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富”与“济贫”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成为公共视野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据调查显示：国内98.3％的人感觉和10年前相比，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84.6％的人认为，目前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国家统计局测定，目前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5的红色警戒线。虽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套用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收入差距，但我国贫富差距拉大、已进入了分配严重不公国家行列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喋喋不休地说我国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中国最高决策层还是高度重视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提出了收入分配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在各种场合以不同的形式提出了要缩小差距的立场和决心。

随之而来，在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上引发了“劫富”与“济贫”之争，即采取降低富人收入或提高穷人收入两种不同的手段。多数民众认为应该“济贫”而非“劫富”，恰与中央决策不谋而合。

“劫富”不如“济贫”，无疑是一种明智的、理性的正确选择。贫与富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应运而生的孪生兄弟。几千年来，人类已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但贫富这对古老的矛盾始终成为无法破解的难题。贫富矛盾长期共存，对立统一，正如陶潜在《咏贫士》里说“贫富常交战”。贫富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人类社会的更替发展，固然是多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贫富矛盾却是总根源。大量实例表明，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级之间剧烈的利益矛盾，直至暴力冲突。解决贫富矛盾，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也是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中，曾有过“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绿林起义，有过“平均地权，天下大公”的资产阶级改良，也有过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人们为解决贫富矛盾不懈地努力奋斗，特别在经历了平均主义痛苦磨难后，最终选择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虽然不能在短期内根绝贫富差别，但能够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把差距控制在合理的、群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协调解决贫富矛盾。一方面，加快经济发展，努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逐步缩小根除贫富差距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宏观调控，充分调动社会各种力量，鼓励穷人思富，运用正当手段变富；倡导富人致富思源，富人帮穷人，先富带后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实现共同富裕。

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是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富人的社会责任。富者、先富者之所以富起来，有的是以牺牲贫困者、后富者的利益为代价、为前提的。没有后者，前者则难以致富，或难以更富。从市场经济上讲，扶困济贫，既符合人性论的道德标准，也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市场购买力。“以富人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人而爱人，何人不亲。”被同行称为“软件大鳄”的比尔·盖茨，既是企业家，又是慈善事业的热心人。他于1999年至2003年期间，已捐献和认捐慈善事业总额高达230亿美元，并多次表示要将全部遗产献给社会公益事业。全世界2/3的人认为“比尔·盖茨的纯真和孩子气的笑容让人感觉平易近人，展示了知识富豪的魅力”。这为微软赢得了各国政府和公众的信任，从而为推销其各种软件打下良好基础。今年75岁的华人巨富李嘉诚，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称为“第三个儿子”，历年来对教育、医疗、公益事业资助累计逾50亿港币。8月25日，他又宣布将拿出1/3家产用于慈善事业，赢得了海内外华人的赞誉，最近获得了“马康福布斯终身奖”。但是令人遗憾和失望的是，国内有些富者并不是这样。中外驰名的少林寺，近年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也“富起来”，为打造“音乐大典”，竟斥资3.5亿元，而对急需“济贫”的事情却漠不关心，这对信奉我佛慈悲、佛爱众生、多行善事的宗教教义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更有甚者，有些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原始积累的问题富人，他们暴富以后，挥金如土，吃喝嫖赌，有的还勾结贪官和地方黑势力，欺男霸女，坑蒙拐骗，毒化社会风气，引起老百姓的愤慨。我们当然不能指望这样的问题富人来“济贫”，来关心慈善事业。我们相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富人参与到“济贫”的行列中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目标下，形成团结互助、扶贫济困、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创造共同富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