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多为患死结何在

近日，一篇名为《吓一跳！铁岭市竟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的帖子，引发了网民对各地官员数量的强烈兴趣，随着“人肉搜索”的深入，官场副职超编泛滥的乱象纷纷被暴晒了出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确实吓一跳。姑且不说辽宁铁岭市、河南新乡市等一般地级市，就连湖南平江县、山东沾化县等贫困县，也设立了十多个副县长、县长助理，更骇人听闻的是还有一个乡，破天荒地创造出了编配34个副乡长的新纪录。这简直把政府部门变成了批发市场，官员副职数额竟如此没有个尺度。

中国素有“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之说，现又有“世界上官员最多的国家”之称，公务员中官员比例越来越高，副职虚职越设越多，已成为中国政坛的一大特色。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历朝历代官员与百姓的比例差距呈不断缩小的态势，汉朝为2000∶1，唐宋为500∶1，清朝为300∶1，民国为400∶1，新中国成立后80年代为30∶1，时至今日为18∶1。诚然，不能单纯用数字简单类比今天与过去，毕竟中国今天人口发展数量、社会建设任务、行政管理的难度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但是现代科技、通讯、交通，以及执政基础，也是过去历朝历代望尘莫及的。因此，单靠增加官员的数量绝非是提高公共事务管理效率的良策。冗员过多，不仅占用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降低了行政效率，败坏了党风政风，难怪我国地方的办事机构越来越多，“三公”现象（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愈演愈烈，行政成本不断攀升；难怪会出现龙多不治水、“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怪状，经常采取多个部门“联合执法”、“联合行动”之类的行政行为；难怪在海南文昌市、湖北大冶市街头四处张贴“寻官启事”，甚至有的官员出国考察滞留不归、失踪潜逃。事实说明，“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官员过多，副职扎堆是一种政治乱象，误国害民。

精简机构，精兵简政，裁汰冗员，是我们党在政权建设中坚持的一贯原则，即便在延安最艰苦的岁月，还积极采纳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共克时艰。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多次进行精兵简政的举措。然而，精兵简政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机构臃肿极易反弹，总是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周期率。原因何在？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并推荐过一本小册子《官场病——帕金森定律》，或许为解开“官多为患”的死结提供了一条思路。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德·帕金森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写了一本名叫《帕金森定律》的书，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启示：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出路是万万不能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力；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两个助手既无能，也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帕金森定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官僚集团的自我膨胀以及代理人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主要原因，历史上尧舜的禅让义举却属罕见。不称职的行政首长一旦占据领导岗位，庞杂的机构和过多的人员便不可避免，在权力危机感的驱使下，当官的人需要不断补充的是下属而不是对手，以增加副职编制来平衡官场派系利益、稳固自己的权力自然而然成为潜规则。于是，官员制造更多的官员，官员彼此之间也会制造出工作来的，整个行政管理系统就会形成恶性膨胀，陷入难于自拔的泥潭。官场生态也会随之恶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权钱交易、奢侈浮夸、拉帮结派等“官场病”繁衍滋生，成为潜伏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危及党和人民的事业，害莫大焉，必须从观念上、体制上、制度上下恒心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