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悲剧性人物。鲁迅通过辛亥革命前后闭塞农村小镇阿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典型形象,入木三分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阿Q个性最重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自欺欺人,既自高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欺软怕硬。他对自己身体上的缺陷和毛病同样如此。阿Q头皮上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怪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地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由于他总是吃亏,实在没有办法,只得采取了“精神胜利法”,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癞头疮本是一种身体上的病苦和缺陷,按说阿Q只要不讳疾忌医,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即便治愈不好也无妨,但阿Q偏偏死要面子不承认,甚至因讳忌与其相近的字音而迁怒于别人,更为可悲的是他有丑不以为丑,反而给丑陋的癞头硬要贴上“光荣”、“高尚”的标签,以满足心理上的畸形欢悦。事实说明,心理上的痼疾远比身体上的痼疾顽固得多,可怕得多。
阿Q“精神胜利法”其实是一种精神病态,无论对国民个性的健康成长,还是对民族精神的提升培养,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社会发展到了21世纪,“阿Q精神”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与时俱进,成为社会政坛的一种顽症,像精神鸦片一样,不断造就了一些“新时代的阿Q”,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连鲁迅笔下的阿Q也深叹不如。他们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好大喜功,报喜藏忧,闻过则怒,沾沾自喜于一孔之见和一功之得,津津乐道于歌功颂德和阿謀奉承,丝毫听不得不同意见、善意批评,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他们对社会和工作中存在的“癞疮疤”,不是正视、承认、反思和改正,而是文过饰非,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欲盖弥彰。有的别出心裁地建造“遮羞墙”掩盖贫困落后的真实现状;有的出卖良心发放“封口费”,妄图隐瞒封锁矿难真相;有的对通过正当渠道反映意见的群众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打击报复;更有甚者,竟然派出警力进京拘禁揭露问题的记者等。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阿Q想做而做不出的事情来,就在于他们拥有阿Q根本无法达到的地位和权力。更令人叫绝的是,“新时代阿Q”把“精神胜利法”发挥演绎到了极致并有所创新,他们对自己头上的“癞疮疤”掩盖得更加巧妙,不像阿Q那样采取赤裸裸的打骂对付揭露自己疮疤的人,而是温文尔雅,惺惺作态,俨然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有时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他们也会以改进思想工作作风为名,公然向社会、向群众征求意见。然而对意见的容忍却是有选择有限度的,要么“叶公好龙”,发动群众提意见,意见来了怕意见;要么采取“鸵鸟政策”,对群众的一些实质性意见,置若罔闻,置之不理;要么“怀抱琵琶半遮面”,对存在问题遮遮掩掩,对群众意见羞羞答答,或以“对××的工作视而不见,一味放大社会缺陷”等种种“客观理由”,把群众意见顶回去。这种言行表里不一的作秀手段,老阿Q无论如何也是望尘莫及的。对于社会、工作中的“疮疤”、问题、缺陷,捂着、包着、瞒着是十分有害的,积以时日,久而久之,“疮疤”终会发臭变质,问题亦会渐变放大,不但遮不住羞丑,小羞小丑还可能积成大羞大丑,以致于酿成大祸。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诫:社会有缺陷、工作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面对的勇气。有丑不以为丑,有错死不认错,看似维护了个别部门和官员的“威严”,实则损害了政府的整体形象,失去的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公正道义的信任感。事实说明,有形的“癞疮疤”相对好发现好治疗,无形的“癞疮疤”发现和治疗则是比较困难的。
“贤者思大,不贤者思小。”怎样对待批评意见,是考验一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修养和作风的一面明镜。智慧的领导,纳谏如流,闻过则喜,身边才会多诤友,为政一方,在解决矛盾问题中不断发展。但愿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中,能够紧密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作风,好好治理一下这有形和无形的“癞疮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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