剂倾翻/浪花，在推在涌/香醉了绿柳/一身摇摇晃晃……

这样写浪花，抓住的恰好是洱海给人的那种特异感受，那种沁人心脾的东西。苍山的雄伟和洱海的秀丽，对诗人的气质个性是一种无形的熏陶，难怪袁冬苇对此倾注了众多的激情。

除了歌颂故乡大理的山水风光之外，袁冬苇还创作了大量歌颂自然的诗篇。艺术与自然是孪生姐妹，袁冬苇对自然的歌颂往往体现出艺术和自然的完美结合。比如他歌颂云南的山，说山“以浪的磅礴/以海的壮观/以雷霆的迅猛/以力的臂膀”，“竖起绿色屏障，千里边防”（《山，在云南》），赋予物态的山以特殊的含义，表达严谨明快。有时，为了强化和突出由山水自然触动而产生的复杂深沉的感受，袁冬苇往往又将这种感受淡化，使诗体现出一种清新朴实的蕴藉之美。比如《山泉》：

山寨老人告诉我/百鸟的鸣啭/是因为喝了/清清的泉水，才会唱歌/

（真怪/泉水里究竟有什么？）

山寨老人默笑不语/领我上山去听对歌/婉转的歌声，你唱我和/鸟儿也飞来学……

（我喝下泉水/并非为了解渴）

自然不是平板的自然，它所包含的灵性，需要用充满灵性的目光去发现。袁冬苇对自然题材的处理，常常显示出驾轻就熟的一面，这说明他对题材有突出的把握能力。当然，这并不是说袁冬苇这方面的处理就一定尽善尽美，而是说他的诗往往在这方面显示出构思之巧来。

题材的多样往往带来风格的多样，袁冬苇这方面也不例外。他的诗有时描写和观察相当细致真切，写得活泛而有趣。例如《秋熟》：

沉甸甸的谷穗/染黄了秋天的太阳/进去的村道/掀动着金色的河浪/小河边上捉鱼虾的孩子/光屁股上沾的黑泥浆/也被热透了的秋天/染得发亮……

有时，画面明朗开阔，雄健清新，像《牧鞭》：

一根根牧鞭/赶动千座大山/白云撒满山头/一山连接一山……/云在山里漫游/覆盖了碧绿的草场/千座山有千个放牧的主人/牧鞭声声，响彻千山……

不过从总体看，袁冬苇的诗风往往刚柔并济，朴实热烈。不是单一的明快，也不只是一味地温婉。

从表现手法看，袁冬苇主要是采取传统的描摹和比喻等进行抒情达意，尤其突出的是他常常不知不觉地学习民歌，将抒情和叙事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袁冬苇写得比较成功，篇幅较长的诗，这方面的表现往往很突出。比如《对歌》：“歌山，歌海，歌的家/山歌乐了大理坝/青年男女歌最多/双双对对藏在茶花树下”。《老歌手》：“抱起龙头三弦，背上酒葫芦/艺术的青春，在歌手眉梢飞舞/苍山脚下走遍千村万寨/一曲曲，歌唱四方的殷实富户”等，都让人感到一股浓郁的民歌味扑面而来。大理是歌的海洋，白族人民世世代代流传下来不少优美动人的传说和歌曲。袁冬苇作为一个白族诗人，向民歌靠拢正体现出他对故乡的热爱。不过袁冬苇的诗毕竟又不是民歌体，所以在他进行诗歌创作的过程中，也非常成功地运用一些高难度的诗歌技巧，像通感、变形等。例如这样的诗句：“小窗里的灯光/直咬着夜的尾巴不放”（《秋夜》）；“一行大雁/将闷热的天气扇凉”（《晚秋》）等，手法异常娴熟，创造出的境界逼真新颖。

袁冬苇的诗也有明显的不足。从大的方面考察，他的诗常常写得比较粗疏，诗句的安排显得有点似不经意，有时甚至因为这种粗疏而破坏了一首诗的艺术效果。从内容的表现看，袁冬苇注意自然的山水景物和生活表象多了些，而对比较敏感的题材却较少涉及。艺术之路是艰难的，袁冬苇既然踏上这条艰难之路，也就必然有信心去迎接未来的鲜花与坎坷。

1987.2.26于曲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