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文化的民间竖琴声

沂蒙文化的民间竖琴声

魏建　贾振勇

一

刘玉堂是沂蒙山的儿子。

当他走到山外，在外面精彩而无奈的世界，展现他的文学理想的时候，他时时回眸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故园。他的精神血脉、生命之源和灵魂之岸深深地植根于沂蒙的热土之中。沂蒙人、的饮食男女、日用人伦、生存背景，是刘玉堂小说艺术世界的生命支点和活水源头。在一个虚无精神占上风的匮乏时代，如果一个作家回溯自己的生命之河、追寻自己的灵魂栖息地，在故土的文化氛围之中找到自己的声音，重建安心立命的屋宇，那么，当人们载浮载沉于都市的喧嚣和躁动，物欲横流污染了城市的自由空气，歌舞升平消磨了人的生命本真意义的时候，这样一种在乡土世界中追寻文化精神血脉的文学创作倾向就别有一番魅力。

刘玉堂有一中篇《自家人》。“自家人”这一概念，形象地开启了小说的精神之门，勾画出了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简洁、明快、温馨的精神之旅。在这纯净的旅途中，有游子对故乡悠长深切的审美观照，有游子对山里世界的诚挚祝福，有游子对生存之根的怀恋。的确，“自家人”这一概念，贴切、传神地表达了一个作家与他的灵魂栖息地之间的血肉关系。

当俄狄浦斯王面对斯芬克斯之谜，一语道破天机，斯芬克斯坠落悬崖而消遁。孰不知，当俄狄浦斯揭开斯芬克斯之谜后，也一步一步走向悬崖，最终成为弑父娶母、流亡科罗诺斯的悲剧人物。他们都是在解悟了“人”这一大谜的同时，也迈出了“人”的界限。斯芬克斯的坠落悬崖和俄狄浦斯的自我放逐，不是由于无法忍受谜底被揭穿的羞怯，而是因为目睹了自己的本真之后的不堪忍受。令我们庆幸的是，在滚滚红尘中，我们这些凡胎俗子，既不伟大也不渺小，既不崇高也不卑微，既不英雄也不怯懦，既不悲剧也不喜剧。这是绝对大多数的人的行为状态和生存界域。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的场景选择，就是介于这个界域。确切地说，是一个小小地域内，具有独特地域文化气息和禀赋的一群人的小小的、清晰的生存状态的写真。

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植根于沂蒙山区的民间社会形态之中，它的文化魂也因此获得了坚实、厚重的精神之河。在山外精彩而无奈的世界中，刘玉堂时时回眸自己的文化谱系和精神血脉以浓重的游子情怀重返沂蒙山区那独特的文化天地和精神氛围，似乎不经意地拣拾起一段一段琐碎、有趣和温馨的故事。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深深地沉浸在沂蒙民间文化社会，以一种自觉的态度和立场，叙说着沂蒙人那些平淡无奇而又饶有趣味的生存状态，阐释着自己心目中的沂蒙人及其生活世界。

张炜在发表于《上海文学》一九九五年第二期的文章《沂蒙灵手——读刘玉堂》中写道：“在他芜杂琐碎的叙说中，重复是难免的，疏浅也不罕见。他用一副不经意、不提炼的口语，颠来倒去地讲叙一份黏稠的生活。像一个同时羡慕着又傲视着外部世界的老牌山民，刘玉堂的口气中也偶尔流露一丝丝自鸣得意的欣喜。”的确，在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中，你仿佛看到一民间故事能手，将身边琐事和奇思异想一古脑地兜售给你，让你不断回首往昔或慨叹现实在戏谑的氛围中将沂蒙人的生存底蕴传达出来。同时，他的叙述也制造了一种“距离”，这“距离”使你一边以欣赏者的趣味领略沂蒙人的可笑、可亲与可敬，一边源思历史和文比的积淀、渗透和影响。刘玉堂小说的话语叙述，不慢不躁，是一种心平气和、豁然开朗者的叙述。没有虚无思想的浸渍，没有真实和虚妄的冲突，没有精神在语言游戏中的消泯，当然也没有对灵魂的沉重反思和严峻拷问。有的只是将历史文化拘于别样的温馨的审美氛围之后的重新排列组合，让我们从平淡的维度看取人生、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内在根据；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从平凡之河回溯和奇遇；让我们通过温情、冀盼、思虑、爱怜、回忆和想象等感知途径，从意愿动机和意愿对象，返身回归到人性世界的最隐幽的不可见上去，使那片热土在时间和空间的立体维度向我们敞开了紧闭的柴扉。

这种“距离”，使我们沉浸于尘嚣的同时，能够蓦然告别尘嚣，回归到敞亮的广阔生存之域，在温馨的审美情调中，想见人生和文化的别一番滋味。

它往往是一种温情的批判。这温情的批判不是指责、讽刺和苛刻，而是评论、考察、分析和思索。在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中，随着这种立场的确立，其小说文本和语言越来越具有纯洁、本真的特性，涵义越来越清晰、明朗，越来越符合日常语言和日常状态的节拍。而它的文化内蕴则直接显现于芜杂、凌乱的小说场景之中。

我们认为，这种写作姿态和立场是建立在与一种具有独特地域色彩的文化精神对话的基础之上。它也是一种与那些最不愿意吐露真情、最陌生、最遥远，但是也很熟悉、最亲切的文化之魂进行对话的一种彬彬有礼的方式。

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中的叙述者，操着一口贴切而传神的沂蒙土话，隐藏起温郁、绵长的乡情，沉着、冷静地侃侃而聊，不讴歌也不谴责。在这沉着、冷静的叙述中，却分明有些令人回味和思索的东西。这是一种叙事诗化的小说叙述方式。隐含着一个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精神关联域。这往往令人想起沈从文的现代小说抒情文体。

我们知道，话语范式和精神式存在某种对应性质，话语范式蕴涵着行为标准、价值意味和人文色彩。一种小说话语范式的出现，取决于一个时代人们的处世态度和社会意识的深刻要求，表征着文化精神的结构、内涵和向度。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建基于特定的体验方式，反映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心理行为、行为价值标准和精神趋向。事实上，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先他而存在的文化环境中，他的文化背景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支配着他的生长和发展，赋予他语言、习俗、工具和信仰，他的每一步都浸透着文化的力量。即命名那个以反传统著称的法国小说家葛利叶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作家本人，尽管想独立，却还是置身在某种精神文明与文学之中，即已写成的、过去的文学之中。他无法一下子摆脱一个他自身就是其产物的传统。”所以，文学话语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方式表面上看，似乎是技术层面的具体操作，事实上，它的终极原因仍深深地扎根于生存方式和社会文化形态之中。

阅读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你往往会感到，由于生活发展的需要，死去的历史又复活了，过去蕴藏着不曾发现的活力。从更深层面来说，历史从来都不是执法者，而是一个辩护者，尽管一个作家的想象、回忆和创造离不开历史文化语境，但是，人的想象、回忆和创造之域可以蓄积一种源于历史、文化，又企图挣脱历史、文化的生命力量和生命经验。借助这种力量和经验，作家对历史和文化进行艺术重构。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正是这样，偏重于沂蒙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生命流程的挖掘，从而梳理出沂蒙文化的独特的历史功能。

任何一个小说家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他的一个义务，就是要把时代的基本内容的意义，以自己擅长的形式——虚构的人物、事件和情境——制造出来。一旦具有了独立的形式，这些虚构的事件、人物和情境，也就有着更加独立和深刻的意义。虚构的生活境遇、存在状态随着文体的确立和定型，就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独立精神形式和经验单位。其中的每一种因素有机地联系着，无论他们显得如何零散和琐碎。事实上，正是这种零散和琐碎状态，才体现了一种活灵活现的整体效果，苏姗，朗格说过：“对小说家来说，他探索了一个虚幻的过去，一个他自己创造的过去，他‘所设想的真理’，在那个被创造出来的历史中有着自己的根据。”那么，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创造出来的历史中的自己的根据是什么呢？

在八十年代，“鲁军”曾一度令文坛刮目相看，山东作家以带有独特地域精神的作品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劲旅。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沉重的实用理性光晕使艺术之灵难以扇动她美丽的翅膀。当时，在政治解冻之后，压抑已久的传统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悄然浮出，而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又难以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向度。在空疏的文化背景和并不轻松的时代问题面前，山东作家向自己孕育了几千年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土地含情脉脉，就是极为自然的文化价值倾向的选择了。应该指出，那时的“含情脉脉”却纠缠于一种社会学层面的价值倾向，沉重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促使山东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幻想着承担文学范畴之外的义务，钟情于文学的“教化”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这和“主题先行”式的创作心理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拘于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价值关联域。孰不知，这种价值倾向的热衷，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之河中渊源流长，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以载道，文学化为厚人伦、美教化的价值武器，自古长兴不衰。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九八九年之前山东的文学创作在整体态势上，自觉靠拢传统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观念上认同主流权威话语，自我价值尺度上强调一种“中心人”{与“边缘人”相对的一个范畴）的心态和倾向。一九八九年之后，解构“泛政治情结”的倾向在中国文坛悄无声息、但是坚定地抬头了。在这种背景下，山东作家的心态得到调整，纷纷超越社会学、政治学层面的价值指向，将文学之舟驶入历史之域、人性之域、审美之域、形而上之域……，这种以私人印迹为象征的作家个人主体力量的觉醒，促使他们在自己“创造出来的历史”中追寻各自独立的终极价值意义，关怀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命题，建构文学独立自由的价值空间，既立足于文本的自足性和开放性，又为文学的终极价值旨归而努力。显然，这是九十年代山东文坛得到各方面的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张炜小说有一种英雄主义的艺术精英气息，呈现出悲剧艺术精神，那么，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则显露着平民主义的艺术风韵，呈现出一种喜剧艺术的思索气脉。对张炜和刘玉堂来说，他们借助民间精英文化形态的扩张而崛起，借助民间文化形态的张力功能，进行历史之域、人性之域、审美之域、形而上之域……的探索。这是目前历史文化视野中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走向。

这种文学自身内在潜热的驱动力，正是表明山东作家“在那个被创造出来的历史中有着自己的根据。”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民间文化的叙事功能，也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上建构自己的艺术张力系统，借助特殊的地域文化精神和民间文化的底蕴，阐释一种自觉的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必须说明，这种文化价值倾向的选择，规避、背弃的只是僵硬化、模式化的价值理性程式，蔑视、对抗的只是政治化、权威化的理性话语。它并没有放逐明净的、鲜活的、源初的理性精神。

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所展现的沂蒙山人的乡音乡情、天性禀赋、精神气韵，所开掘的由沂蒙本土文化、传统主流文化和革命老区文化共同熏陶教化而成的文化精神气质，正是他的小说文本的叙事功能和张力系统的一块坚实的基石。借助这块坚实的基石，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以独树一帜的叙事话语范式，消解、弱化了主流政治权威话语霸权地位，建立了民间精英文化形态的主体意识。

一般认为，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通过对沂蒙山区的一方寸土“钓鱼台”的历史变迁的叙述，来表达作者对中国农村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些重大历史转折的认识。我们认为，在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文本意义生殖的“认识”这一部分，蕴涵了其文本叙事功能和张力系统的巨大能量。陈思和在《上海文学》一九九三年第十期发表的《民间的温馨——刘玉堂的“沂蒙系列”》一文指出：“在这三篇系列（《温暖的冬天》、《最后一个生产队》和《本乡本土》——笔者注）里，作家都摆脱了宣传或肯定某种政策的传统思维模式，写出民间社会生活在某一个政治性事件侵犯下会发生怎样的变动，又怎样的渐渐归于沉寂。”

在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中，有很多精彩的情节和片断，比如曹文慧醉酒思夫、刘玉霄订婚上坟、刘曰庆炫耀狗熊打敬礼、刘乃厚对着无线电向毛主席告状……，这些精彩片断凭借民间文化戏谑、幽默、反讽的诸种浑沌形式，弱化了政治权威话语对民间生活的干涉、民间话语系统往往使政治权利威话语茌民间流走于戏谑化和形式化，从而保存和部分地保存了民间生活固有的本质和状态，——这可称之为民间文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

四

我们说过，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他（她）那个时代的儿子（女儿）；池（她）应当衷情于他（她）的生活世界，应当将自己采摘的最美丽的鲜花奉献给这个生活世界。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的一个重要精神向度，就是向人性的审美之域迈进。这是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向我们时代敬献的一束美丽的鲜花。

刘玉堂在《县城意识》的篇末：在妙趣横生的长篇叙事之后，竟然写下一段带有浓重乡愁色彩的抒情话语：

……尽管如此，几年之后我过起了真正的城市生活的时候，我还是怀念我家乡的小县城。有一次、我住的城市是下冰雹，我就跑到阳台上，遥望着家乡的方向由衷地祈祷：这冰雹千万别下在我家乡的小县城啊。

这段文字似乎与全文的活动功能和叙事态度迥然不同，但是，它却是全文的“文眼”。它让我们轻松的笑意变为心灵的悸动，在笑声的余音里，净化心灵升华人性。应该说，这也是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叙事功能的文化灵魂根基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怀着浓浓的乡愁的冲动寻找精神的家园。在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中，这浓浓的乡愁冲动因为故土的温馨而明亮，故乡是一座人性的伟大城堡，温柔之乡的人性人情是乡愁的冲动的源初动机，人性的审美之域因为故土而敞亮。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的故乡钓鱼台，保存着人性的淳朴的形式，那浓郁的民风习俗传达着一个温馨的精神家园的召唤，这召唤是一种平淡的、温情的、本源的、人性的爱，这人性之爱是……种宽容和大度的温柔的微笑，这温柔的背后站立着淡泊的、恬静的人性身影，这人性身影之后是坚买的。可靠的精神家园，这精神冢园是一条宽广的、深沉的、缓缓流淌的爱之河，这深沉的爱之河是怀着浓浓的乡愁冲动的无言的召唤。

所以，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无意介入对现代生活世界的评判，采取了疏离现代生存状态的写作立场，在精神的怀想和渴望之中，遥望心灵世界的那片温柔明净的故园，这是一种对精神憩园的诗性的、哲学的追索，朴素，自然，纯真：美丽，充盈着丰厚的血肉。那精神憩园是一片粗陋而率真、浑沌而淳厚的人性的生活世界。

这是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世界的精神血脉；遂种精神血脉建基于沂蒙文化的天性之上。这种文化天性就扎根在沂蒙的厚土之中。在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中，你看钓鱼台人，当听说“我”犯了错误，就一大帮人开着拖拉机来看“我”，就像探望病人一样郑重其事，令“我”大感其动，浮想联翩。

故土亲情浸润子富于人性的乡俗民风的氛围之中，消融了世道的坎坷和冷酷。显示出一种地域文化天性的醇郁，质朴的温馨色泽。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就是这样娓娓道来，阐释着沂蒙文化的精神向度。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这种精神向度在一个脆弱时代的人文环境中，显然是一种启迪人心的精神参照系。所以，当你以愉悦的心态欣赏沂蒙山人的民风习俗、乡村俚语，为小说的幽默调侃而哑然失笑，千万不要忘记，还要潜入人性的文化天地。

这是我们借助刘玉堂沂蒙系列小说对沂蒙文化、尤其是对沂蒙民间文化的一种诠释。人性的温馨的乡土世界是沂蒙文化天性生长的天然土壤，而沂蒙文化的天性透过这人性的温馨的乡土世界闪烁着迷人的光辉。

当我们为随历史进化而来的现代文明病心烦意乱的时候，一个想象的意义价值空间蓦然出现于面前，怎能不令人怦然心动呢？更何况这样一个想象的意义价值空间维系着一条文化的、审美的、人性的长河呢？《诗经·国风，风雨》云：

风雨凄凄，

鸡鸣不已。

《毛诗序》云：“《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愿在沉寂的风雨潇潇如晦的路上寻找精神根脉的人们，矢志不渝、忠贞不二，在养育我们的精神根脉的土地之上，建构起想象的意义价值空间和文化的、人性的、审美的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