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文化和文体风格

幽默：沂蒙文化和文体风格——读刘玉堂的“钓鱼台系列小说”

王万森

刘玉堂创造了独特的小说文体风格，用幽默的叙述展示钓鱼台的乡土文化和农民的心灵世界。他曾在《本乡本土》中借肖三这个人物的口吻归结小说作法的几点特色：“她认为他是最早将笔触转向表现沂蒙山人生存状态的作家之一，始终注重一种原汁原味儿的审美追求。也有三个善于：善于到人民群众的原色生活里去发掘艺术创作的源泉，善于用平淡从容的口吻让人体味一种难言的苦涩，善于以喜剧的形式展示民众性格的弱点，还格调清新语言幽默什么的。”很难说这完全是夫子自道式的解说，可是只要读过他的小说，就会认定这正是作者的艺术追求。

“钓鱼台系列小说”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独特视角和幽默语言所创造的独特氛围和乡土情调，也来自对生活真实性在新的层次上的把握，以及观察、认知、叙述的崭新方式。题材算不得新鲜，是写合作化以来的农村生活。正是在这个似乎被写滥了的题材中，作者跳出了农村小说的惯熟套数。他既不集中于政治的审视或判断和政策的阐释或批判，也不着意去塑造群众运动中的高大形象；这不是农村历史的文学反思，更无意谱写史诗。在写法上，这些小说能看出赵树理的影响和新写实的某些特点，可是他不像赵树理那样用价值判断去切割生活，没有那样的故事情节和性格冲突；与“新写实”相比，也是另一种路子。“钓鱼台系列”有着属于作者自己的艺术视野、形象群体和文体风格。

一

赵树理对他所处时代的农村生活每每有独到的发现和精辟的见解。这些发现和见解触发他的创作动机，并形成“问题小说”的内涵。他的小说大都以“问题”为中心，通过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生动地抒发生活的启悟。来自生活的真实性，经由他独特的创造，留下了不可抹煞的艺术价值。他的小说由讲故事入手，重在社会政治和道德的价值判断。尽管作者注意反映生活的复杂性，特别是由农民的弱点所造成的前进道路的漫长的曲折。可是，由既定的价值坐标所框定的全知视觉，毕竟削弱了真实性的深层发掘，限制了审美视野。这种构思和视角一成不变地搬到今天的农村小说创作中，当然不再完全适用。刘玉堂的小说，颇具赵树理风格的神韵，尤其是农民的特点和大众化的追求，显然接受了赵树理作品的艺术熏陶。可是在价值观这个核心问题上，刘玉堂却另起炉灶，不再沿袭赵树理的艺术经验。那种一厢情愿地借助于叙述者操起既定价值尺度去衡量和评价生活的叙述态度，在刘玉堂的笔下已变为客观生活的直接呈现。叙述者的走马灯式的变换，无主角戏的多元视角。把既定尺度的价值判断变为多元世界的价值选择。这也就是作者自谓“善于到人民群众的原色生活里去发掘艺术创造的源泉”的蕴涵。

这是多元视角所构成的立体观照。这种观照汇聚了钓鱼台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生活，具有丰富而深厚的内涵；同时又沉潜到农村文化和农民心理的深层，赋予文体以独具特色的质感。这种客观化的呈现与“新写实”的叙述有某些共同之处，但是，“新写实”是“一地鸡毛”式的生活堆积和现象展示，甚至把价值消解到“一无所有”；“钓鱼台系列”在厚朴真实中让人感受到的是坚韧不拔的精神期待，是多元呈现中的价值选择。正是由于蕴藉了这样的精神期待和价值选择，才激活了客观呈现中各种事物的艺术生命。“新写实”对生活低调叙述，甚至零度把握；刘玉堂对农村文化和农村心理的观照则揉合着真诚、炽热的乡情。他满怀赤子之情拥抱沂蒙山，倾诉着对于钓鱼台的深情依恋。

即使写“寻根小说”中常见的仁义、古朴之风，也是别有情趣。钓鱼台既有优秀的民族传统，又有革命的传统。人们最讲究的是对国家、对革命、对集体、对他人的奉献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仁爱。这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生活：“人的禀性好，顾念情分”，“一向风气不错，一家有难，众人相帮。”穷困的煎熬和斗争哲学的冲击都无法改变这块深情的土地。任凭时代风雨的吹打，这里一直是一个温馨的世界。风云突变时，钓鱼台敞开母亲的襟怀迎回那些被暴风雨击伤的儿女和其他栖息者。被打成走资派的南下干部、异乡讨饭女和落魄的杨秘书、杨税务都在这里获得心灵的慰藉。“钓鱼台人有看望犯错误的人的传统，就像别的村有看望病人的风俗一样。”但是乡情的美好却不能掩盖贫穷的苦难，建国几十年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作者既没有像“反思小说”那样正面揭示政策的失误和历史的坎坷，也不像“寻根小说”那样探究民族文化之根，而是从容展示农民心理和农村群体文化的奥秘，他们既有对大炼钢铁的抵触，对各种瞎折腾的厌恶以及对“不是从左的方面弄虚，就是从右的方面作假”的鄙弃，更普遍的则是对极左政策的认同甚至推波助澜：转高级社无视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越好，越大越好；对“五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更是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即使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还要依偎在“最后一个生产队”的旗帜之下。“最后一个生产队”所表现的并非是对保守倾向的简单否定，也不是一首曲尽人散的单声部的挽歌。这是多声部的心灵交响曲。小说不去重复其他作品早巳咏唱过的旋律，不去重复历史所得出的明白无误的结论，而是在农民的群体文化中探询历史的启悟，在农民的心理深层发现生活的底蕴。

刘玉堂的幽默与最近小说界流行的调侃不同。那种调侃是面对社会转型所产生的惶惑和无奈的情绪表达。同赵树理的幽默相比，虽然都属于农民式的幽默，仍有明显差异。赵树理的幽默多用于人物的臧否，含有明显的教喻意义。刘玉堂的幽默尽管有些难以名状的微妙，但更多的是理解，含蓄着生自生活底里的坚实、柔韧的人格内涵。他“善于用平淡从容的口吻让人体味一种难言的苦涩”。幽默不再是佐料和点缀，而是农民智慧对政治观念的化解。作者用幽默开拓了独特的思维空间和精彩的话语世界，用轻松、温馨、妙趣横生的方式叙述着变革与愚昧同在、希望与苦难共存的复杂体验。

二

“按照旧说法，创作的中心是人物。凭空给世界增加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做创造。因此，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只有人物足垂不朽。”老舍先生论人物描写的话并没有过时。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创作中一项永无止境的审美工程。这是因为生活永无停息地产生着崭新的人物，一代代小说家不懈地追求着人物创造的不朽价值。然而近年小说创作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收获却未能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钓鱼台系列”中人物形象塑造所取得的成功便格外引人注目。这些人物好像是从生活当中自己走出来的，自然，朴实。与其说是艺术加工，倒不如说是生活中的发现。这种发现既新鲜又独特，他们几乎可以说是第一次被发现，在其他作品中大都没有出现过。

从人物类型来说，“钓鱼台系列”中的人物会使人联想起赵树理笔下的人物。刘玉华和李有才都是“农民诗人”，是“智慧型”人物，在结构上都担当着“串线”角色。李有才的智慧是政治智慧，快板是政治斗争的武器。这个形象的价值是在政治层面体现着农民的阶级利益。刘玉华的智慧是文化型智慧。这个价值超越了单一层面。在生产、生活、家庭、爱情等多层面上展现了农民的思考和人格内涵。他不再是李有才那样单色调的人物。他的农民诗、半文半白的文章是多色调的。以幽默为特征的性格和心理显示了独有的丰富色彩，并蕴涵着钓鱼台文化的复杂性。他有着建设新农村的热诚，对未来怀着一种孩子式的热望。但他难以摆脱小生产者的心理弱点。所以在大跃进的热风中变得昏昏然，在瓜田里导演了一场荒唐的“共产主义之夜”。他有研究生产技术的热情，也有研究种种人情事理的兴致，对乡情和爱情有微妙的感受，所以深受乡亲的信赖和爱戴。可是，他也有农民的脆弱。修锁招致的横祸，给他留下难以补救的心灵创伤。他再也忘不了“以其脚踢其腿”，甚至“干任何事都要让人给他作证，作记录，特别标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旁证”。这个艺术形象的价值不像李有才那样在于斗争的成败，他隐喻着生活的进程。他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生活趋向。他依然钟情于集体的劳动生活，“太贪恋一种精神生活”，这是一种心理取向。所以不能够把他看作是一个保守人物，更不能看作是“最后一个生产队”的殉葬品。作者没有对历史作出简单化的结论，而是让这个智慧型人物不断给“最后一个生产”注入生机，让他站在社会转型期的生活交叉路口，把钓鱼台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串连起来。应当注意到，刘玉华这个形象为农村文化的观察提供了一个深入的新角度。

虽然刘玉堂也像“新写实”那样写状态，但“新写实”写生活流程中的人物状态往往淡化性格，刘玉堂在写状态的同时，总是让人物带着活脱的性格走来，清新的性格有着既令人忍俊不止，又让人深长思之的内涵。在喜剧氛围中，在性格的发展和变化中发掘农民性——钓鱼台农民所特有的农民性，是刘玉堂对社会转型期农村文化的独特理解和把握。

刘玉贞应该是一位英雄或女强人，她的身世和地位自然会给人这种印象。这位共产党员当过村长、初级社社长。战争年代智勇双全，建设时期是省劳模。然而作者却从她的头上卸下了英雄的光环。在她正一步步走向辉煌时，作者把这位钓鱼台的优秀女儿陡然还原为一个普通农妇。在初级社转高级社的合作化高潮中，她急流勇退的抉择既有性格的因素，也有钓鱼台的文化色彩。其一，纯真、朴实的钓鱼台的女儿无法容忍弄虚作假，无法接受掺假的革命，“她觉得这个劳模当得很不光彩’，“想不到上边还有人愿意写瞎话，听瞎话”。既然无力改变这一现实，那就以辞职的决绝态度坚守钓鱼台人做人的原则。其二，她需要人性的温暖。即使是在钓鱼台这块温馨的土地上，人们之间应有的关心、理解和爱，往往在革命的名义下被忽略了：“你们就认得我是党员、社长、劳模！可我也是个女人啊！”这种人性的呼唤发自革命哺育成长而又秉性贤淑的钓鱼台女儿之口，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遗憾的是她选定的人生只能是走回到“父母给定下”的婚姻。一方面是农民女儿的道德观念决定她把牺牲自己、实现父母遗愿作为自己的本分，另一方面，钓鱼台的文化环境，也使她只能做出这种选择。待到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到头来变作麻木的俗不可耐的人，我们似乎听到作者在为钓鱼台的灵魂哭泣！

刘乃厚这个畸形人，更是独一无二。这个身材“没有村公所那根秤杆子高”而又低能的农民，几十年来一直在主客观的巨大反差中充任无可替代的角色，在喜剧装扮中演出性格悲剧，也是钓鱼台农民性的悲剧。越是在生活中没有地位，不受尊重，虚荣心反而越强：念念不忘当过“村长”的荣耀，吹嘘在家中的“尊贵”，凑热闹，好显能，帮倒忙。他的特有语言常常是突如其来，莫名其妙，而且是那种似乎执掌生杀予夺的结论性语言。农民的狂热和平均主义的虚幻在他身上演得分外激烈。“五天之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好理解，是必然产物很自然”。“高级社当然好了，越大越高级越好！一个社有一个县那么大才好哩，人多热闹”。他唯一不放心的只是“牛奶喝不惯”。他窜到收音机前向毛主席告状，其狭隘无知让人哭笑不得；再次对着收音机向毛主席“禀报”，又坦露了善良心地。刘玉堂为当代小说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新的形象——一个集愚昧和善良于一身的小人物。

“杨税务”，这个公家人身份的农民，也是个独特人物。他既迷糊又清醒，常在醉意朦胧中展露农民的智慧和狡黠。他的话语非常奇特，几乎每段话都说成前后两部分，而又自相矛盾，“前言”是官话，“后语”才是真意：“要坚决把山羊消灭光，一个山羊就是一个吴化文，不杀山羊怎么封山造林……当然喽，大积农家肥也是很重要的喽！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你把山羊都杀了，怎么积农家肥？没有肥怎么打粮食？”他的文章就是靠“当然喽”一转作出来的，用农民的心愿抵消“官话”，以农民的智慧化解政策的失衡。

刘玉堂的小说是表现农民心灵的。钓鱼台人由于传统的和现实的、社会的和人生的种种原因所造成的心理困窘，在轻松的叙述和幽默的话语中创造了平衡，同时也是自我纾解。这便是属于农民文化的那种智慧。我们在感受到各个人物性格色彩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这中间的心灵深度和生活内涵。

三

生活的扫瞄，现实的新鲜感受和激切思考，似乎更适用于报告文学。小说则需要生活的积蓄和感情的酝酿。刘玉堂的小说是生活和感情的陈酿。“钓鱼台系列”不像传统小说靠情节波澜熔铸时代主题，也不像当今流行小说那样进行现象写实；既不急于对严峻的历史作出简单判断，也不去嘲笑历史、调侃人生；而是由富有个性的叙事表达他所特有的审美体验——生活流程中钓鱼台农民的心灵体验。这种体验在生活场景和人生状态中间形成独有的情调和鲜明的幽默特征。这种幽默既有钓鱼台文化的本体意义，是地道的沂蒙山地区农民的幽默，也是一种文体风格。

幽默不是作者强加给农民的，而是农民文化固有的本体特征。钓鱼台人既有中国农民的文化传统，又有老解放区的革命传统，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存在着心理定势，禁锢而滞重。同时，沂蒙山的优秀儿女为革命的成功不惜奉献一切。他们赢得了革命，然而革命成功三十多年了，这里却依然未能摆脱贫困。当社会转型期来临、生活的重心转移到经济上面来的时候，他们陷入困惑和茫然之中。尽管如此，他们却始终未放弃幽默。这种幽默有自嘲的意味，有心理补偿的价值，更是钓鱼台人基本的精神特征：贫困、苦难和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被幽默化解为轻松的情调，即使在那台收音机前的种种呆相中似乎也充满温馨。不能简单化地把这种精神特征说成是“阿Q式”，因为幽默确实给现实生活中的农民文化注入了不断进取的人格力量。这种幽默体现着农民的精神智慧：当政治文化环境不足以作为生活的依赖和心理的依托时，幽默便发挥着无可替代的调节和制衡的作用。

“钓鱼台系列”的文体风格与农民文化的本体特征相契合。首先，人物语言具有各自的幽默特点，叙述语言也有幽默色彩。克制陈述、夸大陈述等手法变换运用，把个性特点、心理特征和乡土特色揉为一体，创造了沂蒙山农民独有的幽默语言；叙述以整体风格也体现了幽默特征。

刘玉堂的幽默是由本真的生活和情感所生成的反讽艺术+重话轻说，正话反说，在生活显示的价值取向和作者所言非所指的叙述之间，创造了独特的小说构架。他不直至历史的严峻，又不是对历史判断不作理会，而是将严峻浸润在沂蒙山乡民的温馨情趣中，用农民的文化智慧渗透社会历史的沉重和苦涩。他不正面描摹历史的巨涛大浪，也不是回避生活主流而着眼于琐事轶闻，而是记下了生活激流撞击沂蒙山崖所留下的回声——这是留在钓鱼台农民山坡卜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