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民主科学精神,亦即思想文化上反封建的启蒙思想。他们指出纪念五四运动、学习五四精神就是“在明确现代化价值规定的基础上认识反传统的性质与意义”。也有人认为:五四精神的实质,是在民族危机严重,外侮日甚一日的情势下,反二十一条,反卖国政府,“保我主权”,“还我青岛”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迸发。是启蒙精神为主?还是爱国主义精神为主?亦或二者并重?我以为:五四运动的主旋律,毫无疑问应该是爱国主义。

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手段总是互相联系而又有质的区别的。五四运动,批判封建传统,打倒孔家店,极力宣传民主、科学,但这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激发人民去革命、去奋斗、去牺牲、去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一种手段。它的精神,归根结底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的感情”,即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对自己祖国深切的爱,没有对同胞深切的爱,一切奋斗、牺牲都是无从谈起的;民主、科学精神更难得到广为传播。只有深深地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同胞才会在祖国危难之秋、同胞涂炭之时,挺身而出,不怕艰难,不畏强敌,抛头颅洒鲜血,执著地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去谋求祖国的独立富强和民主幸福。民主、科学意在救国救民,而救国救民则源之于爱国爱民。爱国爱民在民族危机深重时必然会表现出慷慨悲歌式的救国救民的爱国壮举。情有所钟,行有所烈,这实在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爱国主义精神,其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爱国的“国”,是指“祖国”而不是指“国家”。范文澜说,“世代相传的居住地就成为居民的祖国”[1],具体到中国而言,就是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亿万炎黄子孙。“祖国”为国境内各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所共有;也是各个民族,多数人的民族和少数人的民族,先进的民族和落后的民族所共有。“国家”则不然,它只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中的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而又无法摆脱这种对立状况的表现。”是“从社会中产生、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2]。朝代有兴亡,政权会更替,而爱国主义精神则总是同祖国共存在并且发展着的。在外族入侵,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它表现为用铁和血坚决抗战,拼杀疆场,甚至马革裹尸;在各种国际场合和平的包括外交、文学、艺术、体育等比赛、竞争中,它表现为维护祖国民族利益,捍卫祖国民族尊严,为祖国争光,为炎黄子孙争光;在“国家机器”腐败衰落而严重地阻碍祖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时候,它表现为各种激烈的包括武装的斗争;在对待传统文化道德上,它或表现为对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肯定、继承、发扬和光大,或者表现为对传统文化道德中糟粕的否定、批判和决裂。

既然爱国主义精神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的感情”,因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忧患意识;不惜杀生而敢直谏,不惜清贫而廉洁奉公,不惜艰辛而鞠躬尽瘁,不惜皓首而潜心发明创造。这种以天下苍生为重,至力于改造政治、改造社会、改善民生的奋斗。所有这些,都充满着一种“最深的感情”,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

我们说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爱国主义。这是因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危机严重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必然要发生的一次重大爱国运动。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都侵略过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烟台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香港、割台湾,占租借地,划势力范围,领事裁判,片面最惠国待遇;开商埠,通航道,修铁路,办工厂,开矿山,设银行;建教堂,开医院,兴学校,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侵略,将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清廷覆灭之后,继之而起的北洋政府,暴政于内,奴媚于外,《中俄声明》签订于前,《二十一条》签订之后,中国在半殖民地化轨道上愈走愈远。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山东依旧被洋人控制,青岛依旧掌握在外人手中,于是静静校园再也容不住莘莘学子。他们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断裂衣裳,血书还我青岛”[3];他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集会、游行、示威,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卖国贼住宅赵家楼,奔走呼号,不达目的誓不甘休。他们坚决反对《二十一条》,坚决拒绝和约签字,坚决反对卖国政府,坚决要求维护主权。行动之激烈,情绪之沸腾,实难用“民主、科学”精神来概括。

诚然,五四精神中激越着民主科学的启蒙精神,充满着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封建文化道德的否定和批评。从陈独秀、李大钊到鲁迅、吴虞无不以宣传民主、科学精神为己任,在民主科学旗帜下,他们提出了打倒吃人的礼教,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和科学各个领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对封建专制、封建道德、封建八股进行猛烈的冲击,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这也只是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必然产物,是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精神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反映。

林则徐出于“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4]的深深忧虑,第一个开眼看世界。进步的地主阶级思想家魏源介绍世界地理历史,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将魏源的理想付诸实践,学习西方技术,引进西方的物质器用,兴起大规模的洋务运动以求富自强。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等人,面对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在科举当官不通后,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向西方学习,受基督教的影响,创立拜上帝教,发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运动。

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在列强豆剖瓜分中国,“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待”,“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5]的危局下,极力效法西方兴民权、立国会、行立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主张废八股、倡西学、办学堂,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代数、化学、热学、地质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掀起了百日维新。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们,以美利坚、法兰西为师,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民主口号相号召,否定忠君尊孔,进行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体制之变革。还有的优秀知识分子,为着中华腾飞,力求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并为之锲而不舍地奋斗。

所有这些近代的志士仁人,虽然在学习西方方面百说杂陈,有着量和质的不同,但为着挽危救亡的目的,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却是毫无二致的。我们说洋务思想、天国思想,维新思想、革命思想、实业思想,归根到底,都是爱国思想、爱国精神的继承和光大。

“五四”时期的先辈们,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共产主义的先驱,在二十世纪初,他们与林、魏、洪、康、孙等人不同的地方,仅仅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更尖锐深刻地揭露、批判封建道德文化,更明确具体地提出了集中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民主科学的口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而已。

“五四”的所谓民主,包括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政治要求,也包括反对封建的思想要求;“五四”的所谓科学,主要是指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正如有些人所说,五四宣扬了民主,“但没有彻底清算封建帝王思想”,提倡了科学,“但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束缚人的精神枷锁”;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但没有深入批判封建家长制”;鼓吹了平等自由,“但没有触及封建特权思想”[6],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相比,同样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同样没有达到救国图存的目的。从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动机和效果看,异曲同工,很难有根本的差别。无论怎么拔高五四运动高举民主、科学旗帜的反封建启蒙精神,“民主”、“科学”在那个时代都不外是借以唤起民众,实现“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救国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科学的启蒙精神,实在是这个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是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且有其突出特点。

第一,是以救亡图存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之士,代代不乏其人。屈原改革弊政振兴楚国失败而沉汨罗江、苏武持节牧羊十九载矢志不渝、陈东伏阙上书、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慷慨就义。这都是国难当头爱国重于爱身的民族典范。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主要是属于这种类型。

第二,是以否定封建糟粕、批判旧的文化传统、宣扬民主科学为特殊表现形式的爱国主义精神。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不是赞美祖国大好河山,不是讴歌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不是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式的拨乱反正,道德重整,一句话不是肯定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而恰恰是相反,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激昂姿态否定中华民族文化价值。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在蒙受外侮的直接影响下,“收回山东权利”,“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7]表现出激昂的民族色彩,具有强烈的疑外和排外心态;一方面,在礼教杀人,专制束缚人的重压影响下,表现出对礼教、对孔家店的坚决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否定精神。

第三,是反对腐败衰落、严重阻碍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北洋军阀政治统治的爱国主义精神。北洋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复古尊孔,“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8],使民不富,国不强。不反之无以强国,不反之无以富民。五四运动虽然没有表现为暴力形式开展推翻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的斗争,也没有提出打倒北洋政府的口号,但示威游行,意在涤祖国之污,去民族之秽,同样体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四,是特别壮烈昂扬的带全国全民族性的爱国主义精神。毛泽东同志曾用三部分知识分子“统一展现的革命运动”和“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来说明五四运动的广泛性。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同样具有这一特点。五四爱国主义精神,首先在最易接受新生事物、最敏感、最富朝气的青年学生身上迸发,旋即在广大的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身上得到强烈的共鸣和感应。罢课、罢工、罢市融为一体,爱国运动席卷整个中华大地,上海、天津、济南、武汉、长沙、广州、南昌等地无不回应,无不沸腾。这种波澜壮阔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复兴民族、强我中华的爱国心怀,是中华民族产生以来爱国主义旋律中最为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之一。

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学习五四精神,就是要学习五四先辈的民族责任感和复兴民族、强我中华的爱国抱负,奋斗精神。五四运动七十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实行改革开放,进行伟大的现代化建设,与五四运动那种时代特色和历史使命相比是有极大的差别的,但复兴民族,强我中华的主题却永恒不变。我们需要的是海内外炎黄子孙,亿万一心,刷新政治,发展经济,弘扬文化,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以为这才是我们纪念五四运动的意义所在。

学习、继承、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决不能只是一种空喊。

首先值得强调和倡导的是,凡我炎黄子孙,不论从政、从军、从商、从教、从农、从文;不论中央、省、地、县、乡领导干部或一般干部、平民百姓;亦不论身在沿海、内地、边疆、海外;更不论腰缠万贯的富翁或家徒四壁的穷汉,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应以祖国利益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满腔热情地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人民,爱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的文化。珍惜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任何时候,我们的口号都应该是祖国高于一切,人民高于一切。

其次需要强调的是,凡不利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言行,不论其打着什么诱惑人心旗号,都不是爱国的,都是应该制止和克服的。学习爱国主义精神并不等于号召人民去盲目排外,夜郎自大,拒绝接受世界各族人民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终止对外开放而回复到闭关锁国时代。恰恰相反,学习爱国主义精神,更需要坚定对外开放的方针,要用世界各族的文明发展成果,构筑中华民族现代化大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拒绝世界上一切有益于我中华腾飞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成果,只能影响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竞争力,阻碍中华民族社会发展进程。无疑与爱国主义精神毫无相干,相反是卖国主义、害国主义。

第三需要强调的是,学习爱国主义精神,也并不是引导人民去重温旧梦,迷恋“国粹”,不是号召人民去死抱旧传统、旧文化、旧道德、旧习惯不放,抱着专制、愚昧、迷信的僵尸接吻。这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只能是同时也必是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道德鞠躬,对民主、科学和真理求爱。当独断专行、奢侈腐化、官本位、等级制、裙带风、关系网等封建残余严重地阻碍祖国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对旧文化价值的否定和批判就更显其爱国主义之深切。当见利忘义,寡廉鲜耻、金钱挂帅、拜金主义之旧文化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恶毒吞噬纯洁无瑕的民众心灵的时候,对这种幽灵的批判,同样显示其爱国主义精神的纯真。

现代化建设需要民主,需要科学,无民主无科学无以建成现代化;但现代化建设更需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更需要复兴民族,强我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现代化遇难受阻之际,代表中华之魂的爱国精神应该也必然会比五四当年更雄风勃发。

注:

[1]《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70页。

[2]《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4页。

[3][7]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年》。

[4]《鸦片战争》,第2册,第142页。

[5]《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89—192页。

[6]《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一期。

[8]《毛泽东选集》,第525页。

(《抚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江西省抚州地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获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