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两伤心事想起

由三两伤心事想起

2005年1月13日，周有光100岁，《人民日报》发了三指条屏的配图专访。照片上的老先生守着那台已陪伴他十几年的老电脑，还在坚持工作。想起张允和先生已仙逝两年多，心中不免悲凉。

周有光先生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曾被妻妹张兆和的丈夫沈从文称为“周百科”。他早年专攻金融经济，曾在大学任教；近50岁时改行研究语言文字，成为汉语拼音的首创者之一；他还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又有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周有光学问涉猎既深且广，是many in one（几合一）的博学者。张允和，生于宣统元年。张家姐弟十个，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四姐妹都是造诣很深的昆曲大家。四姐妹下面还有六个弟弟。1933年，张允和与周有光结婚，恩爱相伴近70年。

第一次看到周老的《语文闲谈》（上、下，三联出版社，1995年），我还是个学生。这是两册极为可爱的“闲书”，每册400篇几十字到百余字的闲谈小品，共800篇。这些当年连载在各种刊物上的“超短篇”亦庄亦谐，虽不成系统，却让人于愉悦自由的读书过程中长了不少语文知识。那时，我在大学里念法律，大学英语和法律英语是当然的必修课，大学语文却连选修课都不是。大概是学校认为语文于法学无关紧要吧。是这些闲谈小品让我意识到，我是多么渴望也是多么有必要把中文掌握得更好些。

1997年，三联又出版了《语文闲谈》的续编，同样是上下两册，每册辑500篇，共1000篇小品，所涉内容更是广义上的语文。1999年，三联继续出版了周老的《新时代的新语文》。这本小书集合25篇论文，所谈主要是战后新兴国家的语文新发展以及一些国际性的语文问题，同样是通俗易懂。2000年，语文出版社出版了旨在推动社会科学科普工作的《百种语文小丛书》，周老以浅显的笔墨写了其中一本——不到4万字的《人类文字浅说》。小书薄薄的，定价只有3元，却是周老送给爱妻张允和的89岁生日礼物。

周老写过很多语言文字学的专业著作，但这几册小书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学生的影响却实实在在地超过了任何一本大部头的专著，他们在给予我学养的同时，更教会我为人治学的态度章法。

对周老的崇敬使我也逐渐关注起他的老伴昆曲大家张允和先生来。1999年，“二八年华”的张允和出版了她的处女作《最后的闺秀》（三联出版社）。这本书我是相当喜读的，老太太纯正的人格魅力和令人难以抗拒的贵族气质深深地撼动了我。由此书，我知道了沈从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讯息，知道了那个最后一位由台湾来见沈从文的年轻作家张大春，他的《小说稗类》（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我买了三本，一本送师，一本赠友，一本留己。由此书，我还得知周老在“文革”期间曾在宁夏平罗下放。“拣种子、编筛子、拣煤渣，还有开不完的检讨、认罪会。大会多在广场上开。有时遇到黑黑的空中大雁编队飞行，雁儿集体大便，弄得开会的人满头满身都是黏答答的大雁大便，它‘方便’人可不‘方便’，洗都难洗干净。我家有光幸亏戴顶大帽子，总算头上没有‘鸟便’。有光跟我谈起这件事，认为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趣的事。看来大雁比人的纪律性还强，所谓‘人不如禽兽’”（《最后的闺秀》之《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周老属蛇，大我整整六轮。在他百岁之日我原只想默默地祝福老人家，可三两的伤心事却让我想起许多题外话，权且记下。

2005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