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时代（二）

入行:误入“歧”途 从一而“终”

腊月二十三灶神爷述职时,我来到人间——江西抚河边水乡小镇的一个小商之家。这年是己丑年,属牛。属相是在农历年交替时变换的,农历纪年和公历纪年总有一段时间交叉。年末出生的虽然是牛,但“小”。过了年三十才出生的属虎,但“大”。所以,我属小牛。

小镇位于抚州上游,系抚河水路运输枢纽,赣抚平原主要农副产品集散地之一,民国以前印刷业很发达。在公路不通、汽车还不普及的时代,甚为繁华,素有“小上海”之称。小镇有文化站、工人俱乐部,有中学、小学,还有夜校。印象中,小镇总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下南昌、跑上海、走武汉的生意人不少,外出求学的人也很多。我家的左右都是小店铺,一家接一家。街面的青石板路,被经年往来的独轮鸡公车碾出深深的车槽。镇临抚河湾,水面宽流缓,碧绿潆潆。在河边吊脚楼上,总能看见远处扯满风樯的木船在水面上缓缓地移动。码头上,人声鼎沸,闹腾到很晚。不知何时开始,也不知什么原因,大致我上学后,小店都关了门,街面清静下来,河面帆船难见踪影了。工人俱乐部、夜校关了门,只有文化站和中、小学还在。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私有制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我记得,小学启蒙的第一节课,是跟着老师读工人、农民,米、面、稻子、麦子,马、牛、羊、鸡、鸭子这些字词。后来还学“玻、坡、摸、佛”什么的。小镇上的文化站,有很多小人书、小说。只要交一块钱的押金,就可以循环借书看。读高小时,正好碰上“瓜菜代”的岁月,文体活动好像都没有了。在饥肠辘辘时,我找到了精神食粮——文化站的小人书。特别是多达几十本的《三国演义》,让我爱不释手。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关张赵马黄的马上武功,搞得年少的我总是心驰神往。《三国演义》等小人书不仅“填饱”了我的饥肚饿肠,也无意中培养了我对中国历史的最初兴趣。

饥饿岁月结束的第二年我上了中学,据老师说,我是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初中的。那时的中学,考试很少,分数也不像今天这样看重,除听课做作业外,还有较多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一度我痴迷于小说。从文化站借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岳》《说唐》《七侠五义》《封神演义》《杨家将》《隋唐演义》等历史小说、神话小说、武侠小说,还有《苦菜花》《迎春花》《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反映近现代斗争生活的小说。文化站的小说几乎被我过了一遍,翻阅净尽。往往看得如痴如醉。夜深了,为了防止父母发现灯光,就用板子遮着光看。上课了,也“贼胆包天”偷偷地看。有一次被科任老师抓个正着,结果挨了班主任一顿好训。初中快毕业了,由于家境贫寒,也由于读书人在社会上并不吃得开,先慈要我去学木匠,并联系好了师傅。于是,毕业试一完,我就卷好书包准备“逃亡”,结果被班主任赶回教室。

后来填报升学志愿时,乱填一通,也没有填师范。暑假时却接到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由于读师范不要钱,父母反复商量后终于作了决定,给我几块零用钱,让我挑着被盖草席和几件旧衣服,独自步行几十华里,走进了陌生的师范学校的大门。那时,我刚十五岁。

40多年了,我至今仍从心里感激我初中毕业时的班主任——何开桂老先生,是他把我赶回课室,很有可能也是他帮我修改了升学志愿。不是他,今天的我也许是个一日不动一日不食的老木匠。

进入师范学校是偶然的、盲目的。但是,我执教十年后再考大学,却是在思想反复、激烈斗争后下的大决心。那时,我是全县中学里最年轻的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爱人收入微薄,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还很年幼。可以说事业前途光明与家境生活窘迫同在。很多人,包括我的亲友和同事,都对我报考大学不甚理解。但是,十年乡村教学的实践,使我深知自己知识的支离破碎与缺失,“文革”以来的经历更使我懂得上大学深造机会的稍纵即逝。心中彷徨时,我想起北宋苏老泉27岁才发愤读书,十余年后终于学业大进;想起革命老人徐特立40多岁,特别是英烈母亲、小脚老人葛建豪50多岁,还远涉重洋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们的求学事迹鼓舞了我。“为有牺牲多壮志”,人生能有几回搏!当我决心放下校长面子和不顾生计艰难的困扰,悄悄报名与学生同场竞技时,离进考场已不到一个月。还好,上苍保佑,没让我在学生、同事、朋友面前丢人。全校只有我这个校长一人是破网之鱼,分数上线,且远超本科录取线。至于专业,我的选择则是异常的单一、明确,那就是师范历史。有的志愿,除掉师专没有历史专业外,本科以上第一志愿都是历史。之所以如此情有独钟,回想起来很简单:一者公办老师限报师范院校,我也习惯虽然清贫但却寒暑有假的教书生活;二者我的史、地都是九十多的高分,录取把握较大;三者少年时代培养的历史情结,使我成年后对神交古人、趣味无穷的历史比较向往。

大学四年,生活是十分拮据艰难的,然而,读书却十分刻苦用功(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大抵如此)。那时的同学间虽然年龄差距很大,阅历也殊为不同,但发奋努力却是一样的。我是以系学生会主席、班长兼党支部副书记、四年三好学生荣誉毕业的。当时的我,虽是三十岁出头却有十年党龄,在鼎新革旧、新老干部交替的80年代初,按当时流行的说法,那可是个“四化”干部苗子。但是,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我失去了在省城某理论宣传部门工作的“门票”,随即我又放弃了进县城组织部门的机会(事实上也就是放弃了仕途),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老本行,拿起了师专的大学教鞭。几年后,应所谓正规化教育的需要转到党校当理论教员。再后来,随着小平南巡掀起的南下热潮,已是地委党校组教科长兼函办主要负责人、地区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的我,为了彻底解决家庭经济的后顾之虑,几经踌躇,痛下决心,背井离乡,举家南迁,以一个普通老师的身份加盟顺德一中,重操上大学前的旧业,从零开始当起了抓升学搞分数的中学历史教书先生。此后,我虽然失去了比较悠闲、潇洒的党校教员生活,但也可以全身心地从事我喜欢的历史教育事业。十几年过去了,回想这段往事,得耶?失耶?真是天晓得!

迄今,我前前后后站了四十年的讲台。从中学到大学、党校,再到中学,一个轮回,转眼间就年近花甲。我平素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衣暖食足即可。对所谓现代人的业余“精神”生活也兴趣不大。我的活动空间很小,就在家——校——家,或者说校——家——校间兜圈。生活内容简单得就是六个字——读书、教学、写“书”,地道的“耕”(舌耕、笔耕)读人生。在他人看来,我的生活十分单调、枯燥、了无趣味,而我却感觉十分丰富、充实、兴味盎然。教书先生,虽然不像红顶仕途那样可以步步高升光前裕后,可以呼朋唤友车马如簇。但是,世事万物都是一种平衡。有得就有失,有失必有得。得就是失,失也是得。教书毕竟是个阳光事业。既没有商海沉浮与破产揪心,也没有官场险恶与失位惶恐。不用担心河边湿鞋,不用忧虑触法熬煎。终年面对的是阳光灿烂、朝气蓬勃的少男少女。谈天说地、讲古论今,其实是十分开心的。教书生活,虽然平淡,但读书、教书生活规律,育儿教女心里踏实,今天知道明天干什么。把书教好了,就行。如果没有非分之想,那就不用看别人的眼色,更不用巧言令色、低眉垂首去博取上司的欢心。做人有自己相对自由的思想和大致独立的人格,我以为这是十分难得的。所以,我虽误入“歧”途,中道也可转业,却遵道而行,从一而“终”。而今,子女均已大学毕业并成家立业,我晋升为爷爷、外公,三代同堂,含饴弄孙。作为一个老教书匠,我也“混”到个特级教师荣誉,虽然没有什么物质财产,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但精神感到很满足,从未后悔大半生走过的耕读之路。

读书:泛观博取 熟读精思

读书,在我看来,既是一种谋生需要,更是一种生活享受。人活着,不仅需要米面等物质粮食,也需要书籍等精神食粮。我自感读书是很愉悦的事,这在我小时看小人书时就已经深有体会了。上大学前的十年乡村教书生活与现在不同,那时,由于社会没有分数的概念,学校也没有考大学这回事,因此有幸能够摆脱如今校长、老师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和应试压力。有大量的阅读时间允许我虽无计划却扎扎实实地读了几年书。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那一段时光是没有虚度。

读书之乐,源于能与古人神交、和名人对话。那是因为每次阅读,都能领略古人、名人的智慧,或多或少有所教益。做教书先生的,尤其教历史的,我觉得无事即读书应该是天经地义之事。小时候,穷,买不起书。年轻时,手头较紧,很少买书。今天不同了,手头较为宽裕,因而,逛书店淘书,那是经常的,也是十分开心的。日积月累,我的藏书大致六七千册,不多,但经史子集都有一些。

读书,我主张12个字:旧书新读,泛观博取,熟读精思。旧书新读,是说以前读过的书,还可以重新读,尤其是一些经典著作或者专业著作。温故而能知新,将旧书读出新的味道,新的理解,新的收获!泛观博取,是说读书要广泛,经史子集、“三教九流”,不必过于“挑食”,也不必追究甚解,更不强迫记忆,为的是读得轻松,精神满足,心灵寄托。只要日积月累,自然能够博取多方面知识充实自己。熟读精思,是说读书又要有所选择,重要的专业著作、理论著作,要反复细读琢磨,生疑发难,刨根问底,这样才能得其精髓,不随波逐流而有独到的心得。我读书,文、史、哲类都喜欢。而史海钩沉、人物传记可以说读得最多,也最杂。不过,基本是泛观,完全是凭喜好、兴趣,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各类专史,包括典章史(如会要)、学术史(如学案)、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史学史、科技史、教育史、思想史等;各类断代史,如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各类国别史,如美国史、日本史、英国史等。我认为,教中学历史,不必费过多的时间精读所有此类著述,一般的涉猎就可以了。我想,只要大致知道什么事在什么书中,用时再去查找就行。因为教学或研究需要时,再仔细翻书也来得及。我觉得应该熟读精思,也尽力去熟读精思的,则是下面几类书。

近现代人的理论著作。我认为,最值得旧书新读且熟读精思的是毛主席著作。“文革”期间,“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功夫”,似乎人人读毛主席著作。的确,不少人是认真读,而且是当作真经来读的。当然,彼时的我也不例外。但是,今天的我,主张熟读精思毛主席著作却不是响应谁的号召,而是一种自觉,一种来自心里的认同。大学毕业作论文时,欧阳琛先师要我细读《论持久战》,反复揣摩毛主席是怎样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这对我很有影响。我自己四年大学看了不少近人著作,但独服毛主席,认为只有毛主席对中国国情研究得最为深刻。在竞争激烈甚至残酷的党内斗争和阶级对垒中能杀出一条道路,并坚持到最后成为胜利者,绝不是偶然的。我的子女参加工作后,我经常对他们说,要想在做学问上有所进步,甚至大小会议讲话发言有质量,向毛主席“讨教”是最划算的。毛主席著作最值得细读,熟读精思必定大有收益。每当我的学生和年轻老师朋友要我向他们推荐好书时,我也会告诉他们,毛主席的著作将使每个真诚读者受益终生。

大凡著作,我想,要拥有众多读者,最重要的是使人愿意读、喜欢读、容易读。毛主席著作,我之所以愿意读、喜欢读,也感到容易读,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思想的深刻与语言的精妙。我佩服他几乎没有一个生僻高深的字眼,几乎是口语化的文章里却蕴藏深邃而有力的道理。即使是《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此类深奥玄妙的哲学著作、军事著作,读起来也是轻轻松松的。好比聆听一位哲人的随性谈话,娓娓道来,却又意味深长。那份流畅、那份明白、那份清楚会让你如饮甘泉。每每掩卷沉思,总能品味到那种通俗语言表达艰深思想的大家风范。

古代历史名著。我最喜欢读《左传》、前四史与《通鉴》。其中首推《史记》,特别是《史记》的世家、列传。司马迁《报任安书》曰:“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又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我总是反复体会司马迁写此信的复杂心情与志向抱负。《廉颇蔺相如列传》,人们都知道廉蔺将相和,敬重蔺以国事为重的大度与廉颇负荆请罪的知错能改。而我读到廉颇在位门客聚、失位门客离时,真真看清楚官场其实是商场,权势得失与世态炎凉的不离不弃关系。《史记》这一生活教科书对人、对事、对社会的描写实在是神了、绝了。还有《通鉴》,也可以说百读不厌。《通鉴》是北宋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用了十九年时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磨砺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借鉴。《通鉴》因史才高手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而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不仅具有相当高的史学价值,也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清代学者王鸣盛曾这样称颂《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对于《通鉴》,我最喜欢读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观点的“臣光曰”。例如,“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周纪一》)写得多言简意赅!撇开所谓德才因时代、阶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外,仅就德才及德才关系而论,就是今天,人们的人才观难道还会比司马光高明多少吗?每读于此,我都感觉到司马光评论之敏锐深沉和超越时代的价值。想一想,与古代有思想有作为的名人神交对话,这跟打麻将筑“长城”、卡拉OK劲舞狂歌相比,不是一种更高级的享受么!

近现代人的通史著作。在近现代人撰写的通史中,我最喜欢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后来出了《中国通史(全十册)》,主编仍为范老)。他提出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等问题,并进行了论述。他的一些史观和结论,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以今人的眼光看,不一定都令人信服。但他对历史问题的条分缕析,那种学问功底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行文,具有独特风格,没有八股气,通俗易懂。

台湾陈致平先生的十卷本《中华通史》是部不可多得的、颇具特色的史学巨著,我也很喜欢读。陈先生是史学大师陈垣的入室弟子,据说也是言情小说大师琼瑶的父亲。陈先生以一人之力完成这部巨著,由此推想其耗费的精力和艰苦治学的毅力,那是十分了不起的。我最欣赏的是《绪论——对于中华历史应有的认识》这一部分,其中的连续五问——什么是历史?为什么要研讨历史?何谓中国史与中国通史?中国历史的价值?什么是中华民族?实在是读史者不能不思考、不能不探究的问题。他站在传统“正史”角度,用自己的史观看中华历史,用通俗明白的遣词重新梳理中华历史。图、表、文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叙述深入浅出,完整明晰,字里行间微微吹来的是有别于大陆的港台文风,品读浏览,都很有味道。

世界历史的著述,除一些人物传记外,我的兴趣不大,读得也不多。这是我耕读的一大缺陷,也是我作为历史教师的一大不足。我读世界通史、专史方面的书,那纯粹是职业需要,是理性读书,属于不想读,又必须读、耐着性子读之类。比较而言,喜欢读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该书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从全球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运动、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我的有限见识看,这在中国人写的历史著作中是很少能见到的,很符合当前流行的史观和历史新课改理念,值得一读。此外,林达著的《近距离看美国》,用书信形式,通过一个个故事介绍美国的历史与现状,我是有空就读,断断续续的阅读,点点滴滴的积累。

历史研究、历史教学研究杂志。此类杂志刊载的文章,是今人对历史问题、历史教学问题的见解,比较集中反映历史的疑点、历史教学的难点和时代的热点。那是必须读的。在师专、党校工作时,《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党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理论》《世界历史》等杂志是每期必读。再教中学后,上述杂志虽然还会隔段时间翻翻,但只是看看标题,了解史学研究的基本动态而已,而《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历史教学》《历史学习》,还有《中学历史教学》则是我案头必读之物。刚到顺德一中,我曾一度有空闲就泡在学校图书馆,将馆内有限的中学历史教学杂志统统的浏览一遍,心中力求做到两个心中有数:一是中学历史教育界的名流学者大致有哪些,在哪里,主要学术观点是什么;一是中学历史教学基本理论、历史高考的基本动态。这两个有数,使我很快适应中学历史教学的需要,即使是抓历史高考,一门心思搞分数,也没有居于人后。宋真宗在《劝学诗》中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对别人而言,也许是真的,但拿我来对照,则谬之又谬矣。不过,书倒是我谋生立业之基。没有书,我是无法谋生的。书也是我人生快乐的源泉之一。如果没有书,这日子还真不知道怎么过!

开卷有益,这是至理名言。然而,读书不仅要开卷有益,还要开卷有疑。无论读什么书,即使是经典名著也不例外。所以,我的信条是:既信书,又不信书;尽信书,不如无书。读《释迦牟尼》,看到王子释迦牟尼放下财富、地位这一切去苦行,真是百思难得其解。我想,财富、地位,这不正是自古以来人们所共同期盼、苦苦追求的吗?释迦牟尼为什么放下这一切去苦行呢?我想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想找寻在他看来比财富、地位更珍贵的东西。能是什么呢?只有一样东西——真理。唯有真理,在这种圣人面前才最有价值。佛家讲“空”,人们以为什么都空,什么都不做,就是否定一切。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真是这样吗?其实不!否定一切的“空”,恰好正是佛教批判的一种迷信和偏见,是最常见的一种断灭论。而佛祖倡导的不是消极的人生态度,相反,却是积极的生活态度。如果读书不疑,是不会有这点收获的。

我的开卷有疑,不一定都疑得有理,也许是胡问乱疑;不一定疑而有效,也许思而无果。然而,我相信先贤名言,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子曰:“无疑者须教有疑。”所以,我想,怎么乱疑问、无结果,也比没疑问要强得多!道理很简单,那是因为开卷有益,往往就是在这种开卷有疑中得到的!

书是愈读愈多,但也愈来愈感觉自己在诸多领域的无知。好比北京外环,每出了一环,都会感到更多的茫然一样。“学,然后知不足”,是之谓也!

教书:舌耕不止 思辨不已

什么样的先生是好先生?虽然我教过中学,教过大学,教过党校,回头又教中学,可以说经历“复杂”“曲折”,也可以说“见多”“识广”;虽然我已经有四十年的教学实践和思考,现在还在教学第一线实践和思考,但我还是没有找到自认满意的答案。作为教书先生,我只知道最高的境界,应该是学高德厚。而学高德厚的确切内涵与外延,人们的理解虽说不上人见人殊,但要一致恐怕很难!

我以为,德厚,就是道德操守高尚,在在堪为人师。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师必有其徒。是否真有其间的必然性,我并不敢坚信。但父、师对子、徒的影响很大,我却是丝毫不疑。我总觉得,慈悲为怀、充满爱心是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因此,心中的人师,如果政治因素不谈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心存慈悲,具有菩萨心肠。因为,人类社会最可怕的就是行为的残酷和精神的冷漠。而善良的教书先生能让成长中的学生看到虔诚和善良,懂得悲天与悯人;心中的人师,应该律己严格、诚实正直。当今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水平下降。自以为是,弄虚作假,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可谓司空见惯。而诚实正直的教书先生有铸就学生优良质量的可能。至少能给学生一个洁身自好、正人君子的学习榜样。心中的人师,应该心胸宽阔、襟怀坦荡。这样的教书先生能使学生志存高远,成就事业。心中的人师,还应该实事求是、治学严谨。这样的教书先生能使学生热爱读书、勤于思考,能够远离简单、学会深刻,能够心态平和而坚韧不拔。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我谨记着这一古训。

不知别人怎么看,我自以为,学高,就是学问渊博,可让弟子予取予求。在科技发达的2l世纪,面对知识多元化、信息多渠道时代的高中生,要做到予取予求谈何容易!在我看来,至少有两座“珠穆朗玛峰”需要翻越:一座“珠峰”是过硬的内功,即有宽厚宏博的历史专业知识基础,辅之以大量的文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后盾;一座“珠峰”是过硬的外功,即娴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没有过硬的内功,作为先生,在传道、授业、解惑上,必然缺乏信息量的广度和剖析事理的深度;没有过硬的外功,作为老师,在传道、授业、解惑上,必然缺乏教学形式的鲜活和教学效益的久长。

我知道,每一个老师都在以他们各自的形象和内涵影响着自己的学生。我自己的老师,他们身上那些美好的人格特征和精神质量,鲜活的教学点滴,事实上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自己。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我心中非常明白,我达不到我自己私下确定的学高德厚的人师标准。实事求是地说,还差得很远。我更知道,自己一辈子,甚至两辈子也达不到这个高度。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几十年来,我始终还是认定这个目标,并不断努力、践行。之所以这样固执甚至到愚昧地步,是我知道老师的形象和教养自始至终都会影响每一个学生的人生。每虑及此,敢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也许很多人不会认真地思考和承认这个问题,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不能否认的真理!

学高德厚,不是玄虚的,它应该有切实的落脚点,而这个落脚点,我以为集中反映在课堂的传道、授业、解惑上。因而,如何上好课,作为教书先生,这也是不能不思量的问题。我生也愚鲁,始终找不到终南快捷方式。只知道办什么事都要认真,上课更应该如此。我历来主张,大凡上课都要九分备课,一分上课。备课是无止境的,应该常备常新。有人以为,学历高、教龄长、经验多的老师,在备课问题上是轻车熟路,小事一桩。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认为,愈“高”、愈“老”、愈“多”的老师愈要备课,愈要认真备课。否则,会出笑话的。因为,正是这种老师“见多识广”,特容易犯信口开河、自以为是的错误!当然,备课是否一定要写成某种格式的书面教案,那又当别论!

如何上好课?正确处理教学形式与教学内容关系尤为紧要。在我看来,形式虽然很重要,但内容更为重要。现在时尚的是,在教学手段上费尽心机,花样唯恐少了,色彩唯恐淡了,而不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教学内容上呕心沥血。我以为这是买椟还珠,本末倒置。课上得好坏,前提是必须在内容上做到四个“吃透”,即“吃透”课标、“吃透”教材、“吃透”考纲、“吃透”学生。都“吃透”了,怎么讲都好办。

什么样的课是好课?一般认为必须有三性,即科学性,决不能传授错误的知识误导弟子;艺术性,至少要化繁为简,通俗易懂,使弟子清楚明白;教育性,事事渗透着做人处世办事的健康德育。但是,还有没有其他被常人忽视而实际上更重要的评价标准?我想应该是有的,那就是——思辨性。

30年前,我已站了10年讲台,那时一度教材也没有了,更谈不上什么教学大纲,所谓教研,简直就是新鲜事。那时的我,完全是边教边学,现买现卖。课是否讲得好,既没有文字标准,也没有考试标准。我只认定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学生喜欢听就是好课!后来读大学,我在以学生身份听先生讲课的同时,又多了一个心思,那就是从“同行”的角度分析每位先生的讲课特点与艺术,用自己的标准在心中评论长短、臧否优劣。我发现一个规律:凡是学生愿意听、喜欢听、评价好的老师的课,不论是讲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不论是讲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甚至是讲历史文选、古汉语,乃至逻辑;讲课内容也不管是引经据典缜密论史,还是纵横捭阖恣意述史,都充满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步步设问,层层剖析,贯穿其中的主线,唯是思辨。而思辨的后面,无不具有教学者自己或多或少的思想。后来,我自己在对大学生,在对党政干部,在对高中生讲历史或其他课程时,也刻意在思辨性上用力。发表一些也许正确但不一定正确、也许成熟但不一定成熟的看法。结果学生评价都还不错,自我感觉也都还行。从此,我对什么是高水平的好课,除了科学性、艺术性、教育性外,还有了一条自认的最基本的标准,那就是课堂必须充满思辨性,必须有教学者的思想!没有思辨或缺少思辨,没有或明或暗的思想急流与交锋,课堂不仅缺少真正的生气与活力,更缺少了灵魂与生命。所以,多年来,我主张并实践着以问题为中心的思辨教学,追求一种有自己思想的教学,企图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在思辨及思辨教学方面做些有益的探索。

我理解的思辨,就是惊奇、观察、质疑、分析并做出判断的理性思维(精思)。我理解的思辨教学,就是通过惊奇、观察、质疑,针对教材内容编织有内在联系的问题链,分析、判断、解决问题,形成新的认识(思想)的教学。基本方法可以归纳为三句话:讲究哲理智慧,突破思维定式,大胆求异创新。还可以总结为四看:人看此面,我看彼面;人看一面,我看多面;人看表面,我看底面;人看正面,我看反面。总而言之,反弹琵琶,独成一家!

十多年前,我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发表《<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一课的问题教学》一文,就这方面的探索进行了初步总结。本文就一节教材内容,提出了环环相扣的六大问二十余小问,大致反映我所追求的思辨教学。六大问20余小问如下:

一问:什么是工农武装割据?工农武装割据是怎么提出来的?什么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工农武装割据与军阀割据有什么不同?

二问:为什么要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不推翻国民政府行不行?不流血牺牲用暴力行不行?不像俄国那样暴力行不行?

三问:为什么能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在资本主义国家行不行?在殖民地国家行不行?在一般半殖民地国家行不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为什么行?其中:①地理条件是什么?②经济条件是什么?③政治条件是什么?④军事条件是什么?⑤其他条件是什么?

四问:怎样进行工农武装割据?是谁领导打响第一枪?何人何因决定武装割据?如何点燃星星之火?星星之火如何燎原?

五问:工农武装割据中谁的贡献大?工农大众贡献?中共贡献?杰出人物贡献?毛泽东贡献?

六问:为什么停止工农武装割据?何时停止工农武装割据?为什么要停止工农武装割据?是否意味着不再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何时又恢复工农武装割据?

我认为,破解这一问题链的过程,就是层层设问、步步解惑的过程,就是充满思辨形成自己看法的过程,当然更是智力博弈的过程。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教学每前进一步,都必须用思想的长矛大刀开路!而实施这一设计方案,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师生互动,一是老师主讲。

师生互动突出的是老师与学生的配合,强调的是课堂的活跃,是学生的说和做,或者致力于学生在某一方面的独特收获。这种方式在公开教学中是人们经常能够看到的,也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但是,依我看,大多数是行为层面或者技术层面的互动,而且,这种层面的互动,需要具有较高素质且有充分的课前准备的学生配合。偶尔为之,尚可;经常为之,难矣!道理很简单:一者学生课程多、负担重,没有充足的时间预习准备;二者中学生毕竟是中学生,缺乏历史专业知识的储备和一定的理论修养。所以,有些公开教学,看起来学生思维敏捷,应对自如,与老师配合默契,其实更多成分是作秀。

老师主讲突出的是老师的讲学,当然不是照本宣科、依葫芦画瓢的讲,而是针对教材,步步设问、层层辨析,不断有老师自己见解的讲。照本宣科、依葫芦画瓢那是地地道道的“一言堂”、“满堂灌”。而这种针对教材、步步设问、层层辨析,不断有老师自己见解的讲,实际上不仅是一种师生互动,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师生互动,即思辨层面的互动。它最大特点是不拘泥于学生是否在行为上有所作为,关注的重点是学生在活动中的理性思考和头脑中的思维运作。尽管思辨层面的师生互动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在形式上却是内隐和无形的,是超越具体活动形态的精神活动,所以经常被忽视,甚至被否定。

我所看重而经常采用的方式,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因为,这种方式能充分利用老师的知识储备和理论修养,充分发挥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指导作用,单位时间内释放的历史信息广度、事理剖析的深度都要比表面的、浅层的所谓“师生互动”方式大得多、深得多、方便管用得多。我总对我的同行们说:不要以为老师一人独讲就是“一言堂”,而“一言堂”就是“满堂灌”。老师一人独讲也可以充满玄机,也可以一波三折思潮起伏。问题在于老师是否有这个准备,是否有这个本事!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论三国,就从头到尾一人独说,但没有谁批他“满堂灌”,没有谁笑其死水一潭、效果差。原因很简单,就是易中天的讲课,一路都在质疑问难、慎思明辨。听者的思想、情感不由自主地被他一路牵着走,与他发生思想的碰撞、情感的共鸣。所以,教学是否真正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是否真正激发了学生的思维活动,是否真正有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是否真正收到良好效果,主要源于教学内容的丰富与深刻,而非教学手段的新奇与多变。平静的河面底下激荡着滚滚暗流,深入进去,更让人惊心动魄,刻骨铭心。我坚信,思辨是课堂教学的灵魂,有思想的教学是课堂教学的至高境界。所以,在我的眼中,无论历史教材怎样论述,我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尽疑问。因为有不尽疑问,也就逼着自己思考,逼着自己辨析。这无疑是痛苦的,当然也是快乐的。我之所以特别看重思辨,是因为我觉得思辨还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不仅贯穿于历史教学的全过程,也是丰富知识、提高能力的有效途径。

思辨的过程不是从命题开始,而是从问题开始的。问题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本质的体现,思想者往往会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中产生疑问,往往会凭知觉和直觉想到问题背后的道理,于是才开始了艰苦的思辨。事实是:思辨是基于对自然、对人、对社会的惊奇和观察,而后是发现问题、提炼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也就在这种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反复锻炼和不断提高。这里的能力,主要是历史学科能力,它是一种综合能力,包含思维能力、想象能力、记忆能力、表述历史问题的能力等一般能力,也包含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的特殊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归并为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四大类。它们指向的目标各有侧重,其培养训练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离开了思辨,无论什么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认为,思辨是情感、态度、价值观教学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现行课标特别强调情感、态度、价值观。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任何历史内容的教学都蕴含着的一定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没有情感、没有态度、没有价值观的历史教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情感?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价值观?理智的抑或盲从的?热忱的抑或冷漠的?消极的抑或积极的?正确的抑或错误的?健康的抑或不健康的?等等。这就涉及历史知识真伪的判别,涉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评价的立场与方法。不辨真伪,没有正确立场与方法,要想达到健康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育目标,实在是一句空话!而真伪的判断,正确立场与方法的选择,没有慎思明辨,那简直不可思议!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孔夫子说:“当仁不让于师。”东、西方先哲固然将真理的追求看得高于一切。但在大师们看来,“尤爱”、“不让”的前提不正是思辨后所崇尚的“真理”或“仁”?!

没有思辨,或者缺乏思辨,必然会导致盲从。而盲从,是谈不上什么健康、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盲从的情感、偏执的态度、扭曲的价值观,产生的后果是可怕的。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骤然兴起,席卷全国,除了一些政治因素外,多数国人的头脑发热,缺乏理性思辨,一味盲从,不能不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其后果之严重,影响之久远,众所周知,毋庸赘述。

我看重思辨,还在于它不仅是对已知的鉴别和评判,更是对未知的探索与追求。既然是探索与追求,所以我认为,不能强求思辨一定要有结果,也不能强求思辨所得的结果一定正确。如果思辨一定要有结果,或者结果一定要正确,那等于不允许理性的思辨,等于禁止有独立的思想。我想,我们追求的应是符合逻辑的思辨过程、良好的思辨习惯和坚定的质疑精神,而不是其他。因为,这是一切发明创造不可一时或缺的前提条件。当然,进行思辨和有思想的教学,那是要条件的。第一是知识。思辨的基础是知识。苏格拉底为什么强调“知识即美德”?《礼记》及历代学者为什么强调博学?这是因为,不博学,无以积累扎实的学科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而没有扎实的学科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作为基础的思辨,只能是“红头苍蝇”,乱碰乱撞!第二是无畏。对每一个历史问题的质疑与思辨,其实都是对过去的挑战。因此,思辨的过程就是战斗的过程,勇敢无畏则是思辨的灵魂。我知道,思辨固然需要外在社会环境的宽松自由,但是,更需要内在的无畏精神。在动辄犯规甚至犯法的社会环境里,思辨是危险的,甚至要坐牢杀头。但是,它并不能阻挡智者对世事万物的思考。即使是专制统治高度强化的明清时代,还有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叛逆”思想家、进步思想家的反封建思辨和振聋发聩的疾呼。即使是天主教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也有哥白尼、布鲁诺等人的科学革命。然而,缺少内在的无畏精神,瞻前顾后,畏惧专家的结论,畏惧教材的叙述,畏惧时论和世俗的制约,所谓思辨,所谓真理的追求,所谓健康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育,都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思辨者,就是思想者,而思想者其实就是战士。多年来,我在思辨教学的探索中,一直追求教书与育人的有机统一,追求知识和能力的和谐发展,那不是因为能有什么多大的功利,而是出于对师道尊严的一种向往,出于对忝为人师的一种良知。

思辨是痛苦的,更是快乐的,思辨教学也是痛苦并快乐着,我更多体会到的是快乐。我觉得,思辨使人心旷神怡,是美的营造和享受。在痛苦思辨的同时,极有可能引导自己与学生对真、善、美境界的向往和思索,极有可能使自己与学生因思辨而进入一种神清气正、心无杂念的沉思状态。果真如此,那可是一种至高的教学境界!那可是一种相当美妙的历史天空!虽然我还远远没有达到我所追求的这一境界,然“虽不能至,吾心向往之”,我始终朝这方面加倍努力!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笔耕:小块文章 “名山事业”

中学历史老师,要不要写论文?该不该写论文?可不可写论文?能不能发论文?对这些问题,见仁见智不一而足。然而,依我之见,一是要,二是该,三是可,四是能!之所以如此决断,那是因为我向来认为教研不分、教研难分。教学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而研究的过程其实也是教学的过程。教师的成长,实际上是在研究中提高教学水平,又在教学中提高研究水平的。只要你想做一个真正出色的中学历史教师,那么,用心教研、着力笔耕就理所当然。要问水平与能力?我想,大凡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的历史教师,应该具备这种基本功。中学老师既能舌耕站好讲坛,也就能笔耕站好论坛。关键在于坚持。只要坚持,总能从零起步,积少成多,集腋成裘,总会有所成绩的。所谓“世上无难事,只要敢登攀”,并非痴人妄语。中学历史老师毕竟没有大学教师论文写作的现实压力,所以,主观上认识到应该写,愿意写,乐意写,这是十分必要的。数十年来,我虽然深感自己学问功力浅薄、历史领域见识有限,但我不缺思辨问题的兴趣和舞文弄墨的喜好。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把学习中的“乐”提到如此地位,是有其根据的。我的体会就是如此。

1982年,我发表了《靖难之役胜败原因究竟何在》,那是我的历史论文处女作。在这篇习作中,我对身为边塞藩王的朱棣,于朱元璋身后君主专制统治相对稳定的一统时期,以“靖难”为名和一隅之师,前后不到四年,居然推翻建文帝统治的“今古奇观”进行了原因的条分缕析。尔后,陆陆续续有些习作问世。截至目前,公之于世的长文短论逾百了。至于主编的各类教学辅导书,不多,也有十几部。林林总总算起来,大约300万字吧!不过,写得很杂,也很乱。虽然古今中外都有涉及,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并无系统。与很多同仁相比,谈不上专业,缺乏深度,上不了层次,进不了学术研究、教学研究的“大雅之堂”。时过境迁,所发文章多数是“销声匿迹”了。

我无论写什么文章,决不无病呻吟、装腔作势,往往是自己对历史某事或教学某事盘思许久,有话要说,不吐不快之时才动笔。至于能否成为铅字,并不十分计较。能发表固然好,发表不了也无所谓。而实际情况是,只要是真正的独到心得、认识,一般情况下也都能被同行所指教。因为编辑们的眼光还是敏锐而独特的。

写论文,贵在有自己的思考与心得、分析与认识。多年前,我对王安石变法比较关注,看的材料多了,也就有了自己的认识与思考。我们知道,废除新法的司马光是山西人,而主持新法的王安石则是江西人。马、王都是对历史有各自影响的大名人。他们都道德无亏,是正人君子,但因政见殊异,而彼此攻击,甚至难以兼容。在纪念王安石逝世9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家乡人对各自乡贤的称颂讴歌,那是很正常的。当然,由于地缘情结,难免会在此地扬王抑马,而在彼地扬马抑王。我是王安石的江西小老乡,在那次纪念王安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却和我的合作者针对王安石上仁宗万言书中提出的,对官员饶之以财以促进官员廉政的观点,作了《试论王安石的“饶之以财”》的发言,用当时所能搜集的历史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在北宋中期,并未出现俸厚者廉、俸薄者贪的官场规律,相反,高官厚禄者更贪得无厌,并非个别现象。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更是如此。清朝和珅就是欲壑难填的典型例子。王安石“饶之以财”,加俸求廉的这一主张动机良好,却是难以实现的空想。我不是给故去的家乡先贤抹黑,更不是与活跃的家乡学人较劲。我只是抱着“我爱乡贤,我更爱真理”的信念参与历史学术研究的!我想,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人云亦云,随风转舵,那么,既失去学术研究的本来意义,也难有什么学术的真知灼见。

写论文,要有胆识敢于怀疑既成定论。我们知道,关于中国古代明清时期的科技问题,一般历史著作都认为有集大成科技著作相继问世,有些科技成就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科技没有创新,总体上开始落后于西方。我对明清时期没有科技创新的观点就持怀疑态度,并有这样的疑问和思考:从1368年到1840年前后共472年的明清时期,难道就不会有哪怕是一丁点的科技创新?前几年,我曾就此发表过一篇小文章。什么是创新?我认为就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它的前提条件是否定。这里的“否定”,当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一种扬弃、一种自我超越。创新,其本质仍然是一种创造,但与创造又有所不同。创造具有绝对性的含义,而创新则具有相对性的含义。创造的主要标志是首创性,而创新的主要标志是进步性。科技发展,不论采取渐进的形式还是采取革命的形式,它的实质都是发现新事物或者提出新理论,或者发明新方法,不管如何,它都是一种创新的过程。科技创新——其实,任何创新——都是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上,在时间上有继承性,在空间上有积累性。所以,我认为,科技领域里只要有所发现,只要有所发明,不管是“传统”的还是“近代”的,不管是量的还是质的,都可以说有科技创新。检之于杜石然等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陈美东主编的《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等科技史著作,发现明清时期起码有下列几项科技成就说得上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比如,冶金技术,明朝就发明了炼焦法,比欧洲人早一个多世纪,而活塞式木风箱的发明,也比欧洲至少早100多年。明朝朱载墒著有《律学新说》《律吕精义》《嘉量算经》,发明十二平均律,比欧洲音乐理论家法国的梅森(1588—1648)的同样发明大约早半个世纪,为音律学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清朝康熙帝领导绘成《皇舆全图》,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全国性的三角测量,是世界创举。康熙时规定测量的长度单位,即每尺的长度等于经线的百分之一秒。这种以地球的形体来定尺度的方法也是世界最早的。事实胜于雄辩,找出几个确切事实,明清时期没有科技创新的论断就不攻而破!这一疑问、思考、求证、释疑过程也告诉我,世上的事,说有易而说无难。一般情况下,不要轻易否定任何事物,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

写论文,忌在事实不足,论证不严。论文,毕竟属于科研范畴,不是散文、小说,可以根据需要而塑造人物与情节。写论文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有充分的事实、周密的思考与严密的论证。也就是说,在事实上、逻辑上无懈可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过渡时期的三大改造政策与新时期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两者是否矛盾?一般认为两者都是适应当时生产力的需要,两者是一致的,不矛盾的。对此结论,可不可以怀疑?可以!但必须摆事实、讲道理才行。有人这样简单的论证:过渡时期的三大改造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它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新时期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也是正确的,因为它使中国顺利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由于两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两者是一致的,不矛盾的。这能说服人吗?我看很难!因为,缺乏事实依据,缺乏道理分析,如果换一种思路,进行具体分析,那情况就可能大不一样。

从所有制形式看,过渡时期三大改造政策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个体生产者的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事实上,私人所有制经济也基本消灭了。新时期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却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和外商独资经济”,实行多种经济所有制。事实上,非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并非三大改造消灭的私有制的复活,而是在新形势下全新的创造性发展。

从经济管理体制看,三大改造政策彻底否定了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实行的是集体生产,按劳分配。在城市,则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而新时期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政策,在农村则废除了“集体”生产的组织管理形式和平均主义分配形式,实行分户经营、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废除经营管理过于集中、产品分配平均主义严重的高度集中旧体制,实行间接管理为主、宏观调控的新管理体制。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政策。

综合上述分析,就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在对待私有制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两个政策基本是对立的、矛盾的。在对待公有制和实施目的问题上,两个政策又基本是统一的、不矛盾的。可见,两政策之间,关系复杂,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又不矛盾,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就可以了结的。这样的分析,能成立吗?依我目前的知识,应该是可以的!

写论文,难在写什么,如何确定题目。对一线老师来说,写文章难就难在不知写什么。我想,只要是真正用心思教学,可选择的题目就应该很多。我以为,大凡教学中涉及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纳入教学研究的视野、范围,而最易找到题目的领域大致如下:

历史教材研究。改革时代,教改是较为时尚的事,与此相适应,教材变动也较为频繁。我做中学历史教师只有十几年,使用过四套高中历史教材。客观地说,教材更新过快,必然因编写匆忙而影响质量。新课改了,出现一标多本的格局,加上时间相对较紧张,硬伤、软伤难以避免,费解、难解、无解的问题大把存在,这都需要研究,也给教学研究提供了诸多的题目。如岳麓版教材:内服外服制度究竟是什么制度?祖、宗是否一回事?专制皇权“不断”加强吗?为什么说“皇权至上”而不是“皇帝至上”?“藩镇割据”与“王国问题”有何不同?废除丞相制是否意味着相权的消失?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是什么?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是一回事吗?为什么说井田制是名义上为国家公有?土地兼并为什么不能抑制?北宋为什么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为什么说南宋后经济重心正式南移?江南范围究竟有多大?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民族工业的春天是指什么?等等。只要有心用心,多问一个为什么,问题可以说“俯拾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教材中难以避免而必须解决的教学难题,理所当然也是撰写教研论文的题目。我对这些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进行了逐一研究形成文字,先后为《历史学习》所采用。

历史教化研究。教书育人,二者不可分割。历史是人文科学,通过历史教学来实现人文教化,更是历史教学的应有之义和历史教师的应尽职责。其实,每一堂历史课,都蕴涵着引人向善、处世做人的教育。如何在教学中发挥教化功能,渗透德育,实在是个大学问。十几年前,我先在《广东教学研究》发表文章,就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国历史教学的最大任务阐述了自己的一孔之见,后又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发表《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如何认识中学历史教学渗透德育》,就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概念、德育特点、德育途径、德育对老师的德才要求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历史高考研究。现今社会,高考是中学压倒一切的任务。人人都知道分数挂帅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但只要是中学教师,谁也摆脱不了分数囚笼的束缚。因为人是现实的人,再高雅也难免俗。从这个意义看,高考研究、试题研究有更广阔的市场需求和社会认可度。我是个俗人,也曾在这方面做过努力。陆续发表过《应对历史高考的五大招数》《历史总复习的三个环节》《历史总复习中的求异思维教学》《十年历史高考试题的分析》《历史高考分析及对策》《几道选择题的商榷》《实事求是辩证分析》等高考研究、试题研究类文章。

写论文,智在量力而行。中学老师教学任务重,高考压力大,不可能像大学老师那样有比较宽松的时间和相对优越的学术研究条件,因此,选择一些大题做鸿篇巨制是不现实的。根据我的体会,选择的题目宜小不宜大,“豆腐块”文章也乐于去写才好。“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论文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长篇大论固然好,短文小议也不差。写论文者,应该有这种平和心态才对。

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确如此。文风缘于人风,文品基于人品,文章的思想内涵取决于人自身的思想内涵。我不是什么学高德厚的名师,更写不出什么传世大作,写点小文章,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仅仅是一个教书匠的“雅”好而已。我与四川冯一下先生素未谋面,但我对他的勤奋笔耕与累累硕果非常佩服。我虽然年纪老大不小,但跟冯先生相比,还是个后学。我没有理由“船到码头车到站”,我还要在夕阳无限好的岁月里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感谢《中史参》,是《中史参》同仁的抬爱,促使我反省自己几十年来所走过的人生路。

人生如梦,白驹过隙。功名利禄,得失成败,真真感慨系之。

我这大半辈子,能够在教书这个行业立足,能够用心于自己喜欢的耕读之事,还真得感谢我的老伴——吴春兰,是她在乡村教书先生狗屎不如的荒唐岁月相随理解我;是她用30多年的青春和心血,相扶并支持我!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