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

林则徐是中华民族杰出的爱国者。他在40年的政治生涯中,尤其在鸦片战争的风云岁月里,不避趋祸福,不计较生死,为民造福,为国解忧,厉禁鸦片,坚决抗英,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后世一代代志士仁人为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勤政清廉,为民造福

林则徐(1785—1850),字符抚,又字少穆、石麟。福建侯官人,生于一个“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的穷秀才之家。窘迫、贫寒的生活刺激,加上有作风正派,行为正直,对吏治腐败情形不满,倾向和倡导经世之学的父亲教育和影响,从早年起林则徐就对民不聊生的现实比较敏感,对民间疾苦了解和同情,对清朝官场贪污腐化现象和“惯于泰侈,习于游荡”的时风颇为不满。在任京官清职之时,“益究心经世学”,博稽典籍疆化,寻求维系国计民生之方,探索自古致治以养民的治国之道,并正视民间疾苦,提出以养民安大局的主张。为守土官后,所经“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1],建树累累,尤以公正、勤政、清廉、为民造福,昭垂史册。

为国选材。嘉庆二十一年(1816),嘉庆二十四年(1819)林则徐先后任江西、云南乡试考官,这是他举进士以来第一次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林则徐奉公守法,细心勤阅荐卷,严肃处理抄袭作弊,严格选拔“文理优长”的真才。江西士人称为“清榜”,云南士子称赞“自庄蹻启域,汉武置郡以来,未有如今之盛也”[2]。此后,林则徐就以“公正清廉”知名于世。

为民赈灾。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署布政使、湖北布政使、河南布政使及江苏巡抚等职期间,以民为本,力陈不可调兵弹压聚众告灾之难民,肩挑“通省灾赈”之重任,处心积虑倡捐劝济,甚至不惜触犯天颜为民请命。道光十三年因江苏灾情严重,民情汹汹,林则徐奏请缓征漕赋,“以纾民力”[3],虽遭到道光帝“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的严旨诘责,仍沥诉民间困苦颠连之状,坚请“通盘筹划……暂纾民力”[4],使道光帝不得不允其所请,赈灾也得以顺利进行。

兴修水利。林则徐每到一地任官,都重视农耕,注意兴修水利,做到为官一任,施福一方。据粗略统计,林则徐为地方守土官期间主持修过的水利工程有江苏的浏河、白茹河、七浦河,宝山海塘、徒阳运河、桃源、江都等处的河道闸坝、福州的小西湖、两湖的江汉堤坝等等。即使谪戍新疆期间,也在新疆推广灌溉工程。林则徐一生不仅主修水利工程多,而且深入工地,认真检查、督促。道光五年(1825),林则徐负责修复高堰决口工程,工段“长万丈,盛暑烈日中,日必一周,与僚佐孜孜讲划无倦容;而徒步泥淖中,民亦忘为三品大僚也”[5]。

疾恶如仇。19世纪上半期,正是清末政治腐败日亟的时代,“刑以钱免”现象比比皆是。林则徐虽然不能从制度上找到腐败原因,但毕竟看到民刑司法上的弊端。任按察使主一省司法谳狱事,敢于秉公执法,积极处理积案,为民申冤。在江苏省任按察使时,两江案牍繁多,视浙省不啻数倍,单京控的案件就有30多起。旧案未理,新案又源源而来。林则徐从加强司法职能入手,详定解案章程,简化解审手续,亲自断案,“一切谳牍,皆出亲裁,不肯稍为假手”[6]。严办诬告,力拿讼师,给武断乡曲,玩弄讼词的土豪劣绅、讼棍以一定打击,几个月就将积案处理十分之九。林则徐决狱平恕,“申理淹滞,搏击豪强”,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但平冤治霸,对受害百姓总是有好处的。林则徐疾恶如仇,每每听到贪赃枉法之事,经常要大发脾气,为克制自己卞急的性格,亲手书“制怒”匾额,悬于听事之堂[7],生动地体现了他疾恶贪官污吏,清廉刚正之作风。

兴利除弊。林则徐针对政府财政严重困难、横征暴敛,主张兴利除弊,反对竭泽而渔,要求改革盐政,推行屯垦,允许民间开采金、银、铜等矿,提出自铸银币之理论,探求利源。林则徐面对现实,“下恤民生”,“上筹国计”[8]企图利国便民,这与那些“国计民生,非所计也”,“官方吏治,非所急也”[9]的腐朽官僚相比,无疑别若天渊。作为一个掌握一定实权的封疆大吏,林则徐几十年如一日,经世匡时,重视民生疾苦和稼穑艰难,维护生产发展与“小民”生计,注意吏治,俯顺舆情,“知民情向背而顺导”,“出于污泥而不染”,“以劳定国”,“以死勤事”,对百姓、对国家确实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就这些而言,我们称林则徐为一个类似诸葛亮、魏征、包拯、王安石的勤政清廉,为民造福的爱国者是绝不过分的。但是,这仅仅是传统的清官良臣、忧国忧民型的爱国者,没有也不可能跳出旧式忠君爱国之藩篱。我们之所以充分肯定林则徐,这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林则徐在鸦片战争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高举反侵略之大旗,将晚年的全部心血倾注于厉禁鸦片,抗击列强侵略,捍卫民族利益的斗争事业。

勇赴国难,“肝胆许国”

早在16世纪明万历年间,鸦片只是作为药材而准许输入。随着时日推移,鸦片的输入与日俱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成为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革命更成为“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自1773至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鸦片贸易后,60年间由1000箱左右增至21885箱,鸦片输入激增近22倍。道光十四年(1834)至道光十九年(1839)间,鸦片输入又由21885箱增至40200箱。“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10]其一,流毒地广。严重的鸦片烟毒已泛滥中国,不仅遍及内地18省,即使关外沈阳也有鸦片销售。其二,吸食人众。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从现任文武官员绿营兵丁到商贾优伶,几乎所有行业都有服食者,正所谓“食者愈众,几遍天下”[11]。“兴贩者不知几何,开设烟馆者不知几何。”[12]其三,贻害无穷。罪恶的鸦片走私给英国带来血腥的暴利,却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不仅戕害人的健康,并且麻痹人的智力与意志”[13],造成大批不事生产也无法生产的蠧虫,不但败坏道德和社会风尚,也引起社会生产力的萎缩,加重清朝的吏治腐败。白银不断地消耗于月白灯红的鬼市之中,夺走了正常的社会购买力,影响到商业和手工业,使众多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受到沉重的打击。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日甚一日,一方面导致金融恐慌,“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14]。另一方面也造成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水平的激剧、普遍下降。禁烟与否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瞩目的中心问题,也成为爱国与卖国的分水岭。林则徐在这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15],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决心以肝胆许国,殚竭血诚,“为中原除此巨恶”[16]。不仅在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任上坚定地领导了严厉的也是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而且在革职查办,即使流放新疆的厄运时期,依然爱国重于爱身,义无反顾地坚持抵抗侵略。

在江苏巡抚任上。林则徐早年就注意到鸦片的流毒,并逐步认识到“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谋财害命”[17],不仅是有伤人伦风俗的道德问题,而且是危害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问题。他忠实地执行清政府的禁烟法令,“随时认真查访,力拿严惩”[18]。又采访戒烟良方10余种,向民间推广,并严令禁止种植、销售和买食鸦片烟。在他的努力下,江苏禁烟取得初步成效。

在湖广总督任上。林则徐任湖广总督的前一年,即道光十六年(1836),许乃济挑起了弛禁与严禁之争。林则徐当时虽因督防清江秋汛等未予参与,但对严禁主张深为拥护,并决心身体力行。在湖广总督任内,林则徐注意到鸦片泛滥对军队官兵的腐蚀,严禁营兵吸食,决定“嗣后营兵有犯,除该兵丁革退重办外,将该管千把一并斥革严惩;如千把、外委有犯,将该管将备严参重处”[19]。同时根据苏省禁烟经验,继续向民间推广除瘾良方,号召戒烟。道光十八年(1838)夏,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上《请严塞漏巵以培国本折》,痛陈鸦片耗银于内、漏银于外,渐成病国之忧,喻请严塞漏巵,禁绝鸦片。黄氏禁烟疏锋芒直指吸食鸦片、包庇走私、利用禁烟中饱的鸦片受贿集团,立即引起朝野震动。在道光下旨各省将军、督抚“各抒所见”展开禁烟大辩论时,林则徐接刑部来文,5天内就上书复奏完全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并提出禁烟的六条具体建议[20]。复奏后在武昌、汉口等处设局,收缴烟枪、烟斗及一切器具,余烟解送总督辕外当众刀劈焚毁,在湖广地区首先展开了名副其实的禁烟运动。针对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的弛禁主张及道光帝举棋不定之心理,林则徐再次上书痛陈鸦片流毒之危害时指出:“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21]终于使道光帝从留恋鸦片利益的迷梦中醒悟,看到鸦片流毒引起银荒、兵弱的可怕前景,而下决心倾向严禁派,使严禁鸦片的运动在全国陆续展开。

在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任上。林则徐受命为赴粤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这是禁烟派的暂时胜利,也是林则徐蹈汤火、入坎坷、陷危机的开始。但为塞中国大患之源,除奸拯弱,免毒流于四海,林则徐决心“竭其愚悃”[22],“置祸福荣辱于度外”[23]。“苟利社稷,不敢竭股肱以为门墙辱”[24]。赴粤后,林则徐站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捍卫中国主权尊严的坚定立场上,力排各种阻力,展开禁烟运动,与英、美等国鸦片烟贩展开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由于林则徐立足禁绝来源,又进行了一系列有效准备,制定了合乎实际的政策,终于在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至五月十五日(6月25日)将从英美等国烟贩手中缴获来的价值800多万两白银总重23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滩当众全部销毁。这是自雍正九年(1731)清政府正式禁烟100多年来规模最大,行动最坚决、最彻底的一次禁烟运动。大灭了鸦片贩子偷卖毒品猖獗一时的嚣张气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的掠夺政策,大长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志气,也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斗争之帷幕。

林则徐不仅厉禁鸦片有成效,而且面对坚船利炮的武装侵略,大义凛然,表示“我们不怕战争”[25]的英雄气概,购置大炮,招募水勇,充实广东水师力量,提高战斗力。添建尖沙咀、官涌炮台,整顿海防,积极备战。道光十九年(1839)下半年接连取得九龙之役、川鼻之役、官涌之役的胜利,道光二十年(1840)上半年又取得长沙湾和磨刀洋等焚毁敌船的累累战果。“民沾其惠,夷畏其威”,“烟销瘴海,威慑重洋”,“勋留东粤,泽遍南天”,这是人民对林则徐禁烟抗英的崇高赞扬。

在革职查办和流放新疆期间。英军在广东受到打击后进攻福建,又被邓廷桢在厦门击败,转而去浙江攻下防务空虚的定海,又继续北上天津骚扰,引起清廷一片恐慌。在琦善等弛禁派也是投降派的攻击下,道光帝“以功为罪”,指责林则徐“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26],决定革职查办,旋即以肇启衅端之罪名,“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27]。林则徐对于道光帝以功为罪,遣忠惩良的错误处置,无可奈何,但抗御外侮报效祖国之志却不因遭此厄运而改移。这表现在:吏部正式公文未到之前,仍坚持职守,“往黄埔看夷船”、“赴校场监马射”[28],决不放松战备。在羁滞羊城,听候查问的日子里,林则徐成了暂时署理两广总督职务的广东巡抚怡良的顾问、参谋和指导者。林则徐不肯临难苟免,身处逆境仍向道光帝痛陈禁烟抗英不要半途而废,并请求到浙江前线“随军效力”。在未去浙前积极协助怡良布置海防,揭露琦善出卖香港,并捐资募福建义勇以抗英。在充军伊犁途中和谪戍期间仍然关怀国家命运,系念民族危难。即使晚年致仕归乡,仍联络福州百姓,将企图侵入福州的外国强盗赶出去。

从赴粤查禁鸦片到养老归家,林则徐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与鸦片战争前勤政清廉,为民造福的境界相比有了质的变化。他的反侵略爱国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民族斗争中所表现的反侵略爱国。像岳飞、辛弃疾之抗金,文天祥之抗元,于谦之抗蒙古,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之反清,虽然在当时有反对民族压迫,反对暴政的进步意义,但毕竟只是兄弟民族之间更朝换代斗争的一种反映。像戚继光平倭,郑成功驱荷,康熙帝抗俄,虽然具有武装反抗外国侵略,捍卫中华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性质,但其时之倭寇,老牌的荷兰殖民者,封建的沙俄侵略者,毕竟还只是局部地区的较为单纯的侵略、掠夺活动。而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掠夺原料,开拓市场,倾销工业品,企图用罪恶的鸦片和杀人的火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变中国为商品市场和殖民地。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奇变。侵略者是世人轻漫的“岛夷”,侵略的威胁不再是改朝换代,而是关于国家和民族之存亡。无论是复杂性、危害性、艰难性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从反侵略的爱国主义传统来看,林则徐无疑是中华民族古代史上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体现者,是古代中国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反侵略爱国者。从揭开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帷幕的爱国壮举来看,林则徐被称之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个杰出的爱国者也是当之无愧的。

信民用民,师夷制夷

为了取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抛弃地主阶级之偏见,相信民心可用,和人民大众暂时地团结起来,去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不仅找到反抗侵略的伟大力量,而且深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之真谛,放下当朝大员的架子,正确处理抗敌与师敌之辩证关系,提出师夷制夷的主张,在近代史上第一个开眼看世界,这是林则徐作为一个走在时代之前列的伟大爱国者尤为值得称道的进步性所在。

林则徐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爱国者,由于阶级本质的决定,早年在杭嘉湖道任上镇压过湖州府属农民抗粮斗争;晚年任云贵总督时也曾残酷地镇压少数民族,后来又奉咸丰帝之命,以抱病之躯兼程前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固然是林则徐的历史污点,但林则徐毕竟与以往或同时代的其他地主阶级官吏不同,能正视英国殖民侵略者坚船利炮进攻的严峻形势,顺应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发展趋势,相信民心可用,敢于号召“一切民人”起来保家卫国。

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忠心爱国与善于爱国,虽然有内在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在当时的形势下,依靠什么去反侵略,去捍卫民族利益,这是林则徐必须及时解决的事关能否实现爱国抱负的疑难课题。依靠清军吗?当时的清军,腐败透顶。可以说是武备废弛,纪律败坏,根本谈不上战斗力;清军的武器装备也很糟,破船旧炮、大刀长矛,依靠这种军队是很难担负反抗侵略,保卫海防重任的。依靠清朝官吏吗?清朝官员大多是颟顸糊涂、尸位素餐的满汉地主、贵族,而像林则徐这样的干员和爱国者真如凤毛麟角,显然,依靠这些贪庸官吏以抗英也是不可能的。而人民群众,尤其是广东人民群众,“竭其终岁之操作,不足以偿暗室之一灯”,对鸦片烟贩深恶痛绝;战争爆发后,英军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更是直接威胁到每个善良百姓的生死,从而在强敌压境,大灾临头之际同仇敌忾,对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殊死的反抗,表现出与清军、清吏截然不同的英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林则徐进步之处就是他能正视残酷的现实,能将目光转向人民群众,高度重视“内地民情”和“民间丁壮”的力量,相信若加利用,必能自保身家。对绅民,林则徐号召“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团练抵御”[29];对士民,林则徐要求诸生揭发鸦片屯户姓名及水师贿纵情形[30],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对下层民众,自“夷馆工人”到“滨海小民”、“渔民疍户”以至各种无业游民都注意收而用之,或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甚至一再发布告示,宣布“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开枪阻击”[31],“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32]。正由于林则徐相信民心可用,从而对禁烟和抗英斗争充满必胜信心;正由于林则徐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一切民人”,从而取得禁烟的辉煌胜利和广东抗英的初步胜利。林则徐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并且敢在一定限度内发动、组织人民群众杀敌,这不仅使林则徐与那些“防民甚于防寇”的汉奸卖国贼有质的区别,就是与那些力主抗战却不敢利用民力而无法进行有效抗战的爱国官员相比,也有明显的鹤鸡之分。

林则徐不仅相信民心可用,而且开眼看世界,倡导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师夷制夷。

唯有一腔爱国深情,才会在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面前,看到强敌的长处,正视自己之不足,放下架子,虚心探求救国救民之道。林则徐正是这样的爱国者。他深知大刀长矛落后于坚船利炮,也懂得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首先认识到要有效地抵御外侮,必须熟悉外情。他批评当时的“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认为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于定控制之方。一到广州就“评考禁令,访悉近来情事及夷商轻藐所由来”[33],令人“侦探夷情,查访汉奸”[34]。林则徐还在近代第一次广搜熟悉夷情的人才组成翻译班子,有计划大规模地搜集、编译外国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世界历史地理知识,法律、军事技术著作。在近代第一个放下封疆大吏的架子,亲自向外国人询问军事、政治外情,请教有关国际知识。由于对世界各国的基本情况和国际贸易关系有较具体了解,所以能有效地利用美、法与英在华矛盾,利用英国内部有人抨击鸦片走私的斗争形势,从而制订并坚持了严禁鸦片走私与鼓励正常通商相结合的外贸政策,以及以夷制夷的斗争策略。由于对各国法律有所了解,所以林则徐能根据国际法坚持要英方交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按中国法律治罪,维护了中国司法之尊严。由于了解英国政治、军事及国际关系中的情况,从而正确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制定“以守为战”[35]的军事方略。

林则徐通过了解外情,特别是了解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之发展历史和富强现状,虽然这种了解还是表面的、肤浅的,但毕竟打破了清代闭关锁国、闭目塞听的沉闷局面,改变了晚明以来腐儒“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两家遂成隔阂”[36]的状况,开创了一代新风气。

林则徐不仅注意到了解西方,还认识到制夷必须师夷,只有师夷才能制夷。以民族利益为前提的爱国、救国抱负,使林则徐能够区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性和先进性,把抵抗西方侵略建立在承认“夷之长技”并决心“以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坚实基础上。林则徐明确指出,英国“船坚炮利,……是其长”[37]。并且密购西洋大铜炮和生铁大炮,搜集绘制战船图式,仿造欧式双桅战船。革职后,仍呼吁“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即使流放新疆,仍念念不忘师夷长技,筹划造船制炮。

林则徐站在时代的前列,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者,为他的挚友魏源正式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和“师夷长技”之方案提供了实践基础。林则徐的师夷制夷实践不仅为中国向何处去指出了方向,而且促使一批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商人中的仁人志士学习西方,为救国救民而苦苦探索: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洋务运动主将之一左宗棠,维新运动发动者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这些英雄豪杰、时代精英,虽然其思想和事业都远远超过了他,但又都无不是沿着林则徐开辟的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前赴后继,艰苦奋斗的。

林则徐生活于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炽热的爱国心,不朽的民族魂,使他为官40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38],一生刚正不阿,勤政清廉,为国解忧,为民造福。鸦片战争前是个关心民间疾苦的清官良臣,以劳定国,以死勤事的爱国者;鸦片战争后,“余生岂惜投虎豹,群策当思制犬羊”[39],在不忘人民疾苦,注意维系国计民生的同时,更是临大难而不移其爱国爱民之志,厉禁鸦片,坚决抗英,相信民心可用,力主师夷制夷,是个杰出的反侵略的进步爱国者。

注:

[1]左宗棠:《林文忠公政书序》。

[2]《云左山房抄卷》卷1。

[3][4][17][18]《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47、152、135页。

[5]林聪彝:《文忠公年谱稿》,钞本。

[6]林则徐:《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明瀚)书》。

[7]陈康祺:《郎潜纪闻》卷8。

[8]《林文忠公政书》甲集,《江苏奏稿》卷2,第21页。

[9]《清史稿·洪亮吉传》。

[10]魏源:《海国图志》卷37,第1页。

[11]《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216页。

[12]《鸦片战争》第2册,第136—137页。

[13]《鸦片战争》第6册,第555页。

[14]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9,第110页。

[15][19][20][21][23][34][37]《林则徐集·奏稿》中,第571、440—441、567—571、600、627、747、676页。

[16]林则徐:《致叶小庚书》《致沈鼎甫函》。

[22]《鸦片战争》第2册,第570页。

[24]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25]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l,第228页。

[26]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3,第393页。

[27]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9,第1056页。

[28]《林则徐集·日记》第371—372页。

[29][31]《中国丛报》卷八,第5期。

[30][33]梁廷枬:《夷氛闻记》第24—25、18页。

[3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第31页。

[35]《林文忠公政书》第238页。

[3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39页。

[38][39]《云左山房诗钞》卷6。

(《抚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