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年朱熹文学接受须打破旧有框架

朱熹是宋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以继承伊洛传统为己任，以二程思想为基础，综合并吸收了北宋以来儒家学说的思想精华，深入回应了佛道二家的思想挑战，建立起一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高峰，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高峰。

朱熹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他一生以整理传统学术为任，研究的视野极其开阔，他的学术广涉哲学、经学、伦理、教育、文学和历史。他不以文学名家，却在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也留下深远的影响。他的文学也被后世广泛接受，传播久远。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接受研究，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取得了比较丰厚的成绩，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增长点。但时至今日，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似乎走到了瓶颈地带，进入了一片盲区，研究理路模式化，研究方法单一化，研究成果同质化。长此以往，不免会让人怀疑文学传播接受研究还有没有出路、有没有意义。

王兆鹏先生即指出，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亟待突破和超越。袁晓薇也说，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以简单化的模式对不同接受对象进行统一操作。

800年朱熹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自然不能套用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的这个框架。这是因为，朱熹一方面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他在全民族中的认知程度是最高的。但是，另一方面，朱熹又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多的并不以文学名家的作家，他是思想的创造者，文学在他身上并不是最重要的事业。他的“身后史”是极为辉煌的，这主要体现于思想史领域；而他的文学家的身份却被历史性地消解了。这就决定了，朱熹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是此前任何文学家的接受框架都不能容纳的。

研究800年朱熹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必须量体裁衣。

首先，它必须联系朱子理学成为官方哲学而被广泛传播的事实。在数百年的科举时代，朱子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必读书目，是天下读书士子的必读之书，朱熹的大名便理所当然地在全国广泛传播，以至家喻户晓。

其次，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借助于经学的地位而判然分离，是近现代才明确起来的。如朱子的《诗集传》，今天我们把它作为文学看待，但在清以前，它都作为经学流传。从南宋直至清末，朱子《诗集传》的传播与接受，无论是传承还是批评，其被后人接受便从未中断。如果我们以经学为理由，而将此排除于文学接受史之外，那就不能真实地反映朱熹文学接受的全貌。

第三，由于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独特的崇高的地位，加上历代君王及地方官员的尊崇，不仅朱子的诗文，即使片言只语，也都在推崇保护之列。因此，对朱子的文学接受，即使不显于形式，也潜在于内容或意识之中。对朱子而言，不以文学名家，不等于不是文学家；对后人而言，不以文学接受称显，也不等于否定其所接受。朱熹的文学及其思想，已经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之中，而数百年流淌不息，这应是不容争论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