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阶段与特点

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宋明理学作为传统儒学的后期发展，很自然伴随着儒学的兴衰而起落；作为统治阶级学说理论纲领的程朱理学研究，更所不免地随着中国政权的两次交替而显示曲折。明王朝的灭亡，儒学的空疏已受到清初思想家的严厉批判。近代社会的到来，西方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起义，内忧外患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局面，封闭的国门被打开，近代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引入，洋务派、维新派都对传统儒学提出了挑战，儒学的落后和保守被更多的进步知识分子所认同。这是我们认识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前提。

百年朱熹文学研究可大体分为二个阶段，1911年至1949年为现代研究的开端，1979年以后是朱子学全面发展阶段。

（一）民国时期是现代研究的开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地位发生了动摇。1912年建国伊始，教育总长蔡元培便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孔子儒学从此失去在学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1915年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创办《青年杂志》，引发青年向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孔子儒学传统文化的猛攻，并将现代西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进化论、实用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介绍到中国，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要求政治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1919年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用近现代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儒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新文化运动的持续发展，推动人们对中国新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一部分学者用西方文化为参照，来评价中国文化；一部分学者则冷静地对东西方文化作对比研究。30－40年代，在革命根据地，反孔批儒否定传统文化的观念依然占居主流。

这一时期儒学地位的衰落，自然体现在程朱理学的衰落。但朱熹文学思想的研究却有了良好的开端，学者们开始摆脱传统的经学束缚，而试图用现代学术眼光、新的文学观念来考察朱熹的文学。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1919年，傅斯年发表了《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辨〉》，指出，朱熹的《诗集传》包括《诗序辨说》，都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诗集传》，更是《诗经》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2]。

1928—1929年间，周予同出版了专著《朱熹》^[3]，全书八章，在研究朱熹之哲学、经学、史学之外，也较全面地研究了文学。其一，他认为，朱熹对于文学之根本观念，“不外于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可称为人生的艺术派，即以文学出发于哲学伦理，而主张美善一致论也”。其二，谓“其修辞方面之意见，则颇自有其廓清之功，……其指斥当时古文派之矫揉造作，殊可发噱也”。其三，认为，朱熹在文学史上之所以尚能取得一地位者，在其说理之文与解经之文^[4]。周予同概括了朱熹《诗经》学之贡献，并提出《诗经》研究的立场问题，如立场于纯粹之文学，则当不论家法，不言学统，惟训释之安而求。“若仍立场于宗教性之经学，则专己守残，为治经者之正轨；而宏意眇指，反成其混淆家法之罪状。”这实际上是反对《诗经》的经学研究，而肯定朱熹接近文学立场的研究。

1938年，郭绍虞发表了《朱熹之文学批评》，以为，宋代道学家之文学批评也至朱子而集其大成，他的思想比以前的道学家是有些进步，而他的文学观却不带古文家的意味，就论文一点来讲，始终只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5]。1944年，开明书局出版了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这是我国最早提供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较为完整构架、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作出富于新意的探讨和概括的著作”^[6]。朱先生认为，道学家不屑措意文辞，至朱子而略异，朱子论文重义理，论诗重《选》体，论诗家亦首肯《选》学，与江西诗派推重老杜有异。又肯定朱子“《诗集传》推求诗旨，往往突过前人”，“其立论之勇，不易几及也”。1946年，罗根泽也发表了《朱熹对于文学的批评》，指出朱熹的“道文一贯”论与古文家的韩欧不同，和道学家的周程也不同，当分析清楚，才能理解旨趣，认识他的贡献——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7]。以上论述，尽管还显得粗略，但都已运用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对朱熹的文学思想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二）改革开放是全面发展时期（1979—今）。这一阶段仍可分两个时期：前10年拨乱反正时期，后18年逐渐成为显学时期。1979年这一天，《光明日报》发表庞朴《孔子思想的再评价》长篇论文，沉寂之中炸响一声春雷，冲开孔子儒学研究禁区的大门。

1.1978年12月，中央11届3中全会召开，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有学者指出，1980年代，是朱子学研究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称之为“国际朱子学”的时代^[8]。这一时代的标志不仅体现于台湾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和旅美学者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两书的出版、以及夏威夷大学“国际朱子学会议”的召开，更主要体现在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二卷和陈来《朱熹哲学研究》的出版、中华书局“理学丛书”的推出、厦门大学朱子学国际会议的召开、以及上饶师院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合作的《朱子学刊》的创刊。

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曲阜师院联合发起全国孔子学术讨论会，张岱年先生在会上说：“尊孔的时代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本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孔子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此提法让人耳目一新。1982年10月，浙江省社科院举办宋明理学研讨会。1987年12月，厦门大学举办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华孔子学会成立两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张岱年提出“综合创新论”。1989年，国际儒联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张岱年在闭幕词中说：“我们应该创造新文化，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要超越传统，比传统高明。可首先要理解传统，了解传统是怎么回事，哪些传统应该批判，哪些传统应该继承。”指明了文化研究正确的态度。江泽民接见参会的部分中外学者，作了重要讲话：“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我国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教育我们的后代很好地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为文化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这次会在全国影响很大，标志着朱子学科学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全国各地从大专院校到科研院所，迅速掀起了持续的“文化热”。

禁区一旦打开，朱熹的文学研究便有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在研究队伍在扩大、范围在拓展、理论在深入等方面。如果说，夏威夷朱子会议还无文学的涉及，那么，从厦门大学朱子会议起，朱熹的文学研究便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从成果数量言，几年间论文达一百多篇；从研究范围而言，除了朱熹的诗经学、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继续深入发展，还扩大到朱熹楚辞学、诗论、创作论、文道观、文气论、诗文作品等多方面。如1979年，成复旺发表了《试论朱熹对文与道关系的看法》^[9]。1982年，有林维纯的《略论朱熹注楚辞》^[10]。1983年，黄珅发表了《朱熹的文学观》^[11]，次年又发表《朱熹谈创作和创作修养》，又在《文史知识》发表《朱熹的滋味说》。莫砺锋发表了《朱熹楚辞学略说》^[12]。1987年，张立文发表了《朱子美学思想剖析》^[13]。朱熹的诗文作品开始被重视，邱汉生发表了《论朱熹的斋居感兴诗》，霍松林先生在1984至1987年间，连续发表了四篇鉴赏文章。1989年，缪钺发表了《宋词与理学家——兼论朱熹诗词》^[14]，认为朱熹诗“绝大多数是具有诗的意境韵味的，并且有少数诗特别精彩”，成就“在其他作诗的理论家之上”。胡明发表《关于朱熹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指出“朱熹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有一致之处”，“是从学选体起步的”等等。

2.1990年以后至今，朱子学逐渐成为显学，朱熹文学研究向深度广度大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学术界普遍认识到，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宋明理学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理学对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文化艺术都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研究之盛表现在四个方面：

（1）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不仅从朱熹的经学、哲学、伦理学扩大到文学、史学、教育学、美学、文献学、校勘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而且，仅以文学论，也由朱熹的诗经学、文学批评方面扩大到文道观、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以及作家论、文体论、文势论、文气论、艺术论、风格论、鉴赏论等多方面。对朱熹文学研究的三大著作——《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束景南的《朱子大传》，把朱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后期代表，放到多维文化视野中加以考察，“是一部精心撰写的佳着”（张岱年序）。吴长庚的《朱熹文学思想论》，把朱熹文学思想分为三层次论述，即文道论层次，文体论、文势论、风格论、诗论、文论层次，作品论的比兴、情感、形象，创作论的感物、积学、法度等层次，并就此作了“系统而精到的论述”（张立文序）。潘立勇的《朱子理学美学》，运用现代美学理论，从一个新角度对朱子理学文学思想做了深入分析。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对朱熹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朱熹的诗经学、楚辞学、韩文考异均作了专章论述，又连续发表了《论朱熹的散文创作》《论朱熹的文学史观》等多篇论文，具有重大的学术影响。这一阶段还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涉及朱子文学研究的各方面。

（2）大大完善资料建设。四川大学古籍所郭齐、尹波整理了《朱文公文集》，出版时更名《朱熹集》。华东师大古籍所朱杰人、严佐之主持完成了1800万字的《朱子全书》的整理出版，这是搜集保留最完整的朱熹著作。朱熹在福建各地的题刻行踪，也经高令印收集整理，着为《朱熹事迹考》^[15]。福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将朱熹的书法手稿整理出版，各地陆续发现朱氏家谱、朱熹佚文等史料，束景南作了大量考证，集为《朱熹佚文考》。上饶师院朱子学研究所创建了朱子学研究网站，正致力于朱子学研究大型数据库建设。

（3）研究机构和队伍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地建立了各级各类研究机构和群众团体。在福建、江西、安徽、广西、广东、浙江、江苏等省，都成立了包含省到地市级的朱熹研究会，创办了《朱子学刊》《朱子研究》等刊物。一些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都把朱子学、宋明理学列为方向，指导硕士、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华东师大朱杰人指导戴从喜撰写了《朱熹与文献整理》。浙江大学束景南指导包丽虹完成了《朱熹诗集传文献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曾志华指导侯长生完成了《朱熹山水诗的渊源与嬗变》^[16]，等等。

（4）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出现一批优秀的文学研究专著。继《朱子大传》《朱熹文学思想论》《朱子理学美学》及《朱熹文学研究》出版之后。一些研究朱熹的专著或研究宋代文学的专著，都开始关注朱熹等道学家的文学，都在自己的论著中写进了朱熹文学研究的章节，如1994年张立文修订1981年版《朱熹思想研究》，增加了朱熹《美善、文道、诗理的美学思想》等三章。1995年，张毅出版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在第五章中也专门介绍了朱熹及理学家的文学思想。2000年，蔡方鹿出版《朱熹与中国文化》，也有专章研究《朱熹的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2001年许总主编的《理学文艺史纲》出版，综合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思想、诗古文词、书画艺术等多方面成就，作了深刻而系统的论述。李春青出版《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用两章篇幅讨论《道学与诗学》，其中一章专论朱熹。而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都达百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