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四寻医无望

晚期肝癌将我人生的一盘棋打翻了，我和家人没有太久停留在恐怖情绪中，积极四处寻找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医生，在夹缝中寻找生的奇迹，但答案只有一个：回家写墓志铭去吧。于是结束了半年来在外颠沛流离的求医，老婆牵着我这个医院不再收留的病人回家了。

一余之疾，中医可治否？

（2009年02月22日）

漫画中的方狗屁将转移到肺部的癌一个屁全放了出来，并以此创造了奇迹。而现实中这仅仅是笑话而已，真正的病魔还是在不断侵袭着我的身体。

化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病情还在继续恶化，我与老婆心里都很焦急。听住院的病友介绍，上海群力大药房有位中医师叫茅忠瑾，是一位治疗肿瘤很有名的专家，凌晨两三点去排队才能挂上他的号。于是我老婆就打定主意，寻求“死马当作活马医”的一线希望。

2007年8月7日当晚就安排儿子去上海群力大药房排队，这孩子做事总是那么积极，还不到凌晨1点他就急着要去排队，一到那里儿子就打电话告诉妈妈他排在了第四位。

大约凌晨3点排队的人已经很多了，这时有两个人一唱一和地对我儿子说：“某某地方有位医师对治疗肿瘤更有一套，凡在他那儿就医的人大部分都好起来了，他的知名度比这里的医师名气还要大，那儿排队的人也比这里还要多，我这里有他那儿的排队号，你可以带你爸爸去那儿看病，不过，这号给你，得付五十元钱给我，算是辛苦费。”

于是我儿子被他说动了，付了五十元给那个人，就打的去了，路上儿子打电话给妈妈，说明此事，妈妈说他上当了，可儿子还是振振有词与妈妈说当时的情况，还说有好几个人都已经去了。妈妈拧不过他，他还是坚持去了那儿。可到那儿一看，傻了，根本就没人排队，连灯光都没有，更不用说有人在排队。

儿子又打电话给妈妈，说上当了，被人给骗了。妈妈叫他赶快回到群力大药房去，来回一折腾，到了群力已经是4点，队伍已经排成一条长龙，儿子无可奈何地重新排在最后一位。在与前面一位大姐闲聊时，儿子告诉她刚才发生的事，大姐看看这小年轻涉世太浅，就陪儿子到原来排队的位置，与他们商量是否可以让孩子重新归队，正好那位排在儿子后面的人还认识这孩子，就让他排在她的前面。儿子虽然为这一次冲动付出了一百五十元的代价（包括打的费），却换来了一次轻信他人导致后果的教训。

当老婆送我到了群力大药房时，二楼已经挤满了人，没等多久就轮到我先是一位助手询问一些基本情况，再由她转给茅忠瑾医生，医生看了看刚才助手写的病历，说如果早点来看，也就不会转移了。

我当时感到他的这句话太过自信：因为肿瘤病人为什么难以医治，就是很难用现代医术及药物得以控制，所以大部分的肿瘤患者都会出现复发与转移，如果仅靠他的中药就能达到不复发不转移，那么国家医学研究早该将他的医学成果转化为国家医学科技成果，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很快，他就为我开好了处方，与其他患者没有区别：同一个处方模式1号方＋临时开的几味中药 。大约不到10分钟，我的诊疗就结束了，从群力大药房扛回一大包用蛇皮袋装满的中药。

在患病前我曾买过一本《思考中医》的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叫刘力红，本书是对伤寒论进行导论，对自然与生命的解读。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好极了，一是，对他的中医研究态度表示钦佩，二是，对他的中医经典的解读表示感谢。所以病后我经常会翻阅这本书，好像越翻越感到中医发展对肿瘤的治疗就越有希望一样。我也常常在想，要请中医看病，就应该请刘力红这样的中医生。

请中医看病，我的经验是：余信否，信则可为之。

二绝望来自于大医院拒收

（2009年03月01日）

上海东方肝胆医院提供不了有效的治疗方案，再待下去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既然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部，还是去上海著名的肺专科医院去看看吧。

2007年8月8日上午，我们来到上海肺科医院，早上老婆挂好的专家号，要等到下午才能看到。于是我们就在院内随便走走，万万没想到，医院大门看上去不怎样，往里走简直是另外一番景色，只见院内绿树成荫，芳草如茵，碧水环绕，亭阁相映，是一座精致的花园式医院。后来听上海人介绍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叶家花园，主人叫叶澄衷，后因其女患肺结核就将该花园捐献出来兴办了一家医院，当时叫“澄衷医院”。

主人的发迹史很有传奇色彩。传说，一天有一英国洋行经理雇叶澄衷的舢板从小东门摆渡到浦东杨家渡。船靠拢对岸，洋人因急事在身，上岸时将一只公文包遗忘在舢板上。叶澄衷发现后，打开皮包一看，包内装有美金数千元和金刚钻戒指、手表等物，还有支票簿，他顿时惊呆了。他意识到失主失去贵重物品心里一定很急，就不开船，在原处等候。一直等到夕阳西下时，只见先前那洋人急步赶来，叶澄衷认出他就是失主，急忙将皮包交还。洋人打开皮包查看，原物无一挪动，他意想不到，一个中国苦力竟如此诚实，对财宝毫不动心，这使他感动极了，立即抽出一沓钞票塞到叶澄衷手里，表示谢意。但叶硬是不收，说这是理应做的，说毕要开船离去。洋人却不走，跳上船，声言摇向外滩。等舢板在苏州河口一靠岸，那洋人拉着叶澄衷就走，要他帮助做五金生意。叶见他极有诚意，也就答应不再摇舢板了。

从此在洋人的帮助下，叶澄衷在上海做五金和美孚火油的总代理，借此积累了巨额资本。他便成为上海五金业中有影响的领袖人物，号称“五金大王”，是上海发迹较早的工商界巨子。

真是一家传奇医院，我想：如果能住在这家环境优美的医院治疗，我或许也能出现奇迹。顿时我的心里踏实了很多。

在花园转了有两三个小时，我们出医院大门简单吃了点午饭，就来到了肿瘤科。肿瘤科姜主任看了我的CT片后，摇摇头说：“肺部有很多结节，大一点的就有6个以上，从目前医疗水平来看，我院也提供不了好的治疗方案，如果经济状况没问题的话，建议可以去淮海路的455医院，将肺部结节用伽马刀做掉。”

我心里在嘀咕：看来肺科医院也没有办法了，所以将我推到其他医院了。但想想伽马刀如果可以将病灶去除的话，也不失是一种好的治疗方案。

但老婆对此方案提出异议，如果伽马刀治疗方案是一种好方案的话，那么为什么东方肝胆医院不提出来呢？

伽马刀？就这么简单能去掉病灶？老婆为慎重起见，建议我多走访几家医院，她对于我的疾病从不气馁，坚信一定能好起来。其实我知道肝癌晚期在世界医学界都是难题，能治好我病的概率几乎是万分之一。不过我是一个个性很阳光的人，一切事物都会往好处想“，瞎猫撞到死老鼠”，也能逮到一个，我相信我的运气也会不错的，一定能够好起来的。

老婆第二天天不亮就去中山医院，去打听哪位专家对肝癌治疗最权威，经患者指点说，叶胜龙是一位有很高造诣的肝癌医学专家，于是就排队挂了他的专家号。

叶医生对我的病情很认真，看了我带去的全部资料，但他还是对各家医院所提供的资料有些不放心，就叫我重新做CT和B超，还吩咐我下午做B超时他会在场并亲自看。

我感到有些惊奇，在我就医的过程中，做B超时，医生自己去看还是第一次。我暗暗庆幸终于找到了一个负责的医生。

下午在做B超过程中，叶医生很仔细，一点一点地看，时而与B超医生在交流着什么，时而又问我一些问题，完事后叶医生对我说：“现在肝脏还不能排除另有复发病灶的可能，等CT片出来再对照看一下，你明天再来。”

再去的时候叶医生很委婉地对我说：“你说的伽马刀可以试试，但一般我们不建议做，从目前的情况看，你的病情还不算太坏，回家后好好地调养，再观察一段时间。”我说：“能不能住院进行治疗？”他说：“现在不行，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就这样，我又一次被婉言谢绝了。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我的病已经没得治了。

回来后我坐在沙发上发呆，老婆不甘心，自信地说：“老方，没事的，上海拒绝我们，我们还可以去北京，去广州，哪家医院好，我们去哪家，再不行我们去美国！”

天哪，其实我非常清楚肝癌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医疗水平是最高的。

晚上，老婆与广州的一位朋友在打电话，他的亲戚是卫生部的高级官员，他是从广州中山医院提拔上去的，是国内肝癌的著名专家，前些日子老婆已经将我的病情资料寄给了他，所以老婆在向朋友打听情况。电话打了好长时间，当时我脑袋一片空白，他们之间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听到朋友说：“要怪就怪他自己把最佳的治疗时间给耽误了。”是啊，造成今天医院拒收的局面，不怪自己还能怪谁呢？

遭遇一个又一个大医院，一个又一个的著名医学专家拒收，我几乎被推向了死亡的边缘，我绝望了……

三带着一点希望北上

（2009年03月16日）

2007年8月12日，儿子出国读研，送走了儿子，剩下我和老婆大眼瞪小眼。对于上海的就医结果，我们还是不甘心，抱着一线希望想去北京看看。

从网上查了北京有关治疗肿瘤比较好的大医院，有社科院肿瘤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北京301医院、北京302医院，在这些医院里有很多著名的肿瘤专家。如果这些医院还是不愿意收留我的话，那咱也认了，毕竟尽力就医了，没有留下遗憾，回家等死也会心平气和一点。

不管怎么样，北上再说。当我们决定去北京时，正好内蒙古的病友老张打电话来问候我，同时他建议我去北京302医院，这是一家部队医院，以肝病治疗为主，他刚好从那里治疗完回家，效果不错。

2007年8月19日下午，我们乘坐飞机北上，大约晚上8点，入住302医院旁边的一家招待所。大部分病人和家属都住在这里，离医院只有一墙之隔，就医很方便。

当晚老婆就去门诊大厅去打听第二天有哪些专家门诊，最后她选择了肝肿瘤内科主任杨永平。凌晨3点她就起来去挂号，当她7点半回来时，我正好起床，就一起去医院候诊。

杨主任中等个子，看上去比较结实，说起话慢慢地，总带着微笑，很平易近人，让病人感到很舒服、很放松。杨主任先是与我聊了一些家常，然后一边看片子，一边指着片子上的问题点，很中肯给我提出治疗方案，他说：“按你的病况，有条件的话，回家就去药房买进口的化疗药物‘多吉美（’索拉非尼），这是目前治疗肾癌和肝癌最好的化疗药，没有痛苦，而且可以提高生存质量。”

回家吃药？这也太简单了吧！于是我就提出住院治疗，可是杨主任反映出来的表情显得有些为难，接着说：“按你的病况住院，意义不大，再说现在的病床都住满了。”看我满脸的失望，然后又说：“要么加床可不可以，等有病人出院就给你床位。”

听杨主任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杨主任通知病房为我加一张床，我们来到四病区一幢坐北朝南的大楼，我的病房床已加好，原本二人的房间，一下住了三个病人，再加上病人的家属，房间就显得很拥挤。傍晚有一个病人正好提前出院，我被重新安排了病房，谢天谢地，我不用睡加床了，心里舒坦了许多。

接下来就是一整套的化验、拍片、CT等检查手段，杨主任的助手陆医生来病房告诉我检查结果，与上海检查的结果没有什么区别。陆医生三十多岁，看上去像南方人，长得眉清目秀，细细的鼻梁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很斯文的样子，唯一能让我感觉得到北方痕迹的就是她的爽快，说起话来从不转弯，有什么说什么。有时住院患者家属不想让患者了解的太多实情，但陆医生从不掩饰，弄得家属和患者很意外。我心里还在想，这个女人怎么这样不会理解别人。她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哇”的一声叫了起来：“医学博士啊！”刹那间我对她肃然起敬，这个女人不简单。“是不是买来的博士啊？”我开玩笑道。“怎么会，我是发狠出来的。”她很严肃地告诉我，我哈哈大笑。

其实住在医院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案，一天到晚就是吊水，也没有什么新的药陆博士告诉我，我的治疗方案只能采取姑息治疗，不然的话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他们建议我尽早出院，回家好好地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说：“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她说：“是的，你以前不敢做的事现在都可以做了。”我说：“抢银行也可以？”她说：“可以的，而且抓起来，还可以马上放出来。”

我傻了，什么事都可能做了！心想我该做什么呢？杀人！想了一圈没有仇人啊，没办法，人太好了，连仇人都没有一个。炸掉××大坝！我是一个专搞策划的，凭我的智商一定能策划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让自己遗臭万年，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想法。某次与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学聊起，说像我这种人即使抓到了，也只能放出来。他举了个例子：有一个人偷电动车，被抓到送进看守所，没一天就放了出来，此人出来后又偷，又被抓，又放，反复几次，公安就问责法院，为什么不判掉他？法官说，他是尿毒症患者，每周要去医院做一次血透，因为没钱，所以靠偷电动车支付医疗费。他就希望被抓进看守所，这样就有人帮他支付医疗费用了。可看守所也没钱为他支付医疗费用，只能放了他，法院见了他烦，看守所见他也烦警察看到他更烦。于是大家对他看见装着看不见。“就像你，我们抓了你，也支付不起医疗费，也只能放你出来。”同学说。我听完却笑个不停 。

我感到在北京治病，这点希望也很渺茫了。

四在北京寻找生的答案

（2009年03月18日）

2007年9月6日清晨，还没到吃早饭的时间，我正在病房发着呆，只听见一个女人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冲进了病房，重重地趴在我旁边的病床上哭泣。我马上意识到她老公出事了，病房里所有的人都围了上去，问她怎么回事，她一边哭一边说：“来时还是好好的，在这里一个晚上，人就没了，是他们（医生）把他治死的。”我们极力地劝她，让她冷静一点，有事好好商量，她还是一个劲地哭喊不停。

出事的人姓王，是山西运城人，在当地社会保险单位工作。昨天傍晚刚住进来的，这次来的目的是复查，他说：“我们单位条件好，医疗费是可以报销的，所以他会定期来做检查。”他也是肝癌，现在病情还是比较稳定，闲聊中我对他说：“我回去后准备用索拉非尼，德国拜尔公司生产的，是目前最新治疗肝癌的药物，但药价比较高，需要二十万。”他说：“我也去买来吃，药费我可以去税务局申请。”我说：“做国家公务员真好，医疗费用都可以报销。”

说得好好的，晚上他感觉胃有些不舒服，医生诊断后，叫护士给他打吊针，前几瓶老婆在床边看着等着没了就换上，夜深了老王见老婆打瞌睡，就将盐水的速度调得很慢好让老婆睡一会，他老婆可能真的很辛苦，竟然呼呼大睡，等到一觉醒来，只见老王在难受地哼哼着，口中还吐了血，老王老婆顿时慌作一团，马上去叫医生，医生与护士便将他拉到监护室。从此，老王再也没有回来。

昨天还与我聊得很开心，今天一早他就不在了，说没就没了。生命怎么就这么脆弱呢，就像一张照片放进火里烧掉一样那么简单。

见老王老婆哭得这么伤心，我想起自己的老婆。天刚亮她就去北京肿瘤医院排队挂专家号，她还不知道老王走了。在我住院的这些日子里，老婆始终不放弃，找朋友托关系，已分别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空军总医院、北京海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都是凌晨天没亮就起床出门，去排队挂专家号，可是没有一家医院能够给我提出可行性治疗方案。

如果我也像老王这样去了，我老婆会怎么样？正想着，老婆已回来了。

今天老婆带着病历去北京肿瘤医院找黄信孚教授。之前北京肿瘤医院她已经去过好几次，第一次是找消化内科副主任李燕教授，她建议服用索拉非尼。第二次老婆又去找了胸外科主任陈克能教授，看完片子在我的病历上他写了一句话：“建议请肝胆外科教授。”于是我们又去找消化内科主任沈琳教授，沈教授也没有好的方案， 只是建议在肝功能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化疗，口服索拉非尼。

老婆对这一结果还是不满意，心里也不踏实，想听听权威专家的意见，于是又预约了著名肝胆外科专家王信孚教授的特需门诊。他非常认真地看完我的病历和片子，说“肝、脾、胆及肺都有复发和转移，现在治疗已经太晚了。”

看来不是专家没本领，而是我的毛病太严重了，不是医学太落后，而是我的毛病太超前了。管它呢，让那些“必死无疑，死则难逃”的谬论见鬼去吧我还是我，与以前并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肚子上多了一条刀疤而已。我就是不信我活不过半年。

没办法，我就赖上302医院了。

杨主任安排我做一次栓塞，想把胆边的病灶栓塞住，结果没有成功。

实在没有其他有效的治疗方案，医院就动员我老婆说服我出院，陆博士也来与我谈了一次，她说：“住下去没有意义，只是浪费钱，你回家后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快快乐乐地生活。”我还傻乎乎地追问：“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她说：“从目前来看，你的情况我们真的没有好的办法了。”但我还是死皮赖脸地留在那里。说句实在话，信心归信心，真的要让你回去了，还是有点后怕。

打算出院，但我还是有点不死心。这时，我突然从宣传栏里发现了一种手术治疗办法，叫什么“CIK”，英文cytokine-inducedkiller的简称，“CIK细胞”中文译名为“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它是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在体外经多种细胞因子诱导培养产生的一类细胞群，具有显著的抗病毒、抗肿瘤活性。

我与老婆商量想做一次，老婆就去问杨主任，杨主任也只能点点头很委婉地说：“如果经济允许的话，做也没关系。”因为这是自己医院里的科研成果，说好不是，说不好也不是。杨主任和我老婆都不赞成我做，可又不愿打击我求生的欲望，于是又花了3万多元钱，做了“CIK”。

其实我知道，“CIK”对于我的病情没有效果，但我总是抱有一丝的幻想，想活着。就这样，所有的治疗手段该用的全都用了，该找的专家都找了，答案只有一个，回家去写墓志铭吧。

五别了，天安门

（2009年03月21日）

来北京寻求治疗也快一个月了，也没有实质性的办法，也没有了指望。回去吧，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很是无奈。再待在北京已没有意义，即使我不想出院，医院也要赶我走。以后再来北京的机会已变得很渺茫，现在我还能走，能吃，能睡与其等死，还不如趁早去看看天安门，看看在建的鸟巢、水立方。

以前在北京工作多年，都没有好好玩过。医院门口有辆公交车，从302医院可以直达鸟巢。老婆建议打的士过去，我却执意要坐公交车，连续住了几个月的医院，心里闷得慌，正好闲来无事，我想图个热闹。车上坐满了人，没有空的座位我一手抓住手环，一手抓住座椅靠背手柄，还算能站得稳。已很多年没坐公交车了，这种感觉挺好，挺新鲜，我巡视了一下四周，有的闭着眼睛在思考什么，有的戴着耳塞在愉快地欣赏音乐，有的目不转睛在盯着前面发呆，还有的将报纸贴在眼前认真读着，很有“紧锁书箱夹断眉”的感觉……

没过几站地，我就有点站不住了，毕竟有病在身。看看周围，没有人要下车的迹象，北京应该是文明之地，如果我是老大爷兴许人家早就让座了。这时老婆与旁边的年轻小伙商量，能否让出座位给我这个重病人，小伙子看了我一眼见我长得很瘦，确实像个病人，二话没说就让出了座位，我连声说“谢谢”，就重重地坐下，很舒服，心情马上就轻松了，这是以前坐小车时没有的感觉。

下了公交车，远远地看到了鸟巢和水立方。走近看，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但周围辅助工程才刚刚动工，工地上一片忙碌的情景，再过一年，这里将举办一场别样的奥运会，可我不知道能否看到。

电话铃声响起，是王国民打来的，他约我共进最后晚餐。国民是我在三株的朋友。我如约来到一个装修得很豪华的饭店，国民让我点菜，我对他说：“带够钱了吗？”他说：“你请便吧，我带卡了。”我说：“反正是最后晚餐，我就往死里点了。”最后的晚餐我吃得很舒服，有说有笑，也很快乐。

第二天，李扬来看我了，李扬是吴思伟的太太，是我的老板娘。我与他们一家早在包头创业时就熟悉，多年来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北京她也忙上忙下帮我联系协和医院的专家，今天她特地从玫瑰园来看我，说实在的，我很高兴。平时挺会说的她，见到我时不知说什么好，她为我的不幸而难过，从请我吃饭时就可以看出来，她为我们点了每位1500元的套餐，而她自己，就点了一份汤和一点水果，可是连这点都没吃完。而我却吃得津津有味，就像吃断头饭一样，一点不剩，心想反正吃一餐少一餐了，有得吃就吃。呵呵，其实我是想让朋友高兴，少让朋友为我担忧。

中秋节到了，老朋友杨浪提盒月饼来医院看我，他戴着一般场合不脱掉的那个标志性帽子，穿着T恤和短裤，就在院子的草地上席地而坐，与我侃侃而谈。我们从地理谈到财经，从财经谈到军事，从军事谈到政治，从政治谈到生活，从生活谈到儿女，天南地北什么都侃，侃得都忘记自己是个重症病人了。

今天能在这里写博客，也是他的强烈建议。有朋友真好啊，能使我的人生更有意义。

要回家了，临行前有一个地方不能不去——天安门。小时候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不知多少次经过那儿，却没有一次在那儿停留过，而今天不知哪里来的冲动，要去天安门。

我拖着老婆从前门进入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灯柱与灯柱之间的距离我量了一下是50米。我沿着灯柱一个个地走过去，直到天安门跟前。天安门是明永乐十五年（1417）建的，当时叫承天门，清初顺治朝对该建筑进行修缮后改称天安门，整个建筑面阔为九开间，进深为五开间，重檐六排柱子，共60根。也不知道咋的，什么我都想弄个明白，都想将所有的东西装进脑子里，然后带到天堂。

第二天，即2007年9月12日，我们办了出院手续。由于遇上下班高峰，我们就从五棵松转地铁前往北京站，到了北京站，老婆提着两大箱行李，艰难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起初还是一手提一只箱，过一会儿，就提不动了，她就将一只箱放下让我看着，她两手提着一只箱用腿顶着，顶一下上一步，我看着老婆的背影，心里只是一个劲地在怨恨自己，怨恨自己之前没有对老婆好一点。

终于，老婆牵着我这个医院不再收留的病人，登上了去上海的软卧列车……之前整整5个月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忽然，回家的心情变得很迫切。

别了，朋友；别了，鸟巢；别了，天安门。

六放弃最后治疗的一线希望

（2009年03月24日）

回到上海的家中，开始等待着死亡日期的到来。两眼常常盯着墙上那只“滴答滴答”催命的钟，自己突然有些毛骨悚然，想想自己将英年早逝，一阵凄惨心情油然而生，不禁潸然泪下。

对于我的毛病，已经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了，最后只剩下一线希望就是我在寻医过程中，有好几位著名肿瘤专家建议我可以做伽马刀试试，即用射线将肿瘤病灶去除。

关于采不采取伽马刀治疗方案，我心里一直没底，内心斗争很激烈，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先问问做过伽马刀的病友情况。

正好有一位朋友的表哥，也是肝癌转移肺部，只不过肺部肿瘤病灶没有我多，他刚刚做过伽马刀，听说效果很不错，肺部病灶已不见踪影，他强烈建议我也去做伽马刀，然后介绍我去上海455医院，但我还是犹豫着向妹妹咨询，伽马刀要不要去做，她也觉得我目前的情况已经没有办法了，伽马刀可以一试。做与不做伽马刀的天平一下子向做的一方倾斜。

于是我们拿着朋友表哥给我的联系方式去了上海455医院，主任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也很认真地看了我带去的病历以及CT片，向我介绍伽马刀治疗的效果和已经治疗过的患者生存情况。

可以肯定医疗设备是先进的，治疗效果是明显的。我反复地问有没有治疗后出现不良反应，病情恶化的病例，主任告诉我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并建议我立即住院治疗。但想起北京302医院杨永平主任再三提醒我不能做伽马刀时，我心里又没了底，于是我向老乡主任委婉道别：“我回家考虑一下，回头再来找你。”

最早向我提出伽马刀治疗的是上海肺科医院的主任医生，然后是空军总医院放射科的夏博士。

在北京302医院住院时，我老婆就去找过夏博士，夏博士的处理意见是：第一，如果有条件可考虑PET/CT定位肝脏＋伽马刀治疗；第二，肺内病灶较多较小，根据病人家属意见决定伽马刀治疗。再则，我妹妹也同意采用伽马刀治疗。唯一不赞成我去进行伽马刀治疗的只有北京302医院的叶永平主任，他在我出院时，再三叮嘱不要做伽马刀，如果做了，会后悔莫及的他有几个患者采用伽马刀治疗后，反而会加速病情恶化，缩短寿命。

于是我和老婆静下心来做了一个分析，455医院与空军总医院的两位医生都是放射科做伽马刀的医生，他们自然就建议你采用伽马刀，我妹妹尽管是县级医院的院长，但她的临床经验不如大医院医生那么足。而北京302医院杨主任是肝肿瘤专科专家，他的临床经验一定比其他医生要丰富，再说我们非亲非故，杨主任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不要去做伽马刀。通过谨慎分析，我决定采纳叶主任的意见，放弃伽马刀治疗方案。

没过多久，就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原先强烈建议我去做伽马刀治疗的朋友表哥，忽然病情快速恶化，转眼就没了。

我非常庆幸自己当时放弃伽马刀的治疗，但我会考虑采用北京的几位专家多次提及的进口化疗药物“多吉美”（索拉非尼）的治疗。

七结束流离颠沛的求医

（2009年04月11日）

“最多再活三个月，死期将至，除非奇迹出现”这是从北京、上海回来每一位专家对我的“判决”

还有什么后事要做呢？思前想后还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做，可我无奈得什么事都做不了。

我傻傻地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的日出日落，心中只是一片茫然。老婆常常过来问我想吃点什么，想不想出去走走。我似乎什么都不想，太阳上来下去一天完了，太阳又上来又下去一天又完了，就这样傻傻地等着自己慢慢死去。

也许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不趁现在还活着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呢？是啊，任何人都会这么想，可事到临头，美好的想法都灰飞烟灭了，只有身临其境，才有这样的感觉。

前两天朋友打电话给我，说阿亮没了。阿亮是我的一个病友，他也是肝癌，一起在北京住院，他的身体状态比较好，癌细胞还没有转移。当时他出院时还握着我的手说：“老方，要好好地活着，要坚持，说不定什么时候治疗药品就发明出来了，就像青霉素一样，打一针就好了，哈哈。”阿亮边说着，边把我的手都握疼了，看他那么自信，我当时很是宽慰。可眼下他说没就没了，现在活着的我还能干些什么呢？

上帝是公平的，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只不过我离死亡的边缘近了些，活着快乐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何不选择快乐地活着？我快乐了，周边的亲人朋友也都快乐了。即使上了天堂，天堂的天使们也喜欢快乐的勇士。哈哈，活着好好表现吧，上了天堂我还想赢得天使们的青睐呢。

在家沉思了很多天，终于走出了死亡的怪圈，我选择快乐地活着。

我让老婆收拾行李，准备结束这大半年在外颠沛流离的求医，遵循北京302医院杨主任的一句忠告：“提高生存质量，回家采取姑息治疗。”

2007年10月16日我回到杭州，从此在家里修身养性，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