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学术的主流，儒家学者对自身学术思想的流传是非常重视的。早在2000多年前，《左传》就从流传的角度，讨论过人生不朽的价值问题，而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理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司马迁言：“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即为《史记》未成，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身后也。”是立言传世思想最早的实践者。魏文帝也明白宣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于是，立言传世成为传统文化人延长自身存在价值的自由通道。
朱熹一生遍注群经，教授弟子；整理古籍，传承文化。他从理论上完善了文章传世的基本标准，规范了传播智椐的基本内容，扩大了文化传播的媒介，提出了文化传播的基本途径、以及传通过程中变与常的关系等问题。由此可知，朱熹不仅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奠基人。他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把传统儒学发扬光大，并流传后世。
（一）传播先圣之道是立言传世的根本内容。朱熹认为，“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5]孔子之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也。后之学者对于先圣之学，在其精微曲折之处阐幽释微，疏解笺注，便符合立言传世之内容，具有立言传世之价值。朱熹说：曾子学于孔子而得其传，子思又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既而惧乎传之久远而失其真也，乃作为《中庸》。孟子生当乱世，天下方务合纵连衡，其说不用，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孟子死不得其传，至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着于篇，更得河南二程发明此理，使其传更广。朱熹由此而建立他的道统论，把他认为得先圣之正传的儒家学者联成一个系统，以此确立儒家之道历代相传的正统地位。朱熹一生遍注群经，又注楚辞，校韩文，还欲选杜诗，便是文学传播最为重要的实践。
（二）创造经天纬地之文是立言传世最高价值标准。朱熹说：“或问文之大者，莫是唐虞成周之文？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经天纬地之文。”他又解释说：“经是直底，纬是横底。理会得天下事横者直者各当其处，皆是条理分晓，便是经天纬地。……如文辞之类，亦谓之文，但是文之小者也。”[6]这种经天纬地之文，首先必须合于圣门之理，立意高远，能够反映刚健不息，蓬勃向上的宇宙精神，以及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精进不已，创业图成的社会实践精神，这也就是文之大者。朱熹说：“熹之所闻，以为天下之物无一物不具夫理。是以圣门之学下学之序，始于格物以致其知。……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自当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7]其次，它也须讲究“艺”，即语言表达的技巧、准确、完善。朱熹说：“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则不待艺而后其文可传矣……曰：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程子亦云：西铭吾得其意，但无子厚笔力，不能作也。”[8]
（三）以文字传播为中心的多种传播途径。朱熹深知：“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以文字传播学术，即使到了宋代也没有什么改变，朱熹又说：“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9]中国学术文化的传承与接受，就是把古今兴衰得失，着之于书，传之于后世。朱熹说：“予闻之，古今者时也，得失者事也，传之者书也，读之者人也。”[10]书，记载了古今兴衰治乱，制度风俗人伦，也记载了山川历史人物，德行功业世道。在整个传统社会，书是文化传播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媒介。以文字传播为中心，朱熹论及传播的各种途径，如著书、注书、刻石、题跋等，其方法有学传、书传、心传等。
（四）接受与传播过程中的“变”与“常”。《朱子文集》卷七三《李公常语上》有一段针对李觏之言论辩的文字。李觏认为，儒家道统“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的说法不确切，当改为“孔子死不得其传”。因为孟子名为承孔，其实背叛了孔子思想，如孔子言“君君臣臣”，孟子却言“人皆可以为君”。朱熹对此予以反驳。朱熹以为，以恻隐羞恶之心为本体的传播体是亘万世而不变的，是体，是常。得此心之体，便为得其传。而“由是而出，宰制万物，酬酢万变”，是此心之妙用，是用。这种用，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须“合于时措之宜”，允许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变。朱熹说：“盖天下有万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权一时之变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处，即是变也。”[11]识得通变之道，方能达时措之宜。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只要以恻隐、羞恶不变之心，去宰制万物酬酢万变，便不能要求他们都采用相同的形式，做出相同的事情。历史上，“尧舜与（推举）贤而禹与子，汤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杀受（纣），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说诸侯以行王道”，种种不同，便都得到了解释。
（五）接受传播过程中读者的再创造作用。朱熹针对《诗经》传播过程中汉唐诸儒的谬解而作《诗集传》。朱熹认为，诗的意味并不是靠注解求得的，而靠读诗者自己去体会，去领悟。他说：“《诗传》只得如此说，不容更作语，工夫却在读者。”又说：“《诗》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晓，易理会。但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12]一次，他问学生林武子，看《诗》何处？林回答至《大雅》。朱熹很生气，大声说：“公前日方看《节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开板便晓，但于意味却不曾得。”意味是游离于诗中的内涵与滋味，它需要通过读者的联想和想象，深入意境，自我创造，方有所得。朱熹说：“‘题彼鹡鸰，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这个看时也只是恁地，但里面意思却有说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说不得底里面。”[13]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说不得底里面，所指即诗的意味。朱熹说“工夫在读者”，就是强调读者的再创造作用，要求读者不要满足于诗歌的表面意义，而须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进行再创造，才能深有所得。这已经触及到接受美学的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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