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朱熹文学研究成果的评述

朱熹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代表作有《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三大著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诗集传》因属于经学研究范畴而历久不衰，《楚》《韩》研究则远不及其盛。对朱子文学研究之三大著述进行现代研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

1.对《诗集传》研究的评述。一百年来，对《诗集传》研究大体围绕成果贡献、“六艺”说解、美刺序诗、“淫诗”辨析、注音研究、地位影响诸论题而发展。在上世纪20年代，周予同就概括朱熹《诗经》学之贡献为三方面。一，反对《诗序》，以为不足凭信；二，不专主毛郑，而间采今文《诗》说；三，提出新解，以《诗经》中二十四篇为男女淫佚之作。30年代，龚书辉发表《朱子攻击毛诗序的检讨》^[40]，卢超翔在《教育月刊》发表《诗序与集传之研究》（1935年）。70年代，钱穆《朱子新学案》在台北出版，对朱子从文学角度认识《诗经》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朱子《诗集传》“实是兼会经学、文学、理学之三者而始有此成就。……朱子《诗集传》之所以能卓出千古，尽翻前人窠臼，无复遗恨者，盖以其得力于文学修养方面者为大”。许世英对朱熹《诗集传》之声韵进行了系列研究。王力也发表了《朱熹反切考》。80年代初，曾伯藩撰《论朱熹对诗经研究的功过》，于贡献于错误各列了七个方面，但又认为错误为毛传郑笺孔疏所共有，而新贡献却是前所未有的^[41]。

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诗集传》的肯定逐渐增多。吴长庚认为，朱熹诗经研究的最大功绩，是打破了汉唐诸儒陈旧的框架，让《诗》从经学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文学的本来面目。他求诗意于文辞之内，破诗小序，破美刺说诗，使诗三百此次进入文学的殿堂^[42]。

莫砺锋特别标举其“淫诗说解读”，认为，《诗集传》最引人注目的突破，在于对维持权威地位达千余年的《诗序》进行了批判与修正；最为惊世骇俗、同时也最具文学批评性质的莫过于他对所谓“淫诗”的解读。他把历千余年，家喻户晓，具有严肃意义的“刺诗”解说成“淫奔者之辞”，使恪守《诗序》成说的儒生们如雷轰顶！所以，自南宋直到清代，《诗经》学的整体水平已有突飞猛进，而学界对所谓“淫诗”的理解却仍落在朱熹之后^[43]。汪大白说：朱熹的《诗集传》标志着传统《诗经》学由“以史证诗”、“以序解诗”走向“以《诗》言《诗》”的重大的历史性转折^[44]。包丽虹则全面考察了朱熹《诗经》学思想的演进，指出：朱熹的《诗经》学思想是发展的《诗经》学，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前代与同代学者的超越，还体现在对自己《诗经》学的不断反思和批判；她还详考朱熹《诗集传》历代版本注音，指出《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的学术价值最高^[45]。

郝桂敏对朱熹诗旨的说解作了区分，有取《小序》说，有改造《小序》说，有从文学角度解诗，他将《小序》认定的刺诗定为“淫诗”，“除了从文学角度看诗外，也出于对《小序》有意识的改造”，朱熹继承前人，提出“淫诗”说，做了一系列论证：释“雅郑”之雅为大小雅，郑为郑风，不应概以风为雅，郑声即郑风；又对孔子删诗说和“思无邪”之旨进行新解，由此“较完整地构建了淫诗说的理论体系”^[46]。

朱杰人是《朱子全书》项目的主持人，他对朱子诗学的另一部长期尘封无人问津的著作《诗传纲领》提出新的看法，这部著作“篇幅非常短小”，“但其容量和分量却不可小觑，它几乎包罗了《诗经》和《诗经》学研究的所有主要的理论问题。它以提纲挈领的形式，囊括了自先秦至南宋以来最重要的有关《诗经》学的理论建树和争论焦点。”其书成于朱子晚年，纪录了朱子诗学思想的变化和对某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定见。应当把它放到《诗经》研究应有的位置上去^[47]。

2.对《楚辞集注》研究的评述。朱熹晚年作《楚辞集注》及《楚辞辩证》、《楚辞后语》，是继王逸《楚辞章句》之后，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对朱熹的《楚辞》学说，自宋明以下，学者却褒贬不一。明何乔新高度评价，以朱子之定骚比于孔子之删诗^[48]，陆琛则不以为然，以为朱熹之旨仅“贤于无病呻吟者尔”^[49]。清人朱天闲甚至提出怀疑：“后得紫阳《集注》，讶其无所剪裁，庞杂如故。每辨此注，决非紫阳所集”^[50]，乾隆时夏大霖亦谓朱子生平精力毕萃于四子之书，“则其未暇注《楚辞》明矣”^[51]。这些问题，经姜亮夫先生考证，答案是肯定的^[52]。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对《楚辞集注》的研究是相对滞后的。60至70年代，日本林天慎之助曾撰文考察朱熹注楚辞的动机^[53]，山根三芳讨论了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体现的思想^[54]，台湾傅锡壬发表《朱熹楚辞集注与王洪二家的比较及其价值重估》^[55]，台北出版《楚辞书目提要》，收进了姜亮夫《楚辞集注八卷提要》。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楚辞集注》，80年代后，大陆的研究成果开始大量涌现。林维纯撰《略论朱熹着楚辞》^[56]，莫砺锋发表《朱熹楚辞学略说》①，戴志钧发表《论朱熹在楚辞学史上的开拓性贡献》②，带动了朱熹《楚辞集注》的研究。

学者们就以下四个方面问题，取得很大进展：一是朱注《楚辞集注》的动机，二是对朱注《楚辞集注》思想意义的阐述，三是对朱注《楚辞集注》功绩的评价，四是对朱注《楚辞集注》比兴手法的分析。

研究者都注意到，朱注《楚辞集注》的动机有四，或谓“朱子作牧于楚”，或谓“庆元党禁”、赵汝愚被贬暴死、“纠王逸、洪兴祖之失”，都有很充分的理由。莫砺锋据朱子自序，认为，朱子“不满于旧注只注意到屈赋的训诂名物，而没有能发明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所以，“纠王洪之失”是不错的，但周密、陈振孙、赵希弁、王应麟都有“寄意汝愚”之说，所以，朱注《楚辞集注》的直接触发因素是庆元党禁，而其更深广的时代背景是重视《楚辞》的思想意义。戴从喜则综合以上各说为一：“作牧于楚”是朱子《楚辞》整理的最初动因；“寄意汝愚”则是整理过程中进一步推动朱子集注的强大动力；“庆元党争”乃《楚辞》文献整理的历史脉络；“纠王洪之失”才是朱子在《楚辞》文献整理过程发现的纯粹的学术依据^[57]。

朱注《楚辞集注》的思想意义，今人或谓：“朱熹对屈原的评价也表现了十分明显的错误。表面看来他对屈原的评价很高，然而其基本观点和一千多年前班固之流的见解，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用保守、落后的儒家思想去评价屈原。这只能歪曲屈原的光辉形象。”^[58]王运熙也认为朱熹对屈原作品有“曲解”，说朱熹在评价屈原及其作品时，掺杂了很多封建正统观点。一方面指出屈原为人“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其作“皆生于缱惓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不可仅以词人之赋视之；另一方面又说其志行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其辞旨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为训，只知“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不知学周公、孔子之道，反对怨君之说，这些地方正表现出理学家对作品内容的曲解^[59]。上述观点受到当代学者的批驳。莫砺锋说：“班固之流对屈原的评价是以否定为主，而朱熹的评价是以肯定为主。一是一非，判如白黑，怎能说‘并无二致’？”吴长庚说：蕴藏在《离骚》《九章》《九歌》中的是屈原高尚的人格和“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致力于“发明屈子之微意”，“是以屈原高尚的人格，自抒怀抱，寄寓他对无端遭受的政治迫害的抗争情绪”^[60]。莫砺锋说：“朱熹通过注解《楚辞》，对屈原的人格形象进行了重新铸造，他的《楚辞》研究除了学术价值之外，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朱熹实以屈子人格精神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从“发愤著书”的角度来理解朱熹的《楚辞集注》是允当的^[61]。朱熹集注《楚辞》重在义理阐发，揭示屈子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怀，并在注释过程中把自己遭谗被逐和对时事的感慨寓于注义、题解、辩证和序文之中，从而丰富了《集注》一书的时代内容^[62]。

当代学者认为，朱注《楚辞》于文学艺术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郑振铎是较早肯定朱熹文学研究功绩的，他说朱子是“最能欣赏文学，最知道伟大名著的好处所在”的学者，他“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63]。莫砺锋说：“从‘露才扬己’到‘忠君爱国’，这是屈原人格评价上的一个飞跃，是朱熹《楚辞》研究的最大功绩。”

学者指出，朱注《楚辞》对比兴手法的分析超越前人处有二：一是纠正旧注逐句作注的做法，改以一章为单位来解析，无王逸附会穿凿之弊；二是注意到屈原笔下的比喻用得轻虚空灵，有多层次关系，不能死板实在，直致而太迫。

3.对《韩文考异》研究的评述。钱穆于《朱子之校勘学》一章另《附朱子韩文考异》，对朱子之校定韩文，给予很高评价。谓“自有韩文，历四百年，考异出而始勒成为定本。自有考异，迄今又近八百年，诵习韩文者莫不遵用，更少重定。盖后儒于朱子《诗》《楚辞》尚有争辩，独考异无间然”。又说：“校勘虽治学末节，欲精其事，亦非兼深于训诂考订者不办。朱子《韩文考异》成于晚年，学诣既邃，偶出绪余，莫非精圆绝伦。虽若仅为校勘之末务，而训释之精，考据之密，清儒能事，此书实已兼备。”^[64]钱穆之论，为后之研究者定下基调。

《韩文考异》本属校勘专著，但其所校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作家作品。朱子之校勘韩文，不仅采用古籍校勘的一般方法，更从文学的基本规律，诸如文势、文理、文体、文风以及韩文本身的艺术特征诸方面详加审度。他在出校文字中，留下了许多运用文艺理论和文学规律，以解决异文判断的精湛论述，为我们全面完整地研究朱子的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就此而言，《韩文考异》不仅是校勘专著，同时也是朱熹研究韩文的学术专著^[65]。莫砺锋也指出：《韩文考异》固然是校勘学上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但它所包蕴的学术价值已远远溢出校勘学的范围，是朱熹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作风的精心杰作^[66]。

吴长庚偏重于从《韩文考异》来研究朱熹的文学思想，他提出，朱熹在校勘韩文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表现于四个方面：一在总的原则上，提出了“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证验者”三条标准，把古籍校勘的一般原则与文学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二在校勘实践中，深入作品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之中，充分揭示韩文的气势、风格、意象、文采，显示出深刻的文学眼光。三又由对某条校勘文例的议论，上升到对宋人好怪失常的文风的批评，体现朱子欲以自然平易之风力矫时弊的愿望。四是注意了对韩愈创作个性的揭示参考。

莫砺锋着重于从《韩文考异》来认定其学术价值、以及朱熹精审踏实的学术态度。他分析了朱熹运用“外证”“内证”进行校勘的情况，指出三点：一是朱熹对韩文的作年真伪等情况作了考证，得出重要结论。二是对韩文的写作意图思想倾向进行了阐释，往往独得圣解，破除许多误解。三是书中还包含朱熹对韩愈某些专题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