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1],明太祖朱元璋寿终正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登极,是为建文帝[2],诏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命黄子澄为太常寺卿,与兵部尚书齐泰共同参政。又用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凡大政多所咨询。是时,朱元璋诸子皆以皇叔之尊,拥重兵边陲,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建文帝在齐、黄等臣僚支持下锐意削藩,打击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势力,致使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建文元年七月,朱棣借口“朝无正臣,内有奸恶”而“靖难”兴师。四年六月,燕师兵陷南京,推翻了建文朝。朱棣篡位称帝,这就是明成祖。这场战争,史谓“靖难之役”。
作为一场封建地主阶级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这里主要指皇族内部)争夺“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位的斗争,这在一部廿四史上是未曾绝书的。但是,朱棣身为一个边塞藩王,于朱元璋身后君主专制统治相对稳定的一统时期,“靖难”兴师,武力获胜,而掌有天下,身为一朝君主的朱允炆反而兵败不知所终,这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却是极为少见的“今古奇观”。
朱棣为什么会弱而胜,建文帝又为什么会强而败?这个问题自明初至今是一直未得到很好解决的。
根据有关的资料(虽然朱棣登极后,对这段历史材料进行了不少的篡改或销毁,但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大致情况)所知,建文帝继位之时,社会矛盾并不很尖锐,既没有出现统治阶级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再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动荡形势,也没有出现外族入侵的边疆危机。相反,倒是“升平继体,海宇晏清”的洪武盛世之末。建文帝登极后,又“省并州县,革冗员”,“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重农桑,兴学校”,“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罢天下诸司不急务”,正所谓“皆惠民之大者”[3]。说他施暴政,失民心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没有民心思变的政治条件可供朱棣利用。建文帝代表中央集权,削夺诸藩,消灭地方分裂割据势力,按常理说也是符合时代要求,并没有逆历史潮流而动。因而,无论如何讲都应当凯歌高奏才是,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地完全相反。这是十分令人迷惑不解的。
“靖难之役”的胜利者——朱棣集团宣扬说是“天命”所至。认为建文帝之败“实天命之所归,岂人力之能强”[4]。一些封建史学家也因困惑不解,慨叹“其中有天”[5]乎?将成败之由,归于“天命”,此为典型的唯心论,不值一驳。至于朱棣一伙,就不仅仅是如此。以今日眼光看,无外是为其粉墨登场辩护而已。同时代的旁观者——朝鲜李朝君臣倒是有些见解。他们认为建文帝之败是“徒知宽仁而纲纪不立”[6]。后人朱鹭在《建文书法凝十六义》书止诸王临葬条中,几经揣摩,断然判定“建文亡国两大端:削亲蕃,更祖制”[7]。此二人之言,虽不完全相同,但归结于人谋却没有异议。强调人的主观因素,是不失其正确性的。但“人谋”所指与事实也有不少的出入。建文帝杀徐增寿[8],宽仁就是假的,更不用说削藩时对诸王的严厉态度;“削亲藩,更祖制”,这是顺时应势之举,朱棣上台后亦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此事本身并非失败之根本理由。
讲战争所具备的必要条件,建文帝是绝对的优势,这是无须论证的。但失败是铁铸的事实,这也是没有任何人会怀疑的。建文元年七月至四年六月,唯三个寒暑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以为关键不在于客观条件而在于人的主观因素。
“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9],决定于“那些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10]。建文帝优势条件造成失败结果(朱棣相反)就是这种“能力”和“情绪”起到最重要的作用。这从建文帝集团与朱棣集团在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的比较中,是不难看出的。
就建文帝集团而言,他们是缺乏政治胆识和驾驭战争的能力,人为地制造了一系列恶性循环的严重错误,丧失其优势条件的:
首先,在削藩的具体措施上,未能分清轻重缓急,错误地、匆忙地采取“剪燕手足”,然后“图燕”的削藩策。诸藩是必须削的,但怎么削,削谁起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步错则步步错。朱棣势力最大,反形也暴露最多。正如谷应泰所说:“燕王最强最先反,宁王次强必次反”[11]。若擒贼先擒王,用朱棣来开第一刀,后来的形势也许不会变化得那么大。户部侍郎卓敬鉴于当时的形势,曾主张徙封燕王于南昌,使其脱离经营多年的老巢北平和影响较大的北方,万一有变,易于控制[12]。前军都督府断事高巍也劝建文帝“勿施晁错削夺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就是兵部尚书齐泰亦主张“先图燕”[13]。这三人的意见虽有些分歧,但拿朱棣先开刀却是一致的。这本来都是可以考虑实行的,但建文帝却力排众议,错误地采纳黄子澄的主张,将势力最强的燕王、次强的宁王搁置一边,倒把反形并不十分明显、势力并不十分雄厚、威胁并不十分严重的周、齐、湘、代、岷诸王接连废黜,甚至造成湘王朱柏“惧”而“阖宫焚死”。这样做的结果,一是客观上违反了尊尊亲亲的封建伦理道德,给初登帝位又是诸王之侄的建文帝自己造成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以至内疚于“何以自解于天下”[14]?二是给朱棣的“靖难”提供了责难之口实。正因此,朱棣得以摆出维护宗亲利益,“救祸图存”,“以报我皇考之仇”的卫道面孔。三是为朱棣起兵提供了近一年的时间以“日事练兵”[15]及做其他各方面的准备。四是把本来可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以致分化瓦解的诸位藩王推到了朱棣这面旗帜之下。诸藩虽与建文帝的中央集权有矛盾,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坐镇大宁拥有精锐之师八万的宁王朱权,亦想“中分天下”[16],倒在朱棣脚下为其“草檄”并不是完全的心甘情愿。如果厚此薄彼,暂时恩抚诸藩,特别是对宁王宽以怀柔攻策而不是召而不至“削三护卫”,即使宁王势力不得利用,也不至于其“慓悍”“骁勇善战”的雄师成为朱棣争夺天下的劲旅。燕宁合流的严重性,正如朱棣自己所说,“吾得大宁,断辽东,取边骑助战,大事济矣”[17]。《明史·陈亨传》更说得明白:“成祖取天下,自克大宁始”。造成如此的结果,虽然诸藩“同恶相保,理固然也”,但建文帝削藩不得法是不能不负主要责任的[20]。
其次,没有亲征,又荒谬地颁发不杀叔父诏[18]。朱棣口口声声是当朝皇叔,举兵又是“行周公之事”。乍看起来似乎并不反建文帝,而是护朱氏社稷,除君侧之恶。面临刀光剑影之战场,朱棣又常常是亲自跃马横刀,冲锋陷阵,这本身对建文帝的征讨大军就是一种精神上之威慑力。建文帝虽在政治舆论上曾发布诏书,宣布朱棣“屡谋僭逆”,“称兵构乱,图危宗社,获罪天地祖宗,义不容赦”,表示要“扫兹逆气,永安至治”[19]的决心;军事上亦曾精心布置削燕之兵和近140万大军的三次北征,这一切都说明建文帝对朱棣并没有小看而掉以轻心。但是,他没有搞清楚朱棣的真正威胁是在于有实力做后盾的皇叔之尊这里。只有充分利用“君为臣纲”的封建纲常,以“天子身份”亲征,才能针锋相对,事半功倍。这样的话,一是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对燕师施加无形的精神压力,从军心上摧垮之;二是,也更主要的是建文帝从各处临时调集的互不相统属的北征大军则有一真正之主心骨和靠背山,尽可以放手作战而不失为“天兵”压境,仅此气势亦可压倒对方,那些战火烧到之处的地方将领和官吏也不至于闻风归附或坐山观虎斗[20]。建文帝没有做到这一点,是为一大失着。明宣宗初登极时,能征善战的朱高熙效法其父,亦以皇叔之尊起兵“靖难”,二情何其相似!但聪明的宣宗鉴于建文帝之教训,“御驾”亲征,结果鼓行平定了高熙之叛[21]。明宣宗之得正好说明了建文帝之失。这段历史是可以作一比较的。
建文帝未能亲征,已经铸成一大错。不仅如此,他又沽名钓誉施宋襄公式的仁义,在行将出征的将士面前诏告“毋使朕有杀叔父名”,这就错上加错了。建文帝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这种矛盾行为不但不能使天下将士为保其皇冠而拼死效命,倒弄得全军上下顾虑重重,手足被束缚。假设没有不杀叔父诏的限制,在建文二年的白沟河之役、东昌之役,建文三年的夹河之役,朱棣早就成为刀下之鬼了。“鼠斗穴中,将勇者胜”。建文帝连这最起码的常识也不谙熟,怎能指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并取得胜利?
再次,不能知人善任,又赏罚不明,特别是错误地重用和处置了李景隆。明太祖朱元璋为子孙拔“棘刺”,滥杀功臣,使“元功宿将相继尽”[22],到建文帝即位时,有文韬武略能统帅几十万大军作战的人才很少。建文元年九月,监察御史康郁就曾上书指出这种情况。他说:“燕之举兵,迄今两月,前后调兵者不下五十余万,而乃一夫无获,谓之国有谋臣可乎”[23]?缺乏人才,影响战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天下之大,何患没有济世之才?建文帝之过失就在于没有去广泛搜罗,并做到知人善任。他信赖之重臣莫过于齐、黄、方之辈。但齐、黄“两人本书生,兵事非其所长”[24],只晓得“以天下制一隅甚易”[25],而不懂得战争是极为复杂的各种力量的对比,其发展更是瞬息万变。至于方孝孺,虽有自古以来正直知识分子的气节,也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不失为一代宗儒,但他也只是谈古论今,行文草诏有余,而治国安邦、逢难应变则明显不足。即令朱棣大军长驱深入、战局江河日下之际,也未曾劝建文帝收回不杀叔父诏,君临前线以激励士气。如此三人“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却是建文帝倚以朝廷命运的军国大臣。虽然这样,在未找到更好人选以前,建文帝又不能坚定地一用到底,往往不因其才力而因战局之起伏阳去阴用,使之几经进退。这种以信赖权臣做挡箭牌、替罪羊的行径,不仅进一步给朱棣以清君侧的口实,更重要的是使建文帝集团内部上下乖戾,“大限来时各自飞”。建文帝自己在行将垮台时就曾叹息:“事出汝辈,而今皆弃我而去乎!”[26]岂不知,垮台的根源就在他自己身上。
这还不算主要的。至于重用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就大错特错了。李景隆“贵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27]。朱棣对这个赵括式的表侄倒是了如指掌,认为他是“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克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28]的“纨绔少年”。建文帝对此反而一无所知,仅为黄子澄所推荐,就轻率地赋予几十万大军北征的重任,弄得“诸宿将多怏怏不为用”[29]。由于李的指挥无能、贪生怕死和妒忌部下战功,致使建文元年冬围攻北平功败垂成,更导致郑村霸之役、白沟河之役和济南城下之惨败,前后丧师百万之多。对这样的败军之将,无论定哪一罪都是该杀以整顿军纪,警告他人的。建文帝虽曾免去其统帅之职,但并没有给予任何处罚。当燕师耀兵长江,南京危在旦夕之间,仍委已怀二心的李景隆防守金川门这一要务,终于出现李的开门迎敌,南京坚城的不守而破。危害之深,误国之大,李景隆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结出这一苦果,与建文帝不能知人善任,又不能赏罚严明是分不开的。
又次,没有肃清内奸。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南京城之陷落就是这种典型。有人认为南京之破,是建文帝“不了解保卫南京的重要性”,因而“没有早做周密的部署,使南京固若金汤”[30]。我是不以为然的。建文帝对南京的防守应该说是比较重视的。他设有淮河、长江两道防线,不仅驻扎重兵,且派较能征战的盛庸做指挥,这是一;齐眉山之役,燕师初期失利,建文帝虽轻信讹言以为“燕且北矣”,错误地调徐辉祖部南下防守京师(南京),造成何福部势力孤单而导致是役胜而后败[31],但他重视南京防守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二;南京城破时,“城中尚有劲兵二十万,城高池深、粮食充足”[32]。若无内变,朱棣要兵不血刃,耀马进城是办不到的,这是三。
南京城破,实质就是建文帝的最后垮台。其原因相当复杂,是多方面的。但就南京城破这一点看,并不在于防守不严,部署不周密,而关键在于出了内奸。谷王、李景隆之变自不待言。除此外,宫廷里有受责宦官输通京师防守虚实给朱棣,宫廷外面更有握兵权、负重任的将官关键时刻叛变。陈璀就以江防舟师迎燕,童俊也不战而献镇江[33]。建文帝虽杀徐增寿以消除内患,但杯水车薪,终于无济于事。长江天堑成为朱棣大军的“通途”,南京未经血战而白白葬送。追根穷源,这和建文帝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尽全力整顿内部,狠狠打击为害分子是有密切关系的。
最后,建文帝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也犯有原则性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不能知己知彼,只晓得滥用兵力,以多制胜,实际上对燕之弱点不甚明了。正如谷应泰所评说的:“合天下之兵,握一人之手。不知燕王单旅孤城,利于战不利于守,利于合不利于分。向令山东、北平坚城深沟,缮甲储粟,晓将数十辈,各将数万众,分据险阻,出没敌间……燕王虽百战百胜,久且左支右绌,宁能纵马饮济水之西,加矢及聊城之上乎”[34]?
综合建文帝失败的各个方面,我以为他的失败,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败,而是政治谋略的颟顸糊涂所造成。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打的不是军事上的败仗,而是政治上的败仗。
众所周知,建文帝能当上皇帝以君临天下,并不是他有非凡的政治才干和学识,也不因他是朱氏皇族的佼佼者,唯一的条件是投胎出世得好,为朱元璋的嫡长孙而已。在绝对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皇帝个人的才干、学识对于国家的兴衰治乱往往起到很大的作用。自幼生长深宫,未经政治风雨锻炼的建文帝,若在平常岁月,也许不失为一守成中主。一旦政治风云突变,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之斗争错综复杂化,他也就只能是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才好。这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封建君主专制的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除此外,是找不出更充足的理由来解释它的。
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总是敌对双方各种力量的相互对抗和消长的。此失即彼得,彼得即此失。靖难之役的成败亦然。建文帝之败,他自身的过失是主要的因素,但作为敌对面的朱棣及其集团在整个战争中的非凡作为也是不可忽视的。就朱棣及其集团而言,我以为最少在战略、用人、政治权术和战术等方面,是远胜建文集团的。
战略方面,举一大者可知。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大胆、果断地采取避重就轻、径取南京的战略决策,对整个战局的胜败就起到关键的作用。南京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建文帝之所以能施号令于全国,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主要凭借之一。占领南京,一切都会翻转过来。在前两年半的战争过程中,朱棣主要注意力在打破建文帝的战略包围和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进行艰苦的城池争夺战,以立定脚跟。这在战争之初,双方力量过分悬殊的情况下是只能如此的。不过,历尽艰辛,势力所及终究只是“永平、大宁、保定而已”。血战所得城池,旋得旋失,“兵去复为朝廷守”。长此以往,正如朱棣自己所忧虑的:“频年用兵,何时可已?”[35]在敌强我弱的两军对垒中,力量消耗战、阵地争夺战利于强者是毫无疑问的。因而在战略上如何打下去,就不仅仅是一般的胜败常事,而是关系到朱棣集团的生死存亡。朱棣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看准这一形势,把握有利时机,大胆地制定“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的战略决策。集中精锐之师,避开坚城重镇,绕道向南京——建文帝的要害部位猛击。这样做的结果是扬长避短,变自己的被动挨打为积极进攻,使精干而有限的作战力量变成致敌人死命的铁拳。同时也造成建文帝的猝不及防,无法施展其全局方面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致危急之中内部生变,最终敌我对峙全局方面的敌强我弱为关键局部中的敌弱我强所替代。事实上,只用了半年时间,朱棣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顺利地从建文帝头上夺得了令人炫目的皇冠。
“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36]朱棣进军南京,就是对“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是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如果拿建文帝君臣来比较的话,他们是想也不敢想象的。
用人方面,朱棣“能推诚任人”[37],笼络了一批智勇之士。整个集团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应时并济”。他的主要谋士姚广孝正因为朱棣的推诚任用,而尽心竭力,“佐命嗣兴,劳烈具有”,对“靖难”得胜,功推第一。“勤成祖起兵”,“收才勇异能之士”,“辅世子(指后来的仁宗)居守”北平,劝朱棣班师于济南,指出“京师单弱,势必举”,鼓励朱棣大胆改变战略,“毋下城邑,疾趋京师”。这一切都是关键时刻对朱棣的极大帮助。姚广孝虽“未尝临战阵”,但“定策起兵”,“战守机事”“或旋或否”“皆决于道衍(即姚)”[38]。他对朱棣的作用,是“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的齐、黄、方之辈所无法相提并论的。
朱棣有倚为心腹的得力谋臣,也有“倚为左右手”的一批武夫。朱对他们亦推诚任用,不仅对张玉、朱能诸大将如此,就是对阉竖狗儿辈也不另眼相待[39]。这些人“转战无前,殒身不顾。于是收劲旅,摧雄师,四年而成帝业”[40]。在建文三年闰三月癸丑上建文帝书中,朱棣就故作谦恭谈到这种“转战无前,殒身不顾”的巨大作用。他说:“前后大小之战,莫知其几,然无一败者,何也?盖臣众有必死之心而无求生之望故也”[41]。我以为这话是不会言过其实的。朱棣部下之所以会为他舍生忘死,效犬马之劳,除去朱棣能推诚任人外,还因“臣众”皆官卑职微,只有跟着朱棣“靖难”到底,才能免遭灭门之祸,才会有不尽的荣华富贵。“予有无穷之休,尔亦同有其庆矣”[42]。一荣俱荣,一殒俱殒,进退与共的命运把他们和朱棣捆在一条战车上。这种全军上下万众一心,以其亡命之徒的赌注式的拼搏所迸发出的力量是无法用数字来估计的,也是建文帝的军队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政治权术方面,朱棣老谋深算,运用自如。第一,很策略地提出了颇有蛊惑力的“靖难”口号。朱棣举兵造反,这在正统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不管怎样总是辞穷理屈的。但朱棣却能紧紧抓住“长幼有别”的封建伦理不放,充分利用高皇帝(朱元璋)子,建文帝叔的有利身份,以亲亲之谊,以社稷为重之理,攻击建文帝违背朱元璋“祖制”,削亲藩、更祖制、任用“奸佞”。但始终不提反对建文帝,只是揪住其宠臣齐、黄不放。虚则清君侧实则篡君位。如此,便恰到好处地避开犯上作乱、公开造反的嫌疑。打出“靖难”的旗号,将自己的蓄意谋反,说成是“行周公之事”“以辅孺子”,是依祖训清君侧;是“祸迫予躬”,不得不为。如此骗局,虽不难被当时的人们看出,但宣传多了,重复多了,对于蛊惑人心,分化建文帝君臣还是有不小妙用的。第二,巧妙地利用了“天命”观念。大凡有夺取帝位野心之人都曾利用过“天命”。朱棣与众不同的地方则是在“靖难”旗号的掩盖下,将自己打扮成“异日太平天子”的。起兵之前,北平都指挥佥事张信的母亲曾对张说:“王气在燕,汝无妄举。灭家族”[43]。一家居老妪,坚信“王气在燕”,可见朱棣一伙制造的舆论在北平流传之广;兴师之际,“大风雨至,檐瓦落地”,似有不吉。姚广孝紧急之中弄神作鬼,放出“飞龙在天,从以风雨”[44]的卜语,就曾安定军心;朱棣集团还在民间散布“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45]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歌谣等等。所有这些,在文化科学水平不高,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明初,对社会舆论、民心向背不可能没有深远影响。朱棣代侄称帝后,虽遭到方孝孺一伙建文帝死党的坚决反对,但并没有引起多大民变,大概这是主要原因之一。第三,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坚持信赏罚,禁嗜杀,严号令,招降纳叛优待俘虏。这些也都起到团结本军,瓦解敌军的作用。
战术方面,朱棣可谓知己知彼,灵活多变。如建文帝下削爵诏,谢贵、张昺带兵包围燕王府邸这种明显的危险困境中,朱棣用计智取。诱杀张、谢,使围府军群龙无首,从而乱中取胜。次如耿炳文领三十万(实际十三万)大军北征,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时,朱棣一反常规,用“先声后实”计。在真定之战中调动耿部将驻滹沱河两岸的军队南北合营。尔后,趁其渡河忙乱,“燕兵骤至,循城缴击”,一战而胜[46]。又如李景隆率兵五十万北上,辽东兵南下,对北平实行南北夹击,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间,朱棣针对李“不知兵,惟自尊大”的特点,采取先北后南的作战方针。只留万余军队坚守北平不出,使李部困于冰天雪地的坚城之下。主力则北上,首先击退辽东兵,再诡执宁王及其部属,夺取大宁解北顾之忧。然后挥师南下,与北平守军联合实行内外交攻,迅速取得郑村霸之役的胜利。还如白沟河之役中,李景隆率兵六十万,列阵数十里,气势不无汹汹。朱棣则集中精骑,猛攻敌一点,乱其全军。仅此三战,朱棣依靠灵活的战术(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就歼敌百多万。不仅挫敌锐气,更为自己站稳脚跟和后来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术问题,虽然不是事关全局的决定性的因素,“但若组成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47]。反之亦然。朱棣灵活多变的战术所起的作用,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它弥补了朱棣兵力不足的缺陷,促进了全局向有利于自己方向的变化。
朱棣集团不仅在战争指挥能力、“流血的群众的情绪”这些主观因素方面远胜建文帝集团,同时也具备相当实力——相当的有利条件。虽然不如建文帝那么强大或优越。
第一、有北平作为其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姚广孝“靖难”之前曾分析道:“夫燕胜国之遗而北方雄镇也。其民习弓马,地饶枣栗。悉雄蓟属郡之才,彀甲可三十万,粟支十年。大王(指燕王)之护卫精兵,拔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万,鼓行定山东,略淮南,其势若建瓶(瓴)而下,谁能抗御?”[48]起兵谋反,为封建王法“十不赦”之首,事关身家性命,非同小可。姚之言,当不尽为溢美之词。在其大势之估量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把北平当作根据地这一前提出发的。由此有足支的粮饷、善战的精兵和居北临南的优势。
建文帝外祖母的兄弟蓝玉,作为朱棣之政敌亦曾提醒过朱标(建文帝之父),要他注意燕王。说朱棣“在国抚众,甚不烦扰,且得人心。众谓有君人之度。”[49]蓝玉是为洪武朝大将,屡次巡边,了解燕情。认为朱棣在北平收买人心,威望很高,大概不是捕风捉影、耸人听闻之说。姚、蓝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目的出发,道出相同的问题实质,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这从朱棣冒天下之大不韪起兵北平,唯三日城中便大定的史实可以说明[50]。如果北平早就不是朱棣的势力范围,八百壮士何以抗拒满城之兵?实际上这些“满城之兵”,不过名归建文帝,实属朱棣罢了。
第二、得到诸藩和北方军人的支持,也得到漠北鞑靼的兵助。[51]这是与朱棣在北方统兵戍守多年有政治威望,又和诸藩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联系在一起的。朱棣起兵后出师北平,通州卫指挥房胜,蓟州、密云指挥蒋玉、郑亨,永平卫指挥陈旭,蔚州卫指挥佥事李远都是不战而献城投降的。朱棣在怀来战败宋忠后,藩邸设在宣府的谷王奔走京师,而怀来山后诸州皆不守而降,开平、龙门、上谷、云中守将均闻风归降[52]。自七月癸酉(建文元年)起兵,“拔居庸、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二旬众至数万”[53]。朱棣未经一场血战而打破建文帝的包围,如果不是这些地方军人的支持和临阵倒戈,能有凯歌式的前进,可以说是断然办不到的。至于诸藩对朱棣的支持,前文已有述及,这里无须赘言。
朱棣有不小的实力,而他正是凭借这些实力与建文帝南北对峙,“逐鹿中原”。假设没有这些实力,不论朱棣如何“智勇有大略”,也一定会像周、湘诸王那样轻易地被削藩夺爵而身陷囹圄,死无葬身之地。更谈不上“靖难”兴师,一至武力获胜了。
综合上述双方的情况,可以这样归纳一下:朱棣集团实力较小,但具备较高的“主观指导的能力”和“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朱棣集团凭借有限的客观条件,充分地利用了建文帝君臣的弱点,扩大了他们的过失所造成危害,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建文帝集团则相反,由于他们的颟顸糊涂,羸弱无能,使其强大优势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甚至可以说客观效果上配合了朱棣的成功。战争的过程是敌对双方力量彼此消长的过程,建文帝的力量并未基本“消”尽却宣告失败,这在历史长河中确实是少见的。对建文帝来说,无疑是一历史悲剧,值得人们去研究和借鉴。但就“靖难之役”的全过程看,朱棣之胜,势所必然,是毫不值得奇怪的。
注:
[1]本文为论述方便,多用帝王年号。洪武元年为1368年,建文元年为1399年,余类推。
[2]朱允炆被推翻后,没有庙谥,明代沿称为建文帝。清乾隆元年,始追谥为恭闵惠皇帝。
[3][19]《明史·恭闵帝纪》。
[4][28][41][42][49]《后鉴录》。见《明史资料丛刊》第一辑。
[5]《建文逊国之际月表》上卷《建文逊国月表考异》。
[6]《朝鲜太宗李芳远实录》八,四年九月己酉条。转引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第7—8页。
[7]转引同[6]第46页。
[8]《明史·徐达传》。
[9][36][47]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7年袖珍本第166页、159页、160页。
[10]列宁《在罗果日一一西蒙区工人、红军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1958年版第117页。
[11][13]《明史记事本末·削夺诸藩》。
[12]《明史·卓敬传》。
[14][24]《明史·黄子澄传》。
[15][23][26][32][34][35][45][52]《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
[16][17]《明史·宁王传》。
[18]关于不杀叔父诏。《明史记事本末·燕王起兵》载:帝诫诸将士曰:“昔肖绎举兵而令其下曰:‘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极’,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逊国月表》上,建文二年十月条载曰:诏遣将无使朕负杀叔父名。邵平远《建文帝后纪》亦曰:(建文元年七月)……帝曰:“‘昔肖绎举兵入京,令其下曰,一门之内称兵,甚不祥也’。今将士务体此意,毋使朕负杀叔父名。上述记载,虽时间前后稍有出入,但记有此事是清楚明白的。《明史·成祖纪》也承认有这回事。是书云:“诸将以天子有诏,毋使朕负杀叔父名,仓卒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后鉴录》是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记载的,但在夹河之役的描述中,仍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朱棣率数骑夜营,不慎误入明军大营之中。待晨始觉,“上引马呜角,穿贼营而出。贼众顾视惊愕,略不敢近”。我以为误入敌营,实属身陷虎穴。然而朱棣却从容不迫,稳稳当当出走,甚至不伤一根毫毛。若无其他原因,简直不可思议。《后鉴录》关于“靖难之役”的记载,通篇称朱棣为“今上”、“上”,恐怕是书的这一部分修于永乐年间,不会是在嘉靖初年。作者究竟是不是谢蕡,尚值得怀疑。如果这点可以成立的话,建文帝的不杀叔父诏则更有可能。为当朝天子歌功颂德,夸耀军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吹嘘到神乎其神,至使阅者疑其真实而弄巧成拙却不大可能。王崇武先生在《明靖难史事考证稿》中,详尽地论证了“不杀叔父诏”之无据。郭厚安先生《“靖难之役”及其对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影响》(载《西北师院学报》82年l期)一文对此亦持赞同态度(但又认为尊尊亲亲思想对建文帝不能不产生困扰)。笔者冒昧得很,不愿苟同。建文帝连削五藩,只是废为庶人,排除威胁,并非杀之后快。他对朱棣当然不是“于亲最近,未忍穷治其事”,但不愿诛杀之以受千古骂名,是符合他的一贯思想的。问题在于他幼冲登极,政治上不甚成熟,还不真正懂得“燕王起兵,非帝杀王,即王弑帝”这一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和危险性。所以毛佩琦先生称他为“天真的政治家”(见《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中国史研究》82年2期)。
[20]参见[3][4]及《明史·成祖纪》。
[21]《明史纪事本末·高煦之叛》。
[22]《明史·蓝玉传》。
[25]《明史·齐泰传》。
[27][29]《明史·李文忠传》。
[30]参见注[18]郭文出处。
[31]参见注[4][8][23]。
[33]《明史·陈暄传》及注[3]。
[37][53]《明史·成祖纪》。
[38][44]《明史·姚广孝传》。
[39]《明史·宦官传·朱能传》。
[40]《明史》卷145传赞。
[43]《明史·张信传》。
[46]《明史·耿炳文传》。
[48]《纪录汇编》卷99,《名卿绩记》卷三《姚广孝传》。
[50]《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云:“乃下令安集军民,三日,城中大定”。《后鉴录》云:“遂下令安集城中人民,按堵诸司官吏,视事如故。”
[51]参见《明史·鞑靼传》。
(《抚州师专学刊》1982年第2期,总第2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