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魅力与生命

民间的魅力与生命——评刘玉堂的小说创作

段崇轩

“五四”以来的中国乡村小说，几经嬗变，不断拓展，形成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瑰丽景观，乡村小说是表现农村生活——民间社会的，但民间文化却始终没有在乡村小说创作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刘玉堂的乡土小说“沂蒙山系列”脱颖而出，展现了民间世界的魅力，凸现了古老的民间文化和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微妙变动。可以说，刘玉堂的创作实践，丰富了乡村小说的表现疆域。在民间文化浮出地表、愈来愈受到人们注目的情势下，刘玉堂自由地表现了他的民间思想和民间体验，使民间文化成为他的小说的主体，体现了九十年代小说的一种思维和流向。

民间文化是一个极宽泛、混杂的概念。对农村而言，民间文化可以比作一条能够融会百川的大河，它容纳着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它承载着数十年来不断变幻、演进着的政治意识形态，它甚至渗透着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新文化因子。但它的主流却是具有原始形态的来自民间的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民间艺术等等，它与农业文明所培植起来的农业文化具有更直接的承传关系。民间文化来自民间社会，反转来它又规范、主宰着民间社会的运行，它属于那种亘古不变或变化极小的“长时段”历史文化。刘玉堂所生所长的沂蒙山区，是一块古老的文化土壤；可以说，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是伴随着战争的枪炮声和推波逐浪般的革命运动走过来的。但数十年过去了，蓦然回首，沂蒙山还是沂蒙山，贫穷的面貌仍然没有改变。只有古老淳朴的民风依旧，善良憨直的人性还在。于是刘玉堂醒悟到只有这块土地上民众的基本生存才是真正的历史，只有这块土地上的民情风俗、人格人性、精神气韵等等，才是最有价值的文化矿藏。战争、革命，同这块土地发生撞击所进射出的火花中，更显示了民间世界的强大永恒，以及这个世界的同化力和吸引力。当刘玉堂真正认识了民间世界、民间文化的价值之后，他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文化之根，找到了他创作的源头活水。

一

历史创造着作家，而作家也在创造着历史。沂蒙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它为共和国的诞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解放之后，又紧跟着社会潮流而惟恐落后半步。在人的心目中，它是神圣的、又是神秘的。沂蒙山的本土作家刘玉堂，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逼迫他要真实地表现出那块土地的精神和内涵来，表现出沂蒙山民众的生存和斗争来。而要实现这一创作愿望，他不能依赖现成的历史教科书，也不能凭借已有的农村小说描写再辅之以自己的虚构。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回到民间，回到民间的历史生活中去，重新发现和书写历史。从他记事起，他就亲身经历了沂蒙山一系列革命，他有这个资本。从《温暖的冬天》到《秋天的错误》、《自家人》、《温柔之乡》、《最后一个生产队》、《本土本土》……他编年史般地再现了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发生在沂蒙山区的一系列政治历史事件。这一组以钓鱼台村为典型环境的中短篇小说，每一部（篇）既可以独立成篇，组合起来又可以当作长篇去读。每一部（篇）小说反映的事件是相对独立的，但环境和人物却大体是固定的。我们从这一组系列小说中，惊讶地发现，在这一桩桩历史事件背后，展开的是另外一个民间世界，流动的是另外一种民间文化。

解放了的农民欢迎的是一种幻想中的“大家族”式的生活，向往的是一种安宁和睦的农家日子。他们热切地迎接着革命，但固守的却是古老的生活观念。作家在历史生活中，把握住的是一种更深广的社会矛盾、文化冲突，使我们在喜剧中感受到了一种苦涩和沉重。《温暖的冬天》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五年冬天，事件是钓鱼台农业社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这真是一个温暖的冬天，加入了农业社的农民，已感受到了集体化的优越性，热切地期待着美妙的共产主义。这里没有同类小说中描写的刀光剑影般的阶级斗争，也没有人民内部革命与“右倾”的尖锐冲突。这里是一片温暖、一派喜庆。作者赋予转社事件一种浓郁的喜剧色彩。但从这喜剧的幕后，我们却看到了一方方暗影和一缕缕不和谐之音。我们的农民连收音机都不知道是何物，却在奢谈着到共产主义喝不惯牛奶怎么办？书记刘曰庆惦记着每一位村民的日常生活乃至婚姻问题，而那些游手好闲的韩富裕们，最乐意的就是“农业社千好万好不用操心最好！”农业社大家庭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少数村干部肩上，一些年轻干部却决然地要功成身退，去过清静的农家小日子……所有这些，不正是那个高级社、人民公社的主要障碍和潜在的矛盾吗？而这些阻力往往来自长期以来形成的小生产者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

今天，我们把大跃进的荒谬往往归咎于决策者的“丰功伟绩”和“盲目”，而刘玉堂却从民间的视角，除此之外还看到了无数农民中蕴含着的“历史盲动性”，这种盲动性，使他们“执行正确路线积极、执行错误路线也积极”，成了当时整个民族的一种集体情绪。而这种情绪又源于农民阶层的无知盲目和趋从心理以及经济贫穷等原因。《秋天的错误》写的则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一个伟大的电话”号召人们：“三天实现独轮车轴承化，五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天方夜谭”式的号召，当时的农民竟然笃信不疑，连夜去贯彻执行。人们的心里像燃烧着一把火。刘玉堂在小说中多次描写了钓鱼台人的性格，见到什么新鲜事儿，“绝对要好奇，要激动，并尽力去效仿”。还有那个久传不衰的“鸡蛋游戏”，一行三人，中间的人用鸡蛋问题做引子，几经挑唆，前后两人必然要爆发一场争斗。沂蒙山人就是这样盲目、冲动。这不仅是沂蒙山人的个性，也是整个中国农民的共性。刘玉堂从农民的集体心理和性格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大跃进运动，使我们对那一段历史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最后一个生产队》讲述的是一九八o年钓鱼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时的事情。农村改革终于迈出了艰难的步子，全国都在实行分田到户、责任到人。而唯有钓鱼台十来户人家，硬是顶着不分，保留了“最后一个生产队”。是钓鱼台“左”的根子太深吗？是钓鱼台人保守、落后吗？这些也许都是原因，但毕竟太笼统、太表面了。刘玉堂把这十来户人家一个一个地展示给我们看。他们有的对集体充满了“家”的感情，有的贪恋一种精神生活，有的过惯了不用操心的日子，有的则需要大集体的照顾、温暖……在历史进程中，人民公社实质上已演变为“革命化”了的社会家庭模式。它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分田到户责任到人，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因此，这最后一个生产队顽强地存在着，但不断地有出有进地循环着，可谓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刘玉堂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转折时期最逼真、生动、细微的一幕幕场景。

二

刘玉堂不仅写了沂蒙山区一个小山村几十年来的历史变迁，同时也描绘了一个古老凝重而又温馨、达观的民间世界，塑造了一群浸染着浓重历史文化的农民形象。在这个民间世界中，渗透、饱含着作家全部的民间情感和民间思想，作家的艺术才华和个性在这里也表现得尤其充分。

民间世界首先是由各种各样的人和他们共有的文化精神所构成的。刘玉堂对钓鱼台的每一个人物都知根知底，对这里的地域文化也有着深切的感受与认同，因此他的笔下总是流淌着一种脉脉温情。刘曰庆是钓鱼台的核心人物，他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一直担任村里的要职。他自觉不自觉地以一个集体大家庭的家长自居，“一向以仁德、宽厚和辈份治村”。刘玉贞是一个聪明、果敢、很有作为的年轻女社长。但在她当了省劳模、钓鱼台要向高级社升级的时候，她决然地提出辞职，她反感一些领导的弄虚作假，她并没有高远的人生目标，她渴望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家庭妇女。妇女主任王秀云，恃重自守，工作出色，是准备提拔到公社的年轻干部，但因为爱上了一个犯右倾错误的县委小干部，政治前程被断送，并在这个小干部处于困境（下放农村）的时候，毅然地嫁给了他。多才多艺的刘玉华担任过钓鱼台的许多重要角色，他把自己的才华与集体事业融为一体，享受着一种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精神生活。还有穷困潦倒而自吹自擂的韩富裕、地位卑贱而虚荣心极强的刘乃厚等等，他们愚昧、懒惰、自私、狡黠，但他们的灵魂深处，依然蕴藏着善良、本分、乐观的天性……就是这些人物，构成了钓鱼台的民间社会，它俨然是一个古老的大家庭。在这里，宗族、辈份十分严格，它的作用往往大于生产队的行政体制。在这里，讲究伦理道德，尊重文化和文化人，人与人之间互敬互助，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在这里，政府与农民合作得很好，政策失误，农民受害，大家宽厚地说：“上级的心是好的，是为了老百姓办事儿。”尽管这里蕴藏着种种封建文化的残余，裹挟着诸多农民自身的劣根性，但它仍不失为一个“礼义之邦”、“温柔之乡”。

在刘玉堂的沂蒙山小说中，有许多场面式的细节和情节，逼真、鲜活、诙谐，又有点夸张，令人忍俊不禁。但当你笑过之后，又觉得有一种浓浓的苦涩在里头。《温暖的冬天》里有一个钓鱼台村民迎接电子管收音机的场面就很可笑，无线电用红包袱皮儿包着，刘忠厚神情庄重地端着。他从马车上下来往村委会走的时候，我们从村民的议论、对话中，感受到的是这些农民的愚昧、真诚。现实生活深层中流动着的则是农民集体心理中的“皇权意识”。迎接收音机是整部小说的文眼，也是一个颇有反讽意味的情节。《秋天的错误》中有一个很滑稽的情节叫“共产主义之夜”，钓鱼台的一帮年轻人连夜奔赴公社去砸钢珠，路途中经过一个外村的瓜园，便大吃其瓜，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这不是中国农民骨子里的那种“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观念又是什么呢？在这些地方，作者以一种知识分子的审视眼光，透视了这些民间行为中蕴藏的封建意识和农民文化，给予温情的“美刺”。《温柔之乡》中村民们接纳“右派”杨财贸，不单纯是对他个人，而是接纳了一种知识和文化，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却深知文化的价值。刘玉堂在这部小说中，深入地表现了沂蒙山人那种久远、笃定的文化观，这种传统的文化观在任何环境下都不会改变。革命像疾风暴雨，一次次地洗礼着这块土地，但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却以他们固有的文化理解着、应对着、消解着历史的每一回变动。暴风雨过后，呈现给世界的，还是那一块沉默而古老的大地和那座执拗不屈的沂蒙山。

刘玉堂有两篇不大被评论家注意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乡村诗人》和《福地》，表现了作家一种朴素而浓厚的民间天人观念。《福地》中的主人公楚图文被逼山林，在大自然中自得其乐，又意外地得到了一个俊俏精明的妻子，但当他们得知“社会主义可能不管你了”的消息后，突然生出一种失落感、恐惧感。直到人口普查，他们被重新登记，偌大的林子土地被几个县瓜分之后，他才心安理得。作品表现的是，人可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得到生存，甚至生存得很好，但他却更渴望着进入社会，二十世纪的人毕竟是社会的人。与此相反的是，《乡村诗人》里的水运山，忍受不了无爱的家庭和村干部的霸道，逃离尘世，承包了一面山坡并雄心勃勃地开始了他植树造林的计划，天缘作合，躲避计划生育的女同学也来到了他身边，给他的生活平添了一种诗意。但这“乌托邦”式的生活，一场暴风雨就将它彻底粉碎了，他们只好冒着风雨远走他乡，又回到尘世。作者在这里提示的是，尘世中的人要复归自然，但大自然并不一定接纳你，它反复无常的脾气一旦发作，你就束手无策。刘玉堂在两篇小说中相辅相成地表现了一种思想，这就是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离开哪一方都难以生存，人必须协调好自身与自然、社会的双重关系。这种古老的民间天人观念，蕴涵着对劳动的赞美、对大自然的尊重、对社会群体的认同，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是有警示意义的。

三

沂蒙山是革命老区，几十年来，来过无数干部，沂蒙山人一律称他们是“工作同志”或“公家人”。这些公家人一旦踏上这块土地，就同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家人》以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小冬）为视角，深刻而艺术地表现了女工作同志肖亚男同沂蒙山人亲如一家的深厚感情。在“我”的眼睛里，肖亚男漂亮、有文化、做事果敢，有意说粗话，是一个完美而可亲的形象，一个小小少年朦胧的“初恋”竟油然而生。而肖亚男呢？也把小冬当亲弟弟看待，把一个年轻女性纯洁的母爱和灼热的爱情坦露在小冬面前。我以为作品不仅仅表现了一种初恋和母爱，它是一个巧妙的隐喻，暗含了那个特定时代“公家人”与老百姓之间那种血缘般的亲情关系。在《本乡本土》中，作者描述了一个两代人献身沂蒙山的感人故事。母亲曹文慧把她整个的青春、理想都献给了沂蒙山。晚年以后依然梦牵魂绕着那个地方，当她再回沂蒙山，为这里“扶贫”的时候，她“脸色红润，神情舒展，身板硬朗，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女儿肖英，插队在沂蒙山，后又当了乡长、副县长，以一个干部和媳妇的双重身份，为乡亲们忙碌、奔波，一次次地放弃了调回北京的机会。她们在这块土地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里的人民给予了她们无尽的爱护、支持与尊敬。还有那位《人走形势》里的温小蒙，会走形势，但经历坎坷，以后辗转商海，变得玩世不恭起来，但她却说：“我一个沂蒙山出去的人，不管我怎么变，有一点我永远坚守，那就是永远不会坑害沂蒙山的老百姓！”沂蒙山竟然如此富有魅力和吸引力！

沂蒙山以它独特的民间文化和民情民性，感动与吸引着外面世界的人们，同时也在约束和改造着走出这块土地的“本乡人”。钓鱼台人尊敬文化人，也羡慕端了公家饭碗的人，但对他们自命清高、自私自利和假装斯文，却格外看不惯。他们不能容忍对他们古老文化的轻蔑与背叛，他们最欢迎的是“知识分子工农化”。王东（《小东西　老东西》）在县委做了一个小公务员，竟变得轻浮起来，因作风问题被开除回家，受到了村人的唾弃，他自己也深感抬不起头来，为此而忏悔、痛苦了一辈子。刘玉霄（《本乡本土》）成了一位军人、又当了作家，面对灯红酒绿的京城和眼花缭乱的新潮文化、面对浪漫的现代爱情，他陷入了困惑。但当他逃回沂蒙山，看到那块土地和乡亲们时，他便大梦初醒了，并做着深深的自责和忏悔。沂蒙山的文化精神已遗传给了它的一代代后人，变成了一种自律文化。

民间世界决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封闭性王国，刘玉堂在他的系列小说中，已描摹了（尽管还很不充分）当今社会转型期间的钓鱼台的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公家嫂子李玉芹率先办起了第一个私人小卖部，刘来顺建起了规模不小的棉纺厂，王锦江则去镇里搞了一个“鲁江陶瓷有限公司”，“果树山庄”一幢幢漂亮、典雅的小别墅在吸引着海内外的客商……随着经济的开放、搞活，悠久的文化也在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小东西　老东西》中的小菊，不仅依靠自己的聪明勤劳，在经济上立住了脚，而且勇敢地去设计和追求自己的爱情生活，以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出现在钓鱼台村。商品意识已在村民们的心灵中不断渗透、蔓延，刘来顺一面与李玉芹的“见利忘义”做法斗争，一面又憋着劲发展自己的企业。而沂北县的领导们，也不再守着昔日辉煌以穷装富了，他们直面沂蒙山的贫穷、落后，正在多方寻求脱贫致富之路……中国农村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中，必然会在农村的各个领域发生连锁式震荡。沂蒙山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乡土作家刘玉堂呢？也将置身于民间社会和文化的痛苦蜕变中，他的创作无疑也面临着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