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激再出山，宦海如沉浮

慈母逝世，诗人心中悲痛万分。“别母月余，有如梦寐”，“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岁暮到家》）如今母亲离他而去了，他仿佛肝肠寸断，“朝抱棺啼，夕依棺睡。”（《告祠》），至第二年六月，始归葬于铅山之鹅湖山下。从乙未到戊戌（公元1775年至1778年）头尾三年，蒋士铨遵照儒家传统的习惯，居家守孝。在守孝期间，他积极向铅山县长官倡议，修建本县佛母岭文峰塔，开焦溪水坝，兴修紫溪黄柏板水利，润田六千余亩，建试院，开县东两耳门以利群众来往。这些建议后来都被采纳，一一付于实施。

“齿发将衰返故乡，敢因贫病说行藏。谋生计拙初营垒，投老家成又绝粮。”（《投老》）在铅山居家守孝前后。蒋士铨的生活还是清苦的。生计的困顿，又一次苦恼着诗人，使他增添了愁心与白发，然而他的创作的热情却并未浇灭。遗憾的是，这两年他的诗稿没有能保存下来。《忠雅堂诗集》乙未，丙申二年无诗。据他在丁酉年所写的诗记载：这年七月十二日，他在抚州箫公渡覆舟落水，险些丧命。全部行装，包括在蕺山三年的诗稿四卷，均沦没江中荡然无存。诗稿是诗人的心血凝结成的，他的内心肯定痛苦万分。“行装荡洗岂足惜、诗卷难觅难为蠲。平生长物但有此，劫毁似夺膏腴田”（《箫公渡覆舟》）是年底，他重过箫公渡，又发出了“诗瓢难觅最伤神”，“中流泪堕埋诗冢”的叹息。

就在这年，蒋士铨在南昌旧居筑藏园，据今铅山老辈人回忆，士铨在南昌居住时，每逢乡试，辄有乡人来谒，多携家乡土特产品搬运来南昌。士铨称谢，因言其爱铅山之情，嘱来往者今后不要带土特产品，但可捎带铅山鹅卵石给他筑房铺路。后果得鹅卵石数船，乃以此筑藏园。太平天国起义时，其居焚于战火，而纯以鹅卵石铺就的藏园小径，至今犹存。

在诗人打算闲居南昌安度晚年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又使他重新萌生出仕的欲望。这年，乾隆南巡，赐诗彭元瑞，称他与蒋士铨为“江右两名士”，并下旨征蒋士铨入朝。尽管此时士铨的凌云壮志已消磨得差不多了，但这意外的消息对他来说还是十分欣慰的。“一院杂花发，主人方出门。园林过夜雨，草木披新恩。”“登车砺臣节，不敢说销魂”（《出门》）他高兴地离家北上，第二次踏上入仕的道路。

“侧闻天子语，许以名士优。感激再出山，宦海如沉浮。”（《述怀》）由于饱经了人生的风霜，这次蒋士铨进京的心情不似第一次昂扬了。他心中明白，进京的目的是报答皇恩而已，伸展青少年的雄心壮志是谈不上的。“自古遭逢不易酬，身微敢乞主恩优。当官担子如山重，未上肩时已白头。”他在《怅惘》一诗中表达了这种想法。这次入京，蒋士铨身体状况已非昔比了。七月至京，即患痢疾，缠绵两月始愈，第二年又得沉疴，淹滞一年之久。两年后，复患风痹之疾，半身瘫痪，不能工作，只得乞假归乡。

这次入京，蒋士铨仍旧充任国史馆纂修官，专修开国方略十四卷。此时，他的两个儿子均有功名，二儿知节中本省乡试第十三名，三儿知让在乾隆南巡时，于江宁应召试，钦取第一，赏给举人，子、母、媳妇皆来京居住。蒋士铨在病情稍愈之际，将自己的诗稿、文稿作了系统的整理，又自选藏园诗钞定本凡十卷，杂文若干卷付二子收藏。八月，他填《冬青树》《采石矾》两院本，作《采樵图》杂剧，撰《定龛琐语》。十一月，保送御史引见，名列第四，奉旨著记名以御史补用。

尽管蒋士铨的官位在升迁，但年近花甲又一病缠身的人，于事业，于抱负又有何补益。对此，他在《杂感十九首》中作了悲剧性的自我嘲笑。“我无治生策，又乏经纶手。心力竭词赋，唾余欬什九。”此刻，诗人感皇恩的思想淡薄下来了，流露出来的倒是怨苦之情了。

乾隆四十六年，蒋士铨的思想矛盾进一步激化，倦于仕宦，思念早日归家养病，又碍于皇上知遇之恩。这种徘徊犹豫之心情，在《晤李约庵作三首》一诗中表现得极明显：“懒著归田录，仍乘出峡艘。一官比鸡肋，万事等鸿毛。”“鸡肋”者，食之无肉而弃之可惜者也。蒋士铨此时把作官比作“鸡肋”，其进退两难之心昭然若揭了。思想斗争的结果，他最后决定辞官归家。“旅困相如久倦游，秋来定买潞河舟。江湖不少鱼羹饭，归卧藏园绿隐楼。”（《自题观河面皱图》）乾隆四十八年、诗人五十九岁时，皇上同意他还乡的要求。蒋士铨欣然整理行装离开京都。归途中，他写了《杂感》十九首，《舟中杂兴》八首，《漫兴》十一首，透露了“醉中天地阔，老来复何求”的心理。

乾隆四十九年，诗人六十岁，写《述怀》《齿落》《读书》《闲居》四诗。《忠雅堂诗集》作品终于此年。值得注意的是《述怀》一诗，它是我们研究蒋士铨生平与思想转变过程的资料，可以说此诗是诗人对自己一生经历的高度概括。“分知志节士，天地妒其尤。誓今从化去，力与鬼伯谋。他生负轮回，日与飘风游。”诗人对于死的态度是坦然的。第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蒋士铨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葬于铅山董家坞，有《忠雅堂全集》遗世。王昶、袁枚、翁方纲等名士皆为他作墓志。

综观蒋士铨的一生，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蒋士铨是一位才思横溢思想进步的文学家，他的诗歌、戏剧与散文不仅在艺术上富有独创性，在思想内容方面亦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色。蒋士铨四龄读书，十年远游，在艰苦中度过他的童年和青年，弱冠之后，读书求仁，见识于总宪金德瑛，两次公车，虽经曲折，毕竟春风得意，以才情见重于省内。三十考授内阁中书舍人，三十三成进士，改庶吉士，入散馆授编修，历四年而辞官归。这十年为官，政治上是上升时期，而思想上、文学创作的风格上又是变化时期，作品渐趋丰富，诗词曲文挥毫立就、名噪京师。特别是他的诗词，有的慷慨豪放、有的沉顾顿挫，有的细腻婉曲、有的潇洒自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乾隆四十二年开始讲学，六载于越，三载于扬，广交名流学士，饱览名胜古迹，写了大量的的讽谕诗、纪游诗、咏怀诗与唱和诗。还创作院本五个，填词数种，是他的多种风格成熟期。思想由矛盾而深沉，而成熟，对社会问题的洞察更加尖锐。五十四岁感激再出山，至五十九岁以病归，在疾病和忧愁中淹滞京中六年，在“报主恩”，“力疾起官”和“宦薄终难望宦成”的矛盾中，为自己“嶔嵜磊落”、“志节凛凛”的一生续上了一条不协调的尾巴。当然，蒋士铨奉行的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又具有“攀萝附葛”，不畏行路难的精神，因而他的晚年复官，也就可以理解了。

必须指出，在蒋士铨的作品中，还有一些宣扬封建道德，艺术价值也不高的作品，主要是旌表孝子烈女节妇的诗和一些应制诗，一些剧本中也流露出这种思想倾向。因此我们在研究蒋士铨时，必须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正确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他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

（原载《上饶师专学报》1981年第4期，与韩忠文合作，

本次收入时，作了部分文字修改）