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到哪里去了

书读到哪里去了

打小就会包书皮。教科书总是不经翻，即使包了厚厚的牛皮纸，不到期末也都卷边掉页黑乎乎没个形状了。因此，十几年学上下来，一本教科书没剩。多半卖了废纸，少量有循环价值的卖给低年级学生，也算物尽其用。留下来的书有两种，一是工具书，二是所谓课外书，言情武打破案算命，量不多，十年再没翻看也舍不得扔。我这样不离不弃，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

张立宪在他的《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里说，书是最好的家装材料，用四壁的书装点门面，省钱又高雅。父亲往家搬了一辈子书，全当自家是民办图书馆。旧屋却不因此蓬荜生辉，日复一日横生出来无处安置的书常常让屋里杂乱，也让每日整理内务的母亲心烦不已。

可见，张立宪的观点有局限性。屋主是读书人的，屋里必定乱糟糟，床上、地上、餐桌上、马桶盖上，循环往复，收拾不尽。若只是摆着不读的主儿，那屋里才见得整齐划一，清爽高雅。至于那种昏黄灯下，香茗一盏，三两本书，没翻上几页已然自我陶醉的，多半是装式，连装饰都谈不上了。

拿书架当墙书做砖的人多半有些心理障碍，他们对书的占有欲盖过读书的欲望，买书藏书之于他们是种习惯，买得勤，买得多，恨不得把书店的书都搬回家，才觉得赏心悦目。于是，架上总有整排和来时一样簇新的书，买之前可都是生怕慢半拍就被别人拐带了去的，等买回来，就成了娶进门的媳妇，不急着看了。

读书人也不一定就都买书藏书的，钱锺书读书无数，可他家里的书却不多，他要看的书都在图书馆。钱先生无疑是最会利用图书馆的读书人，无数的书在钱家和图书馆间进进出出，留下的只是钱先生辛勤写就的难以计数的读书卡片和各类读书笔记。因此，藏书多不代表文化也会多的往外冒。

无论是否读书，藏书过多都是个麻烦，轻则觉得屋里拥堵，严重的过日子都受影响。哲学大家冯友兰藏书颇丰，老人看着欢喜，女儿宗璞却常常无奈。1986年她写了篇《恨书》，写爱书人为书所累的痛苦。1989年她又写了篇《卖书》，恨书若干年，结果是卖掉。至于卖什么书，也是艰难地选择，《二十四史》是老爷子的最爱，即使眼花看不成，也得留着。商量的结果是卖全套共1000册的线装《全唐文》。书店出价1000元，在1989年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大半年的收入。宗璞为价钱的事专门向当时的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打听，馆长说，《全唐文》已有新版，这种线装书查阅不便，价钱也就这样了。于是，宗璞打电话让书店的人抬走了这套线装《全唐文》。

卖书让宗璞心有不安，及至读到吕叔湘介绍的一篇英国散文《毁书》，精神才为之大振：“那作者因书太多无法处理，用麻袋装了大批初版诗集，午夜沉之于泰晤士河，书既然可毁，卖又何妨！”何况初版诗集都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无病呻吟，不必再版，或许当初连出版的机会都不应得。最近看陆灏的集子《东写西读》，《奇异的阅读》一文里也有不少以毁书为乐的读书人。借宗璞的话说，“对大家无用的书可毁，对一家无用的书可卖，自是天经地义”。

对一家无用的书还可以捐，只是捐书也是费思量且不一定讨好的事情。父亲退休后，办公室里几面墙书的出路成了问题，家里再容不下它们。想来想去，或捐或卖，西夏学研究的书因此全部捐给了父亲的母校兰州大学。兰大很重视，图书馆用两个书架专门安置这些书，这让老爷子心满意足。之后不久，我家一位勤奋好学的同志考到兰大读博，他原来的专业是西夏学，于是到兰大图书馆里找书看。没想到，一学期下来，那两架书就他一人在借在读。还算幸运，没有书沉大海。

买书、读书，卖书、捐书、毁书，不过一本书的命中注定，惜不惜书的与别人鸟的相干，也就是读书人酸腐难耐，絮叨几句，谁又管得了哪本书给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2008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