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深深的“奈何巷”

有意将胜华近几年来发表的小说作一次整体观照，是由读他发表在一九八六年第七期《滇池》上的中篇小说《深深的奈何巷》引起的。胜华自一九八○年开始小说创作，几年过去，先后有十余篇作品在几家刊物上发表出来。从安分守己，弄点文学提提雅兴说，能取得这么些成绩，已算能告慰自己了。然而胜华似乎不属于安分守己一类，他对此似乎高兴不起来，言谈中时不时流露出对自己的否定。读完胜华的十余篇作品，我赞成胜华这种有分量的持重，也理解胜华这种真诚的烦恼。

胜华小说创作的突出特征，可以用“情节化”三个字来概括。情节化固然不是小说创作的惟一手段，但对小说创作来说，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妨将情节视为小说的骨架，而视人物的行为举止、情感心理等为小说的血肉。胜华对小说的“情节化”是怀着偏爱的，从正式走上小说创作之路的那一刻起，他就有意识地在这方面用力，似乎是期望由此入手，然后营造出某种属于自己的东西似的。读他较早发表的短篇《埋汰爷爷》（《东川文艺》1981.1），那故事的编造并不十分吃力，其因概源于此。给人印象较深的是，胜华从“情节化”入手而弄小说，起先尚采用比较严肃的笔调，而后却迅速向风趣和俏皮转化。

《埋汰爷爷》之后，胜华在《边疆文艺》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发表了短篇《啊，三色堇……》。这篇小说的创作，其主题方面的意图是表现女主人公鲁芸在一场陷得很深的三角“友谊——恋爱”中进行抉择时显露出来的心态和品性。就是这样一个并不新鲜的题材，却被作者处理得有声有色，吸引你非得一口气读完不可。吸引读者视线的，是作者围绕鲁芸必须在裘龙和曲飞之间作出的选择，是为了表现这种选择而安排的十八路公共汽车意外事件的真相揭示，及其贯穿在其中的表达的风趣，笔调的活泼。这是一场“滑稽的悲喜剧”（作品主人公鲁芸语），正是这场悲喜剧使这篇作品得以完成。这是一篇“好读”的作品，略嫌遗憾的是作品内在的底蕴还不够深厚。

显而易见，注重情节的安排使胜华在一开始步入创作之途就比较老练和成熟。作为小说创作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情节化确实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味在安排情节上花工夫，等待在胜华面前的就不一定是那么好的效果了。继《啊，三色堇……》之后，“情节化”特色体现突出的作品，还有《启明星，在黄昏闪烁》（《东川文艺》1982.3），《归途》（《洛神》1984.2）等。即便是发表在《大西南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上的《三仙居》，这方面的改观也依旧有限。这种过分注重情节的做法，无疑已经限制了胜华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发展速度。

从题材的选择看，胜华的小说取材是比较广泛的。他既选择有光荣战斗经历的老革命作为表现的对象，也选择刚被释放出狱的劳改犯作为揭示某类人物心灵的窗口。他既对知青生活投以某种热情，进行不无痛苦的回顾，也对稍微年轻一些的青年工人进行刻画，展示他们之间的真诚与龌龊，痛苦和欢乐。题材的广泛说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是多角度多侧面的。

某类题材显示某种特殊生活特殊情感，虽然同样的题材在不同的作者笔下会有深浅和高下之分，但出发点至少是会有某些共同点的。胜华的小说在题材的择取上算不上很敏锐，但他只要一旦找准了“点”，他也会有意无意地揭示出这个“点”所包含的深厚的社会内涵。一九八五年，胜华在当年的《滇池》第六期发表了《我的大青牤哟》这篇小说，显示出比之以前自觉的努力。胜华通过这篇小说进入的，实际上是关于“人和动物”的高层次哲学思考。在《我的大青牤哟》中，“我”和“大青牤”的相处被赋予一种强烈的相依为命的平等意识，于是这种平等本身自然而然和农场的“场头儿”对我的侮辱、歧视形成鲜明对比。“人不如兽”，小说中“我”的感受是渗透了血泪的。值得注意的是胜华创作和发表这篇小说的时间都比较靠前，这说明他并不是因为受了八五年八六年文坛流行时尚的影响。他之所以进入这种思考，据胜华所说，是和他自己的一段生活经历分不开——我很相信这一点。

对题材处理的成功与否，关键在是否具备比较成熟的艺术表现意识。胜华在创作《我的大青牤哟》时，凭着一种良好的艺术直觉，他是做得比较好的。再看看胜华的其他一些作品，可能就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了。《东川文艺》一九八四年三期发表的《阿蛮下山》是一例。本来，在《阿蛮下山》中，胜华有意通过主人公阿蛮卖则耳根（学名鱼腥草）来揭示作为山民的阿蛮灵魂深处的善良宽厚。他让阿蛮为五毛钱报复六年前曾侮辱过自己的“柿饼”，同时又描写阿蛮出于善良的本性毫不犹豫地将“柿饼”的妻子——病大嫂多找给自己的五块钱退回去。在这里，阿蛮的淳朴善良和“柿饼”的自私所形成的对立，是可以进一步渲染发挥的。遗憾的是《阿蛮下山》仅仅停留于对这两个方面的揭示，没有进一步将其上升到现代文明对人的扭曲，人性的复归角度来认识和表现，就不可避免地流于平面。另一个例子是前面已经提及的《三仙居》（《大西南文学》1985.5），这是一篇“情节化”很强的作品，可读性甚佳，曲折动人，干净爽气。但是由于作者在表现和揭示苏江、何路、李民、苏泉几个人物的内心时只围着情节打转儿，忽视了对人物的情感作社会化处理，作品的现代氛围无形中就消减了。在苏江直率粗暴的背后，在苏泉痛苦无奈的背后，几乎看不出一点民族的、历史与现代交叉的意识积淀，他们都只是平平板板地因某一件具体的事儿而狭隘地在那儿痛苦，在那儿默然感伤。缺乏广泛社会联系的痛苦是单调的，文学应该塑造典型，通过塑造典型揭示某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情感。《三仙居》在这方面明显地暴露出胜华对题材处理的封闭和保守，这种封闭和保守限制了胜华的小说对社会现实社会事件思考和表现的深度。

有一种说法，当代小说发展到今天，不管是作品的客观效应还是作者对作品主题的主观把握，都已经由单向发展到多元和多指向，这正是当代文学超越自身走向未来的前提。从这种多元和多指向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代小说正逐步向“史诗化”过渡的事实。

胜华的小说，在主题的确定和表现上走的是一条艰难的路。一九八六年七月发表中篇小说《深深的奈何巷》之前，他的小说的指向一般都是平面的固定的。唯一有些例外的，恐怕要数发表在一九八五年五期《文学青年》上的短篇《白鹅康康》。这篇小说所选择的表现角度比较好——因为镇上要评“四无楼”，胡奶奶受不住众人的劝说和怨恨，只好忍痛将自己心爱的白鹅康康送了人。送走康康，等于摄走了胡奶奶的魂。然而十分荒唐的是没过多久，镇上又来号召大家养鸡养鸭。虽然那只维系胡奶奶精神的白鹅最终还是回到了胡奶奶的身边，但胡奶奶早已因此失魂落魄，精神恍惚了。除了胡奶奶和康康这个“人与鹅”的主题内涵之外，这篇作品的主题还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向性，即透过这桩荒唐事件，作品还表现出对现实生活中某些做法的不满。《白鹅康康》比之于胜华的其他小说，在主题的揭示上稍微趋于复杂，是值得肯定的。单向的主题显示往往导致作品内涵的直白贫乏，特别是容易使作品的思想显示变成空洞的政治说教。《白鹅康康》有意识地回避主题的单一，对胜华的创作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在谈及了胜华几乎所有的作品之后，从作品的内涵显示出发，我们来谈一谈中篇小说《深深的奈何巷》。这篇作品作为一九八六年第七期《滇池》的带头小说发表出来，有它当之无愧的一面。

《深深的奈何巷》是一篇“文化味”很浓的作品，小说所揭示的，主要是“市井文化”中那些沉滞猥劣的东西。作者有意将作品的背景伸展得很开，意在表明发生在奈何巷里的一切并非仅是一些纯粹的偶然事件。在这些事件的背后，蕴藏着奈何巷人自己也无法觉察和清洗的陋性恶习。正是这些陈腐的相沿已久的落后意识，主动地承担起了扼杀个性、抑制新生事物的义务。是的，奈何巷整个倒过来就是一口仅留一个小口透气的井。正像奈何巷深处那口古老的金刚井一样，这口井也是深不可测，摸不到底的。不妨把这口巨大的井——奈何巷——看成是我们民族传统背景下的心理象征和展示。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和氛围中，女主人公秋娥被自己的过失所遭致的议论逼得发疯，跳井。值得人深思的是，传统文化中丑陋一面的显示，在这里是由奈何巷的整体来完成的。这其中包括秋娥的父亲剃刀王三，男主人公棒槌的父亲菜刀李四，母亲李四婶，剪刀吴七、吴七婶，年龄和秋娥上下的年青一代的素花，蚂蚱……等等整个奈何巷的老老小小。作品从这方面对奈何巷展开描写，不啻是为我们掘开了一个伸向历史的缺口。

很明显，《深深的奈何巷》对市井生活的表现是多侧面的。秋娥个人生活悲剧砝码的加重，是奈何巷纷纷扬扬的舆论促成的。人孰无过？然而那种摸不着看不见而又无时无处不在的市民意识对此不仅不会有一丝宽容，而且甚至连改“过”的机会也要全部予以剥夺。悲剧促成之后，也不会去负一丝一毫的责任。这篇作品中对这一点的揭示，其实体现了对愚昧、野蛮、反人性等封建意识形态的抨击。实际上，这种抨击的正面要求，无疑就是对现代文明、现代先进意识的热切呼唤。我们忘不了作品中男主人公棒槌对奈何巷的咒骂：“妈的，大棺材！”正是出于对“大棺材”的反感，在古老的奈何巷的深处，才产生了某些细微的然而又是意义重大的变化，比如女孩子们开始解放胸脯之类。新鲜的空气由最终将感情、青春、爱情……变为殉葬品的秋娥裹胁进来，然后再由以棒槌的心理为代表的新的“心理流”加以扩大，终究艰难地将古老沉滞的氛围一点点肢裂。可以说，这既是由表及里的文明同愚昧的公开冲突，也是平缓的坚定不移的新旧替代。

从《深深的奈何巷》这篇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出胜华的小说创作已经从单纯地表现什么发展到自觉地挖掘什么，宣泄什么。尽管这篇作品也还残存着一些纯粹“情节化”的痕迹，但从这些情节身上所发散出来的情感气息，无疑已经构成一种浓厚的“文化”意识氛围。

从《深深的奈何巷》，可以明显地看出胜华的小说在主题处理上已经有了突出的发展和深化，这是他以前的作品无法相比的。多元的主题指向显示了胜华对生活对题材的思考已经向纵深和多层次推进，这是值得欣喜的。不过《深深的奈何巷》仍沉淀着一些明显的缺憾，比如它的主题的指向及其象征的运用都还不够强化，它的风趣和俏皮仍有明显的油滑之嫌。如果说“走入奈何巷”体现出胜华已经进入了文学的某种高度，那么，与此相对，再从“奈何巷”中走出，对胜华来说就是相当迫切和必要的了——我这么期待着。

1987.3.25于曲靖

（原载《东川文艺》19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