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治学之路（代序）

北京人文在线拟将我的《延陵堂儒学论集》及《延陵堂文学论集》从“鹅湖学术文丛”中抽出，以单本形式予以再版，这是一件好事。编辑要我谈谈自己的治学之路，或许能对青年一代有所帮助。于是写下了这段文字，作为本书再版的序言。

家乡解放的前三天，我出生在江西铅山河口古镇之郊，那个地方叫凤来，有“凤凰来仪”之传。后来我才知道，此名来源极古，《书·益稷》有云：“《萧韶》九成，凤皇来仪。”是说凤凰来舞，仪表非凡，是吉祥之兆。凤来乡不大，与县城一水相隔，风景优美，60年代被撤销，并入鹅湖公社。鹅湖的名气很大，哲学史上的朱陆“鹅湖之会”就发生在境内的鹅湖寺。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这一代人在艰难的环境条件下成长，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大学毕业后留校，教学、科研，走的是一般文化人相同的成长之路。耕田插秧我们人人都曾是把好手，当年却欣逢恢复高考，把十年弃学写进千字文章，终于成就了梦想。从小酷爱金石书画，命运却让我走进了文学。我想成为画家，社会却把我推到了教师行列，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站在大学讲堂上，我往往思如潮涌，滔滔不绝；专业知识、人生感慨、最新成果、赤子心态，总是交织在一起，倾注在培养下一代的热情之中。从地方历史文化开始，我研究文学、研究朱子理学，进而儒学、经学。夏日汗水，冬夜寒灯，把卷思接千载，行文笔走龙蛇。学术研究之路是艰难的，而我也就在这艰难的跋涉之中，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如今，世纪翻过了新的一页，三十多年过去了，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到退老林下，从“杨柳依依”到“雨雪霏霏”，回首当年，几经坎坷曲折；检讨平生，何谈伟绩丰功。勒石无缘，立言有路。筚路蓝缕，终不虚度年华；造就英才，无复冬春秋夏。惟可告慰于后人者，所教育的学生已遍布四方上下，所留下的学术成果，也出版发表，传播于社会。

弃学十年，遑论得失。大学毕业后，仍坚持十年的学习深造。当年十八华龄，青春正旺，正是学习的好时机，却下到农村。待到而立之年，历经忧患，再抱书本，所得终有不同。为了挽回十年的损失，我们不得不边教边学，边做边学。不能系统地把专业基础拓得更宽，只能在教学科研需要时，随时补课。有人说，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都是经高考选拔出来的精英。此话固然不错，但77、78级也背负着极大的压力。从1966到1977，高等教育的空缺带来社会人才需求的紧缺，当77、78级学生毕业走上社会，他们马上就担负起接班人的重担。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尤其是在各地方院校中，专科毕业教专科，本科毕业教本科，成为普遍现象。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国家教委启动了部属院校接受教师进修和助教进修班计划，为地方高校留校的本专科毕业生提供深造的机会。在留校的第二年，我就较早获得了到陕西师范大学进修的机会，1985年，我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助教进修班，再次获得进修机会。在陕西师大，我师从高海夫、霍松林教授学习了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师从高元白先生学习音韵学、辛介夫先生学习文字学、师从马家骏先生学习西方文论，还抽空到历史系听取黄永年教授的历史文献学；在华东师大，师从齐森华、蒋星煜、陈伯海、万云骏、高建中、马兴荣、邓乔斌等先生，重点学习了词学、戏曲、小说理论，学完了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课程，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提出了整理古籍的要求，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全面展开。江西省教育厅也成立了古籍整理领导小组，1987年邀请北京大学多名教授到庐山举办古籍整理讲习班。在庐山，我系统听取了安平秋、孙钦善、严绍璗、倪其心、李致忠等教授主讲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文选学等专业课程。对于古代文学而言，我的知识结构至此渐趋完善。就在这次讲习班上，因与倪先生讨论甲骨文“其”的多种写法，得其信赖，吸收我加入了北大主持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全宋诗》整理点校工作。

参加学术会，是开阔眼界，进入学术圈，进一步完善自身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1987年，厦门大学举办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我应邀参加，给我触动非常大。一大批国际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如陈荣捷、冈田武彦、成中英、蔡仁厚、张岱年、任继愈、李学勤等教授，都到会作了学术报告，在与他们的直接接触交谈中，我们深受启发。此后，我们又有机会多次出席了福州—武夷山朱子学国际学术会、北京—曲阜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儒学国际会，这种学术交流，使我得益匪浅。我的朱子学研究，由此眼界渐宽，思路渐广。

从1980年年底到1990年，这10年是我继续学习，打好基础，教学过关，科研起步阶段。我的学术研究从地方历史名人蒋士铨开始，1981年发表第一篇论文，是与同班同学韩忠文合作的《蒋士铨的生平与创作道路初探》。我阅读了蒋士铨的《忠雅堂集》，自学了古代文论、马列文论和西方文论，独立完成了《蒋士铨诗歌简论》。为筹备纪念蒋士铨诞辰25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我主持编辑了《蒋士铨研究资料集》，于1985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又撰写了《蒋士铨文学思想论》，到南京师范大学请吴调公教授指正，得到吴先生的热情指导。这年10月，我们成功举办了纪念蒋士铨诞辰25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与全国各高校学者交流了学术成果，出版了论文集。接下来，我继续了蒋士铨诗歌选注的课题，依靠华东师大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又专程往北京图书馆，查找到蒋士铨《忠雅堂诗集》的手稿，上有袁枚等时人的批注，使蒋诗选得以顺利完成，1990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同年，该书荣获江西高校古籍整理优秀成果一等奖，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从1987年出席厦门朱子学会，便开启了我的朱子学研究。朱熹是学术大家，研究难度很大，他的学术涉及文史哲等多个方面。而且他著述宏富，阅读原著就需大量时间。当时学院成立了朱子学研究所，研究朱子有个团队，各有分工，我选择了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我们的团队受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黄宣民教授的关注，他亲自来校商定，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与我校朱子学研究所合作，共同创办《朱子学刊》，我担任常务编委。这期间，我阅读了《朱子大全文集》，《朱子语类》，阅读了《中国哲学史》《西方美学史》《中国思想史》等大量书籍。在读朱子《诗集传》时，发现朱子解释《周易》与解释《诗经》有共同之处，于是，撰写了我的第一篇朱子学论文《朱熹解〈易〉解〈诗〉思维论》。我把研究重点确定为朱熹的文学思想，三年内，对朱熹的文道关系论、古文论、文体论、文势论、诗论、文章传世论等方面，以及朱子文学研究的三大著作《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都作了较深入的研究，积累了20余万字。在参加福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会时，得到张立文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为我撰写了序言。又经过近一年的润色加工，成30万字的《朱熹文学思想论》，1994年由安徽黄山书社正式出版。此后，我的朱子学研究逐渐由文学而扩大到思想史研究，先后发表了《论传统的阳儒阴法结构及新检讨》《朱陆学术考辨》《朱熹倡言絜矩之道的历史贡献》《鹅湖之会与朱陆异同“早晚论”的历史演变》等论文。“鹅湖之会”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盛会，揭开了朱陆学术异同之争的序幕，它发生在江西境内铅山县之鹅湖寺，也是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课题。为了把这项研究推广开去，1998年，我完成了《鹅湖峰顶志笺注》，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又组织校内青年教师参与，整理点校了《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同年，我们联系国际儒联、中国哲学史学会、香港孔教学院、台湾中华人文展望学会、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南昌大学哲学系等单位，在铅山县隆重举办了“纪念朱子诞辰8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和韩国、日本的学者87人，收到论文72篇。会议在铅山县鹅湖书院召开，学者们喜称“新鹅湖之会”。会后，我撰写了《纪念朱子诞辰870周年国际学术会综述》，发表于山东《孔子研究》，另撰短文发表于北京《哲学动态》。

至2000年，《朱子学刊》已出版第10辑。从本辑始，由我担任主编。我从1998年起担任学校副校长，至此，管理、教学、科研多项任务集于一身，进入工作生活最繁忙的阶段。上班时，或上课，或尽管理之职；下班时，则坐入书斋，打开电脑，忙学术之务，每天到晚上12点是经常的事。研究方向由理学渐渐扩大到儒学、经学。此后几年，应邀出席了境外的国际学术会，出席在台湾省召开的第六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作《儒家絜矩之道的现代诠释》学术报告，又撰《访学台北话新儒》，发表于国务院台办《两岸关系》。出席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举办的“儒家忠恕之道与当代社会”国际会，提交了论文《儒家忠恕之道与当代社会调节》，回国后撰写了《马来西亚的儒学研究》，发表于《朱子学刊》。

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我感觉到，进入21世纪，我的学术状况开始进入最佳时期。一是精力充沛，二是学养渐丰，三是条件改善，四是队伍扩大。2003年，我意外获得外祖父所传《六经图》碑本拓片一套，遂申报了省社科规划课题，开始六经图的整理研究。又经社科院姜广辉先生推介，带领学院一批青年教师，参与了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规划课题《儒藏精华编》之“春秋类”整理研究工作。在教研方面，又争取到教育部社科规划课题《高师学生创新教育能力培养》研究任务。又承担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豫章丛书》子项目四项。从2003到2005年是学院接受教育部教学水平评估的关键之年，我是学院评估领导小组副组长，评估办主任，繁忙的工作任务逼得我们几乎透不过气来，我不得不放下科研任务，投入紧张的评估工作。这年12月，我们终于以合格的成绩，顺利通过了教育部评估，学院工作转入学科建设新阶段。我们的学术研究又得以正常开展。2006年，我承担的《豫章丛书》项目，如《理学类编》《易纂言外翼》《易图存是》《敬堂文稿》等著作，先后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教育部项目，完成了《高师学生创新教育能力培养》书稿（第一作者，与范安平合作），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费宏集》（第一作者，与费正忠合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朱子学研究方面，我主持的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朱熹与江西理学》至2007年也完成30万字撰稿任务，北大陈来教授为我写了序言，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这年11月，受《文学评论》副主编胡明先生之约，要我对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作一总结，我诚惶诚恐，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历时半年，完成了近两万字的论文《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发表于《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2009年，我主持了“鹅湖学术文丛”的编纂工作，该丛书一套八册，反映了我院评估后，人文社会科学最新的学术成果，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其中，《延陵堂儒学论集》《延陵堂文学论集》两本书是我的研究成果。

《六经图》是宋代以图解经思潮发展的产物。深入其中，才知道其难度之大。古人一生皓首穷经，能通一经，已属不易，况六经乎？为了解决儒藏及六经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我查阅了大量经学研究著作，利用《四库全书》电子版，检索下载了数以十万计的经学资料。2007年，北大儒藏中心在深圳大学召开各部类主编会议，聘请了五位知名专家作专题讲座，天津社科院的赵沛霖教授讲《诗经》学研究，吉林大学吕友仁教授主讲《尚书》学，南开大学赵伯雄教授讲《春秋》学，清华大学彭林教授讲“三礼”研究，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讲诠释学研究。这次讲座让我深得教益，对六经认识的时代观念得到有效提升，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至此豁然开朗，一些较偏僻的问题，也找到了请教的老师。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和课题组的青年教师顺利完成了120万字《儒藏·春秋大全》的整理点校任务。同时，撰写完成了40多万字的《六经图碑本研究》。

当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我有了更多更充裕的时间继续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诗词书画艺术创作。退休后，应市政协之聘，为市文史馆馆员，又受信州区政府聘请，担任信州书画院院长，回归书画之爱，新的生活开始了。2008年，我把历年诗词作品整理成《常耕集》，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又组织编写学院书法作品丛书，选择院内四名书法家，将作品结集，联系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其中《延陵堂书法集》是我历年的书法及篆刻作品。

上饶古称信州，又称广信，广信府与饶州府合，是今之上饶。这里号称江右人文渊薮，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一大批宰辅名宦、学术大家都出生或生活在这里，如朱熹、辛弃疾、韩元吉、姜夔、洪适、洪迈、胡居仁、费宏、娄谅、江永、蒋士铨，等等。我的学术研究既始于地方历史文化，而又复归于地方历史文化。随市文史馆的安排，我们既关注历史名家，编撰了《上饶历史文化名人》专辑，也下到各县，挖掘各属县的特色文化，撰写了《铜钹山封禁千年的历史考察》《鹅湖大义禅师考》《一颗较早凋落的魁星》《弋阳南岩寺旅游开发的思考》等文章，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弘扬，发挥了较大作用。

“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人生的老境，是学术成熟的阶段，即使转瞬即逝，也有这满天霞光的辉煌。我担任国家社科基金委的评委，这几年完成了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十多项成果的的通讯评审，先后被评为认真负责的评委。又应邀到厦门“鹭江讲坛”、中山“香山讲坛”、本市“鹅湖论坛”以及有关企事业单位“道德”讲坛作学术报告，为国学的普及与传播尽我的心力。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历史造就了我们，也制约了我们。同龄人中，很多姣姣者还是抓住了机遇，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但更多的是像我一样，在地方高校撑起一片天地，用自己的艰辛与努力，推进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学术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当今之世，学术浮躁，急功近利，是出不了大师的时代。但愿我们这一代，能传承先代遗风，踏踏实实，做扎实的研究，保持严谨的学风，开示后人，于愿足矣。

本书初版于2009年，本次再版，又收进了近五年发表的论文若干篇，以及序、记、赋等文章10余篇，内容方面更充实，也略突破了文学研究的框架，因而根据编者的意见，把书名改为《延陵堂文学集》。不足之处，尚祈指教。

2014年4月于上饶凌寒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